于伶

“于伶”这名字，并不是他的本姓本名，他本姓任，原名任锡圭，字禹成，是他的父亲从《尚书·禹贡》篇上取“禹锡玄圭，告厥成功”而来。小时候念五年书塾的时候，用这个姓名，后来，念小学和考入苏州草桥的江苏省立二中时也用本名本姓，所以，与他交往深的人都称其为：“老任”。邓颖超就这样称呼他的，不知道的人会觉得很奇怪。

于伶在苏州念师范学校时就喜欢读剧本，南国社的演出剧目，尤其是田汉的作品，几乎能背出全部台词。从读剧本开始他爱好戏剧。虽然他在北平大学法学院念书，读的却是俄文政经系。“九·一八”事变后，于伶投入到抗日爱国的运动中，由于宣传的需要，他开始学习写独幕剧，并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的工作。1932年诞生了他创作的第一部独幕剧《瓦刀》，署名“任伽”，这是他的第一个笔名。

以后，他被“剧联”总盟调到上海，从此，连续创作了三十三个独幕剧，用“尤兢”这个笔名。这个名字很特别，有什么来历？承他相告，这外国式的名字，是学习俄文的关系，从外国人名演变而来。他从1934年开始，差不多每天在《申报·本埠增刊》上发表影评文章，也用这个笔名。那么，为什么这个笔名没有一直沿用下去呢？

因为“尤兢”这个名字太响亮了。当时，他创作的《回声》《汉奸的子孙》等是当时保持最高上演记录的“国防戏剧”，使他获得了“国防专家”的声誉。当上海沦为“孤岛”时期，已经不便用这很有声誉的“尤兢”这个名字公开活动了。也是一种无奈，或者说是于伶在话剧运动中思考的结果。

1938年，从创作四幕剧《女子公寓》开始，他用了“于伶”这个笔名。夏衍曾说：“一个笔名的改变，代表了作者的再出发和新生。”从此，于伶从“国防戏剧”转入“抗战戏剧”的创作，用“于伶”这个笔名创作多幕剧，前后共有十七部多幕剧（不包括集体创作五部）。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时代同步，尤其是反映上海“孤岛”时期，上海市民抗战这样的主题，如多幕剧《夜光杯》《女子公寓》《花溅泪》《夜上海》等，创造了用话剧表现上海人民抗战的历史画卷，而得到观众的认可。

他还用过其他一些笔名，如1938年，代主编《译报》“大家谈”专栏的时候，用“叶富根”这个土里土气的名字。这个名字也是他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的化名。因为某某根、某某富，往往是劳苦大众，苏州一带农民叫“根”的特别多，他年轻时在苏州待过六年，还写过江南农民题材的独幕剧集《江南三唱》，无怪乎他要使用这个带有地方色彩的笔名了。

用笔名延为以后的大名，在作家中不在少数。而于伶不仅用笔名改为自己以后的姓名，而且，他的子女，和再下一代子女，也都改姓“于”了。姓什么已不重要，在老于家。 

于伶在苏州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就参加了苏州学生的话剧演出，这是他戏剧活动的开始。1930年，于伶考取了北平大学法学院，有感于当时的国危民困，一连写了3个独幕剧，抒发自己的激愤，从此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

1932年，于伶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京分盟，次年，又与宋之的、陈沂等筹建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左翼剧联”）北平分盟，还组织了校外的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学生互济会等，以戏剧、文学活动的形式，展开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

1932年5月，于伶、宋之的组织苞莉芭剧社在北平上演了于伶写的剧本《瓦刀》。6月都联合呵莽剧社等演出，两次演出都受到反动军警的袭击，于伶受伤，演出被禁。

1933年1月，于伶由北平被调往上海“左翼剧联”，参加戏剧运动的组织工作。8月，任三三剧社负责人。同年剧社因与国民党军警发生流血冲突，被迫停止活动。这一年，于伶写了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独幕剧《腊月二十四》（《太平年》）和《一袋米》，首先在上海演出。

1934年冬，在于伶主持下，“左翼剧联”总结了前一段的经验教训，认为为了更有效的斗争，应开展建立剧场艺术的运动。于是1935年春，组成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了系列中外名著，提高了舞台艺术水平，扩大了话剧影响，使左翼戏剧运动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自1934年4月至1936年底，于伶在从事繁重组织工作的同时，还写了《夏夜曲》《回声》《蹄下》《汉奸的子孙》（章泯、洪深、张庚集体创作，于伶执笔）、《撤退，赵家庄》（沈西苓、章泯、凌鹤、夏衍集体创作，于伶执笔）、《神秘太太》等11个独幕剧，为宣传抗日救亡，鼓舞战斗意志，揭露妥协投降的卖国贼，发挥了战斗作用。

自1937到1941年止，在“孤岛”约5年时间内，于伶创作了《血洒晴空——飞将军阎海文》《满城风雨》《女儿国》《大明英烈传》等10多部多幕剧、11部独幕剧和广播短剧。其中《夜上海》和以前创作的《夜光杯》《女子公寓》《花溅泪》在香港、上海摄制成电影。

从《女子公寓》开始，他改用于伶笔名，和以前用尤兢笔名发表的剧本相比，创作水平有明显提高，并开始从哲理上进行人生观的探索。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烧到香港，大批文化人逃离，于伶也于1942年抵达桂林。7月，在桂林写出《长夜行》，此后，即调往重庆。1943年，于伶于夏衍、宋之的、金山等人组织了民间职业剧团中国艺术剧社。成为抗战后期重庆戏剧运动的中心力量。这一时期，他还写了《杏花春雨江南》、《心狱》等剧，并与夏衍、宋之的合写了以中国话剧界艰难历程为题材的《戏剧春秋》。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于伶回到上海，立即恢复上海剧艺社，团结了上海和重庆复员东下的戏剧工作者，演出了轰动一时的《升官图》（陈白尘著）等。同时，他还创作了《无名氏》，由国泰影业公司拍摄成电影。1947年春，在反动政治迫害和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剧艺社被迫解散。于伶同上海戏剧界一起，进行了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并积极支持雪声剧团改革越剧，演出《祝福》，支援越剧为筹建艺校联合演出《山河恋》。1948年末，于伶去香港，不久进入解放区。

1959年7月，于伶同孟波、郑君里合写电影剧本《聂耳》，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1962年6月15日，完成了歌颂上海人民在抗日救亡中英勇斗争的《七月流火》。

在“文化大革命”中，于伶于1966年8月起被囚近10年，精神和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他写过《长夜行》，“囚心何事起微波？六十生辰梦里过！俯仰胸怀天地阔，灯高影淡舞婆娑。 ”1976年“文革”结束。1977年，于伶在病势稍轻之后，即欣然命笔，重新写作。1983年2月，党中央正式为“潘杨”冤案平反昭雪，于伶在病中写了《怀潘汉年同志》的长诗。 

1996年2月22日于伶90高龄时，上海文化界领导为他祝寿，称他是：“中国革命戏剧的拓荒者，革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

1997年6月7日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