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发现的江苏南京汤山直立人化石表明,江南地区早在60多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此活动。距今六七千年前后,大江南北进入新石器时代兴盛阶段。据初步调查,江苏及相邻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约有上千处,其中有苏州草鞋山文化、南京北阴阳营文化、常州圩墩文化等。 先秦时期,江南属百越之地,后被纳入华夏版图,成为华夏汉地九州之一。[2-3]
在“二十四史”中,最早出现“江南”的记载是《史记·五帝本纪》:“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这里所言“江南”的意义极为广泛。
周太王的儿子泰伯和仲雍带着亲族来到苏南地区的无锡、常熟一带,建立勾吴王国。泰伯、仲雍“断发文身”,接受当地习俗,主动融入当地社会,并把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当地,于是上千个部族自愿归附于泰伯。[4-6]
先秦时期已经存在江南的说法,据《吴越春秋》“周元王使人赐勾践,已受命号去,还江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之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之上,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可知史书中出现的“江南”一词,在东周春秋时期,最早指的是东周时的吴国、越国等诸侯国区域。
江南水乡
汉朝时期,江南已经十分宽广,包括了豫章郡、长沙郡、庐陵郡,相当于江西省和湖南省。当然,在两汉时期,洞庭湖南北、赣江流域地区应是江南的主体,其中的“江南”说的就是这一地区。王莽时曾改夷道县为江南县,是湖北宜都地区。《后汉书·刘表传》载“江南宗贼大盛……唯江夏贼张庄、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及降,江南悉平”。
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士族相继渡淮河、长江南迁,衣冠南渡,以建康(今南京)为都,是为东晋。
隋朝时期,江南被用作《禹贡》中“扬州”的同义词,同时“江南”还有江汉以南、江淮以北的意思。因此,《史记·货殖列传》中关于“江南豫章、长沙”与“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描述。
唐朝时期,出现了较为明确的江南概念。唐朝贞观元年(627年),分天下为十道,设立江南道,范围包括湖北长江以南部分、湖南、江西(见陆羽荼经八之出江南荼之出袁州吉州),同时期苏杭则属于浙江西道。
宋朝改道为路,江南路包括江西全境与皖南部分地区,分江南东路与江南西路,其中江南东路包括宣州(宣城)、池州、太平州、徽州、饶州(上饶)、信州(鹰潭)、抚州、洪州(南昌);江南西路包括袁州(宜春)、吉州(吉安)、江州(九江)、虔州(赣州)。宋朝的江南路主要指江西省即赣江流域,同期苏杭则属于两浙路。靖康之乱以后北方人民南迁以本阶段人数最多,短短十余年,“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十一年,宋金和约达成,和约规定南宋不得接收金朝“逃亡之人”,南迁的浪潮始告消退。
元朝开始的官修地理志中,“江南”一词还有被用于行政区划。
清朝-江苏省和安徽省
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以明朝南直隶辖区设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即废除了南京为国都的地位,布政使司衙门位于江宁府(今南京),后改承宣布政使司为行省,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即改为江南省,同江西省一并由两江总督管辖,两江总督驻江宁府。顺治十八年(1661年)将江南省一分为二,东称“江南右布政使司”,西称“江南左布政使司”。康熙六年(1667年),改江南左布政使司为安徽布政使司,改江南右布政使司为江苏布政使司。 江苏取江宁、苏州二府首字而来,而安徽取安庆、徽州二府首字而来。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定江宁府为江苏省省会,安庆府为安徽省省。 至此,江苏、安徽两省行政区划大致相同。
上海
江南地区的农业尤其发达,水利工程的兴修很受重视,如东晋在曲阿(今江苏丹阳)修新丰塘,溉田8百余顷;在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筑荻塘,溉田千顷;在会稽句章(今浙江慈溪西南)修复汉代旧堰,溉田2千余顷。南朝在乌程修吴兴塘,溉田2千余顷;修赤山塘(今江苏句容市西南),上接九源,下通秦淮。人们在河道建立堰闸以控制水位,旱则开启,引江水灌溉;涝则关闭,避免泛滥成灾。又筑堰围湖,开垦出土壤肥沃、产量很高的“湖田”。因此,江南成了江南粮食的主要产区,“一岁或稔(丰收),则数郡忘饥”(《宋书·孔季恭等传》史臣语)。其次表现在手工业,冶铁作坊如梅根冶(今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与冶唐(今湖北武昌),除兵器外,多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技术也有显著进步,创杂炼生鍒法,即把生、熟铁混杂冶炼,反复锤打,成为质量较纯的钢铁,养蚕缫丝技术大见提高,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蚕茧一年收获四五次,而永嘉郡(治今浙江温州)一年收获八次。
南京
杭州
从唐宋起所赋予江南的文化,让江南从一个地理名词真正变为一个包含着美丽、文气与富庶,被世人不断向往和憧憬的词。在经济重心不断南移中,江南地区也逐渐取代中原地区,到了北宋中期,江南经济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最重要的核心地位,而如今的长江三角洲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