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

吴敬琏

1931年7月，父亲吴竹似去世；

1933年1月，母亲邓季惺与陈铭德结婚；

1936年，进南京山西路小学读书；

1937年，抗战爆发，举家西迁至重庆，在精益小学借读一学期后，进巴蜀小学；

1941年，进重庆南开中学；

1942年，转学成都高琦初中；

1944年，考入金陵大学附属金陵中学高中部；

1945年，抗战胜利，随金陵中学迁回南京，父母所经营的《新民报》成为拥有南京、重庆、成都、上海、北平等五地八刊的国内最大民营报业集团；

1947年，患上肺结核病，被迫停学；

1948年南京金陵中学毕业；

1948年10月，随母逃亡香港，待船去解放区；

1949年4月，回到北平，肺病复发，住结核病医院；

1950年入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经济系，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转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

1952年，肺病再犯，住疗养院，结识金陵女大儿童福利系学生周南；

1952年9月3日，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并入南京大学，经济系调整至复旦大学经济系；

1953年，大学毕业，因肺病未愈，留校一年；

在中国政法大学，对话著名法学家江平

1955年到1956年跟阿·毕尔曼，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1956年到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

1956年6月，与周南结婚；

1957年，因为犯有在青年中宣传《在桥梁工地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类“右派小说”等“严重右倾”错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1959年4月，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

1960年5月，《经济研究》刊出《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这是第一篇产生较大影响的长篇论文；

10月，参加孙冶方组织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写作班子；

1961年3月，参加中央宣传部举办的毛泽东《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学习班，参加于光远领导的《政治经济学》写作组；

1963年初夏，长女吴晓莲出生。

1976年以后，他进入了工作最紧张、成果最丰硕的时期。

1983年至1984年7月一度赴美国耶鲁大学进行调查研究。

现工作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为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人民网》专栏作家、专家 。2011年荣获“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公共经济学家殊荣。[5-8] 

1954-1984年中国科学院(后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56-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

1957-1974年12月3日，师从顾准研究经济学。老师顾准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待时守机”

1979——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1979年开始,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

1982年和别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

1983——1984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做访问研究员

1983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984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4-198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

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吴敬琏

1984年至今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其中1984～1989年任常务干事，1985～1990年任动态组组长

1985年至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主编

1990年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委员

1992年起《改革》杂志主编

199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199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研究员

1999年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CollegiumBudapest)，研究员

2007年吴敬琏等100名海内外英才分别摘取了2007十大系列英才称号

理论经济学

比较制度分析

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

现代公司治理

市场经济学

2005年3月，吴敬琏被授予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授奖理由如下：

吴敬琏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发展基础理论，推动市场取向改革

运用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吴敬琏通过分析和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他在《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1991)一文中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无例外地是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或称“混合经济”。这种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自己的调节和引导，修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

1984年7月，吴敬琏参加由马洪牵头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意见书的写作，它肯定了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为其正名，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对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作出了贡献。

1992年4月，吴敬琏向中共中央提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建议。

1997年5月，吴敬琏撰写的“把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研究报告，由他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向党中央提交的“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研究报告，对确立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有进有退的战略调整作出了贡献。

1999年，吴敬琏负责国务院发展中心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课题研究，向中央提出了现代公司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议。

2000年，吴敬琏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警惕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

提出适时转变到整体改革战略

以吴敬琏为首提出的这种“整体改革”的主张，是我国理论界最具代表性的学派之一。

国有经济调整与国企改革

规划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路径

在80年代中期吴敬琏提出，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并不是放权让利，而是实现企业制度的创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方向，则应当是改组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公司。

80年代末90年代初，吴敬琏和他“整体改革学派”的同事阐明了现代公司及其治理结构，走到了企业和企业管理研究的前沿。

沿着企业制度创新的方向，我国在90年代后期确立了公司治理结构(法人治理结构)的观念。吴敬琏关于确保所有者“在位”，防止“内部人控制”，确保董事会履行受托责任，确保董事会对高层经理人员的监督，对经理人员给予足够的激励，发挥证券市场在增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等论述，对于深化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论证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要性

