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评写不下，改成长评。 因为看了《小花》，想起当时看这部剧，有些念头，当时想讲却疏懒未落笔的。《绒花》《妹妹找哥泪花流》是当年电影留下的财富，剧版这两首歌也是演唱出来味道的，很添意境。(17年《芳华》中韩红演唱的版本实在无味极了，空洞无神，失去了那分纯真深情，还唱什么呢)我就直接讲下大结局，最后的韩府对峙，韩长发枭雄末路，赵永生则慷慨正气，在三位梨花带雨的妹妹前，绝对是最给人安全感的哥哥。韩长发最后向赵永生开了枪，自己紧接着也被打成筛子。三位妹妹齐声喊出"哥哥"扑向赵永生。我当时觉得这个情景可以简单改写下。觉得梅霜应该再喊出口一声"爸爸"，但还是扑向赵永生。觉得这样情感纠结更复杂些，也更真实。现在再想起却觉得并非如此。那个对峙情景下，对于梅霜，与韩长发，揭开非亲生秘密后的距离排斥感，更加深一分了。而对翠姑，更多恨与难过，哪来得及体味父女相认。最后又是韩长发先开枪，那短短几瞬间，谁会关怀他呢，他也就是孤寂彻底的末路穷寇了。最后赵永生中枪了，眼里还都是坚强的深情。没交代结局，他可不能死啊(???????)留下三个可怜又可爱的妹妹该怎么办。

电影里是含蓄地表明翠姑最后伤重牺牲了。剧版是赵永生生死不明。原著小说在网上找不到，不知道原著中是什么结局交代。

演员出身的美国导演斯坦利·图齐（Stanley Tucci）带着自己的第五部导演作品《最后的肖像》（Final Portrait）来到柏林，二十年前他初执导筒就拍出了相当不俗的《狂宴》（Big Night，1996），但此后创作的每部电影都在走下坡路，《最后的肖像》仍是一部平庸之作。与图齐2000年的导演作品《乔的秘密》（Joe Gould’s Secret）有一定相似性，《最后的肖像》也讲述一位年轻作家和一位年纪较大的艺术家之间的故事，长者也同样给年轻人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那是1964年，离瑞士著名雕塑家、画家阿尔贝托·贾克梅蒂（Alberto Giacometti）去世还有不到两年时间。他找年轻的美国作家、艺评人詹姆斯·劳德（James Lord）为自己作肖像模特，劳德虽然正好有计划要返回美国，但有如此大家为自己画肖像，还是一口答应。没想到，本来预计两三天时间可以完工，最后却因为贾克梅蒂偏执狂式的追求和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而无限期地拖了下去，劳德只得一次次改机票。

表现艺术家创作过程的电影往往不太成功，这似乎已成一种传统，也许是“创作”这一既虚又实的过程很难用影像来表达而不落俗套。图齐虽然在影片的节奏上作了很大努力，但艺术家创作中的反复、偏执和痛苦仍然显得千篇一律、乏善可陈。艺术创作的成果是神奇的，但其过程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其实不只是创作，如果要用传统方法在银幕上再现人类精神活动的过程，往往都会出问题。比如2012年德国名导玛格丽特·冯·特罗塔（Margarethe von Trotta）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很多方面都十分出色，但是在表现阿伦特“思考”的时候用了大量空洞镜头——思考和抽烟、发呆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这不仅仅是演员表演的责任，电影创作者也需要思考怎样通过艺术手法巧妙地表达出这些抽象的人类体验。

当然，还有一种拍艺术家的方法，那就是选择一些更“有戏”的人物。努坦（Bruno Nuytten）的《罗丹的情人》（Camille Claudel，1988）和杜蒙（Bruno Dumont）的《1915年的卡蜜儿》（Camille Claudel, 1915，2013）都是很好的例子，他们抓住卡蜜儿·克劳戴尔这位经历奇特的艺术家，在她罗丹情人、保罗·克劳戴尔（法国著名作家）姐姐和女艺术家三层身份之间游走，给乏味的创作过程和艺术家生活加上几层“有趣”的内容。这两部影片当年也都在柏林电影节首映，前者帮助伊莎贝尔·阿佳妮获得最佳女演员银熊，后者也受到评论者和公众的一致好评。

