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上帝》在很多人看来是冗长的沉闷的,但这种冗长沉闷本身却承载着及其重要非常核心的作者观点:正义不会从天而降,上帝也不会主持公道,正义只可能是复杂艰难的抗争的结果,这个结果可能花费了巨大代价但仍触及不到根源,但也绝对不会徒劳无益,这种冗杂实际是叙事体内外的一种统一一致。
例如第一个主角亚历山大,他的段落充斥着大量的旁白,以这种方式表现他与教会之间信件往来的内容,这一点遭到很多人诟病,但我认为这是十分必要也是最为华彩的一个设置。欧容为什么不直接拍他与教会人员的正面交涉呢?因为这种间接的交流给观众带来的阻塞感、不畅感非常有效地表现出了亚历山大申诉的低效和难以接近真正权力的无力。旁白或对白使用的同时欧容又使用声画对位(声音闪前),即声音先于它出现的场景,或和人物的动作进行叠加,以突显亚历山大的坚毅和迫切的决心。而这一整个部分,是最令我感动的,即使后来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几乎所有的努力都是成效甚微的,但欧容的一种执着似乎亚历山大的执着印证着那种“统一一致”,形式内容形成共鸣,以及用大量移动摄影执着地去拍亚历山大的行走,包括几次长焦镜头中,亚历山大垂直地走向摄影机(直面的勇敢)、跳跃的逻辑性剪辑(行动的连续,不因受挫而阻断),这些都体现着一个普通受害者的主动性,在他不具备《聚焦》里的记者那样的专业技能,又没有违背程序正义伸张真正正义的超人力量,以至于这种朴素的主动性很难不令人动容。我现在可能已经记不清那些繁琐的申诉流程和顺序,但他穿过每一条街道、进出每一个场所的身影,我永远不会忘记。
亚历山大的天主教家庭背景,让他对教会抱有天然的信任和对宗教的绝对虔诚,所以他的诉求始终仅仅针对神父本身是否受到裁决,这种方向性错误和他的势单力薄导致了他的发声是不中要害的。到这里电影出现了结构性的推进,这种推进回答了“在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我们还要不要做什么?”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事实是,行动未必能撼动强权,但信念和希望一定能传递下去。这里形式上视点的转换又对位了叙事上信念的接力。
第二个主人公佛朗索瓦无神论的宗教观,以及他受到神父的伤害没有亚历山大严重,使他的意识更加清醒,更加具备勇气,并且不会被情绪所牵引,他很清晰地认识到教会体制内部的腐坏和相互包庇。而在统筹方式的设置上,他也相对亚历山大有了明显的升级,我们可以看到弗朗索瓦不断地打电话,通讯的方式由信件变成了声音的直接触碰,前者起初的孤军奋战也变成了众人拾柴,进一步变为面对面的高效交流。情节上的客观结合结构上的主观在现实意义之上赋予了更深一层的意义。
在铺满了整个叙事空间的主动行动元之中,欧容细密地在三段式、三个轴心人物的周围铺排、插入了诸多客观的现实困境,几乎涵盖了所有儿童性侵的社会、伦理议题,比如受害者之间的阶层差异、侵犯造成的情感障碍(亲子、兄弟、伴侣)和生理后遗症、足够有代表性的父母群体的不同反应和态度。这些问题直到影片结束,几乎一个都没有得到解决,导演也没有试图去做人为的和解,他依然和角色保持一致,全然没有顾忌,依然专一地注视着主角在现实阻碍和重压之下逆风而行、追逐正义的过程。
《感谢上帝》让人感到“不好看”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对性侵者的描绘同《聚焦》一样“寡淡”,对立的回避也就消解了冲突的激烈,除了几处象征角色敢于直面羞耻过往的闪回,只有两次正面出现,即使如此,我们看到的也只是一个普通老人。欧容矛头所指的并非“恋童”,“恋童”在他看来只是一种病,没有必要刻意丑化恋童者,他们“就是那样”。尽可能回避这种带有奇观和消费属性的概念,虽然削弱了可看性,但这种叙事减法使他们面对的那种更加抽象的难以撼动的无形的力量、狡诈丑恶的人性和坚硬腐败的教会体制赤裸裸的暴露无遗,也使得结尾巴尔巴林主教谦和的表面下那句“感谢上帝”更加讽刺、更有力度、更加令人震颤。这种纯粹统一的受害者封闭视角实际上汇聚成了一股更加沉静、更加凝重的宣泄势能。
而黑暗和邪恶力量的正面表现被欧容巧妙融入了视听语言,从亚历山大第一次接触女调解员开始压力就无处不在,亚历山大和她坐在画面的正下方,上方则被空旷、森严的教堂空间所笼罩,形成一个人物极为弱势的构图;亚历山大在教堂和巴尔巴林主教在教堂面对面交谈时,画面逆光,人物被蒙上阴影;亚历山大和神父对峙,使用低角度取景,且二人始终未曾同框;包括结尾通过上摇镜头拍到的教堂外部;主教居室内也以大红色块作为主要视觉基调。
之所以认为这部作品要优于大多数此类题材的电影,是因为作者既绝望又积极的姿态,有观察、有立场、有方法论,简单来说就是它囊括了所有关于神职人员性侵可能涉及的话题。不试图煽动情绪、赚人眼泪,打破了神话叙事,不会本末倒置、扭曲事实;其次文学式的叙述足够客观真实,符合现实逻辑,不去掩饰现状的消极和正义的无力;最后在这两点基础上欧容又完成了对个体、对体制、对信仰递进式的拷问和控诉,同时在特别积极地寻找解决的方法:在阴云之下、黑暗之中,我们能做点什么?我们要做点什么?我们应该相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