90年代中期以后，吴敬琏对发展民营经济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1998年，吴敬琏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应当以民营中小企业作为分流国企下岗职工、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渠道；同时提出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措施。1993～2004年他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进行过多次考察。

他对温州、台州地区发展民营中小企业作出的总结对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倡导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

倡导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

1988年，他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对转轨过程中的腐败现象进行分析，揭示了“官倒”等腐败现象的实质，也为反腐倡廉指出了正确的途径。

吴敬琏指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转型时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变革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由此，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

因此必须加快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建立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

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在缜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1984年12月，针对当时出现的经济增长过热、货币投放过多的情况，以吴敬琏为课题组向中央领导报送了《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专题报告，提出必须对此制定总体对策，进行综合治理。

这份报告对1985年宏观经济调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8年4月，针对在高通货膨胀情况下实行物价闯关的决策，他提出《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的研究报告，指出：在需求膨胀和待实现购买力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对价格作较大的调整和放开部分商品的价格，“是一种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的选择”，“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除理论活动外，吴敬琏在经济学和企业管理教育以及经济学信息和知识传播方面的卓著成绩也为各方面人士所称道。

为了表彰他的贡献，他曾在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五次获得中国经济学孙冶方奖；他的学术著作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全国图书奖等多种奖励；2001年香港浸会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2003年国际管理学会(InternationalAcademyofManagement)授予他“杰出成就奖”。 

吴敬琏曾经提出中国股市“赌场论”，主张维护市场规则，保护草根阶层生计，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是媒体和公众眼中的学术明星。在2007年3月参加政协会议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言论，从反对春运铁路票价不上浮到主张城市拆迁不应按市场价补偿等等，他的评论引发了很大争议。

曾经被指责为美国间谍，透露中国的重要经济数据CPI，（西方国家每个季度的经济数据包括消费者信心指数都在政府网站公布），后来该指责被澄清。

吴敬琏以“敢言”著称，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年逾八旬仍行走在乡村之间，由他所带头成立的富民基金（乐平公益基金）为广大农户的生活带来生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

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国际顾问理事会理事、国际管理学会会员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主编

《改革》杂志主编

2020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聘任新一届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的决定》聘任为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聘期为五年。 

据香港“中评社”报道，中国大陆重量级经济学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7日上午在台湾前海基会董事长洪奇昌陪同下低调踏进民进党。据悉，吴敬琏是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上任以后，第一位到民进党拜会的具有半官方色彩大陆学者。随同吴敬琏拜会民进党者，包括一位研究员、助理研究员，以及一位国台办官员。

另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前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董立文说，大陆学者吴敬琏访问民进党，“显示大陆不再把与民进党交流当禁忌，是对台政策变化的讯号”。

报道称，中国大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9届、第10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且有官方色彩。他7日拜会位于民进党中央党部的智库，和民进党人士会晤，且事后由民进党中央证实，“则属罕见”。

民进党执政时期的前台湾“陆委会”主委、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吴钊燮说，民进党过去常与中国大陆一般智库学者接触，与吴敬琏这么资深的官方智库人员接触，“是个难得的机会”，但不涉及“民共交流”。

前民进党“立委”林浊水说，“吴敬琏是中国大陆的改革派经济学家，到民进党拜会很合理”；比较罕见的是过去多由中国大陆专攻台湾研究的学者访问民进党，吴敬琏并非台研学者，这点比较特殊。 

中新网11月8日电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前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董立文说，大陆学者吴敬琏昨天(7日)访问民进党总部。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吴钊燮已证实此事，他表示能和吴敬琏这么资深的官方智库人员接触，是个难得的机会。

前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林浊水说，吴敬琏是大陆改革派经济学家，到民进党拜会很合理；比较罕见的是过去多由大陆专攻台湾研究的学者访问民进党，吴敬琏并非台研学者，这点比较特殊。

尽管台湾媒体在报道中多强调吴敬琏的“大陆官方学术单位成员”、第9届和第10届政协委员等身份。但民进党方面表示此次来访不涉及“民共交流”，林浊水提及，未来是否能打开民进党与大陆的频繁交流，将是观察重点。 