另一个例子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2003），从画家与绘画对象之间的故事出发，加入周边环境制造戏剧冲突。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就是有趣，但也容易陷入庸俗的套路。《最后的肖像》显然想走这条路：贾克梅蒂不断推翻自己已经基本成型的画作并返工，又因与情妇和妻子的纠葛而影响工作进程，甚至有时只是一时兴起就放下画笔出门散步，这些都给急于回美国的劳德造成很大困扰。

但这样的艺术家形象并不罕见，而且导演所塑造的人物与其艺术严重割裂：我们在片中看不到贾克梅蒂的偏执和他的风格之间的关系。那些奇形怪状、骨瘦如柴的人物雕像来源于他坚持做“自己所感知的事物”，因此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和形式主义都无法概括他独特的风格，而这种对自我感知的强调与他的偏执和反复是有关联的。可惜这些在片中完全看不到，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刻板印象：不满意自己的作品就骂句脏话把它涂掉，视钱财如粪土就把钞票往床下一扔。图齐唯一的法宝就是奥斯卡影帝杰弗里·拉什，期望他能撑起这个人物，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拉什的语言、神态都只能在非常程式化的几个选项间替换，基本已被脸谱化。

虽然影片大量取景地是在伦敦，但故事发生在巴黎。图齐用来表达巴黎的方式和他表现画家身份和劳德中产上层身份的手法一样庸俗不堪，就是人尽皆知的图像之堆砌。他片中的巴黎是石子路、老建筑、咖啡馆和喜欢时尚与奢侈的女人，一切都夸张而空虚。不管拉什怎么装意大利口音，不管两位法国女演员怎么营造巩固法语法国的刻板印象，这一切都只是空洞的符号，没有灵魂。《最后的肖像》完全依赖于人们对画家本身的兴趣和劳德为贾克梅蒂所作的传记，然而文字上的丰富却不能挽回图像的失败，这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语言。

好莱坞当红帅哥阿米·汉莫演的劳德继续了他一贯的面瘫表演，但这次却恰到好处，两个主人公之间的地位关系决定了劳德在表达不满时的含蓄，这些汉莫都拿捏得很到位，六十年代西装笔挺的造型在他身上也得到完美呈现。然而劳德作为一名同性恋者和同权运动分子的一面在影片开拍时常有媒体提及，最后在片中丝毫没有出现，有可能是为了挽救已经臃肿不堪的叙事，全数剪掉了。

今年柏林主竞赛中有另一部关于艺术家的影片《博伊斯》（Beuys）。约瑟夫·博伊斯与贾克梅蒂十分不同，后者抽象、晦涩、作者风格强烈，前者则强调艺术的社会性，并赋予艺术一个广泛的定义：生活和社会中的一切都可以是艺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他逐渐从早期的图像和装置艺术转向了行为艺术，也因此留下了大量影像资料，再加上媒体的关注，导演可以调用的影像档案数量很大。但这同时也是该片的诅咒，名为纪录片的《博伊斯》拍得更像是个科教长视频，无非堆砌博伊斯人生，人物访谈也没有提供任何辩证的信息，只是在赞颂艺术家，造神式的访谈是最没有价值的纪录片元素。博伊斯的艺术价值与他的政治生涯和观点密不可分，本来为关于他的纪录片提供了另一个维度，但当导演一昧歌功颂德，就不但丢了政治也失去了艺术。

如果说《最后的肖像》失败在用影像硬碰硬地去描述创作这一抽象过程，那么《博伊斯》的问题就出在人物履历式的影像堆砌。但两者的共同点是影片的作者缺乏对艺术家的深入理解，剧情片中任何无聊的创作过程，都是因为导演没有理解艺术家的作品和人生，所以在以另一种方式重现的时候只能表现其皮毛，尽量“装”得像当事人即可。而纪录片的挑战就是要深入挖掘人物的多面性，资料影像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当事人愿意被拍摄——既然愿意，就一定对镜头有所期待。对这些影像的甄别和处理，需要对艺术家的作品有所感悟，也更便于拍出有辩证性观点的作品。