与80后谈中国梦

在2013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三届年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跟80后们作了一次小范围的沟通，相信吴老的很多观点会对80后一代的成长有很多启发。吴老说我不太觉得中国梦是一个新的问题，“中国梦”能够实现的可能性，十八大给了我们希望。

吴老说：中国梦你可以把它概括为一些基本的元素。基本元素可能是大多数的中国人，特别是一些有见识的中国人共同的。它表现在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那里提到：独立、自由、民主、统一。

这好像是大多数中国人所具有的中国梦。虽然有党派的区别，但是实际上也许当时主要两个中国政党，他们自称都是代表着这样的中国梦。

在1949年以后实际上也是一些基本的元素，还是大多数人具有的。只不过在前三十年，达到时下中国梦，他走的路径和后三十年有区别。

前三十年希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建立一个计划经济，实现工业化，通过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来实现中国梦。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觉得这条道路是实践不了的。所以就有了新的实现中国梦的途径。

当然为了实现一个强大、富强、独立的中国，它在前三十年要经过一个道路，经过一个道路是东方国家普遍都认可的，就是所谓的威权发展主义这么一条道路。

威权主义非常有权威的政府，在他的统帅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实现。发展主义，就是一切工作目标就是为了发展。在威权发展主义下实现。结果发现不行。还是要有一个市场经济。

中国梦到了世纪之交有几个要点，有人把它叫做富强，还有人叫做富裕，民主文明，后来加了和谐。到十八次代表大会，又加了二十四个字又加了一些元素。比如说自由。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东西，特别是对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对于我们父兄那一代人都不是新的东西。

但是十八次代表大会给人一种希望，它的可及性有了新的目标。特别是80年代改革以后，我们向这个目标前进的很快。但是又发生了新的问题。这个新的问题发生，它是这样的。大概在了这个世纪之交，原来上个世纪就有的矛盾尖锐化。它主要的从经济范围的表现是资源的耗竭，资源用的太多，国内的资源就不够用了。像很重要的资源石油，石油大部分靠进口，还有铁矿石等等。第二就是环境破坏。像雾霾这样的问题，环境不适合人类生存了。另外在社会方面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腐败。跟腐败相关的一个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拉大。

这个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对于这些矛盾从何而来，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像我们这些人的解释是说因为我们的改革来到了。

特别到本世纪初改革放慢了，甚至出现了停滞，所以这些矛盾越来越尖锐。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说法，就是因为市场化的改革造成的。而且十八大前一年左右吧，也许后一种观点占了上风，于是就发生了一些领域的改革不但停滞而且是倒退。比如说在一些重要产业中的国进民退，还有法制受到了破坏。

司法公正我们已经取得的一些成就丧失了。我们建立法制国家是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十六次代表大会作为进一步地推进。从我们的司法部门也做了一些改进。但是你看，从重庆这样的事例来看，三长联合办案，都是公安局长、检察长和法院院长一块联合办案，三者是互相监督的。他联合办案，先就定了这个人是什么罪，未审先定罪。我们这些年来，我们做的建立法制国家，做的好多工作虽然没有到位，但是真是有很多的进步，这些进步都一扫而光。所以在十八次代表大会前的一年左右有很热烈的讨论。一方面在讨论中，人们认识真理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事件。

这些事件都说明，如果背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方向，它是绝不会有好结果的。不管从纯的经济方面来说，还是从社会政治方面。

应该说在十八大前一年认识上有很大的提高。因为十八次代表大会它到底往哪里走，这一点应该说它是明确做主流判断就是要坚持市场改革这个方向的。另外在建立法制国家和提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方面的要求。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梦”能够实现的可能性，十八大给了我们希望。可是这是不是能够实现还是需要大家的努力。

2013年3月16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出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论坛，并发表“中国怎样重启改革”演讲。 

2019年12月18日，吴敬琏入选“中国海归70年70人”榜单。 

2020年12月18日，位列《2020中国品牌人物500强》第15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