正如贾克梅蒂所说，对于艺术家来说，重要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你是怎样感知它的。拍关于艺术家的电影，不是要对他们的生平进行复制，而是与其技艺、人生进行一场对话，而导演自己的理解要比传记作品、影像资料重要得多。

（本文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2017年2月16日。未经授权，严禁转载、引用。）

文中提到的另一部柏林竞赛片：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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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十几天的时间看完了这部电视剧。薛岳，人物性格描写很细腻，以国事为重，移孝作忠，在我看来已经是做到了忠孝两全，打仗善于使诈，打心理战，调兵遣将很有章法，不枉战神名号，国军正面战场的描写很真实，在面对日军的飞机大炮的火力优势下以血肉之躯挡住一波又一波进攻，还有毒气弹的攻击，在这部剧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国军各派系军阀之间的斗争，而是在面对国仇家恨的外来侵略时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豪情，很好的展现了抗战正面战场的残酷，特别是川军和湘军，川军向来在抗战中以勇猛著称，湘军则是在家门口作战，用薛岳的话来说，背后就是自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湘军顶得住，这些所谓的杂牌部队虽然不比第十军，七十四军有战斗力，但是我却认为他们确是抗战之中流砥柱。总之，这是我看过描写抗战正面战场最好最真实的电视剧，没有之一，在所有的抗战剧中仅次于亮剑。至于大家所诟病的彭主任，说实话，我也很无语，看大家的评论也看笑了，不过也不能要求太高，至少该表现的已经很好的表现出来了，这就够了，多一些理解吧。再说这部电视剧的制作，我认为用精致来形容不为过，全剧日语配音，包括饰演冈村宁次，阿南惟几和东条英机的演员，和历史人物本身也很像，确实是下了功夫的，全剧剧情与史实也基本吻合（大家说的某党乱入就不说了）。总之，此剧大赞！

有一些情节令人印象深刻，比如：薛将军尊翁驾鹤西去，将军移孝作忠。

薛岳将军长跪于父亲像前：爹，打我十六岁离家起。就再也没有机会长侍在您的身边，伯陵不孝，从小你就教导我，克服汉族，惟武是尚，经生坐谭，无当大局，亟需习戎，以应时变，我当不忘您的教诲，谨记家训，遵从您的遗愿，百孝不如一顺，以国事为重，移孝作忠。

然后在地上狠狠的磕了三个响头。

还有一段就是，第一次长沙会战，营田失守，十五集团军有被围之虞，蒋公主张退守衡阳，派白，陈二人至前线传达指示，将军说了下面一段话：

我长沙背靠大西南，上接湖北的第六战区，下接两广的第四战区，怎么能说是孤城呢？反观日寇，既要守武汉又要守南昌，他们进攻长沙的，除了空中支持，得不到任何增援，这才实实在在是孤军，这也是我把决战地点放在长沙的根本原因，两年多来，我们上海丢掉了，南京沦陷了，现在南昌也没了，退退退，一退再退，我们还要退到哪去，打仗打的就是士气，如果败退都成了一种习惯，那重庆也终将守不住，如此这般，那国家民族，还要我们这些军人干什么？

那就请二位长官转告委座，胜，乃国家及委座之福，败，则我薛岳自杀以谢天下。

白崇禧说：“伯陵兄，你忘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吗？”

“但军人更有守土保国之天职！就是砍了薛岳的脑袋，长沙我也绝不放弃！！”

说罢摔门而出。

借用蒋公话来说：这样的军人，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类似情节还有很多，不胜枚举，那段历史，每每读来都是令人壮怀激烈，热泪盈眶啊。

看得出导演很努力在八面玲珑，编剧很努力在重温旧梦，演员很努力在煞有介事，Tom和Jerry很努力在大动干戈。但问题是，它不好笑啊！其他说啥都白搭。其实大银幕版的T&J三十年前就拍过，评价也很差，大概这种无脑暴力互殴的风格很难让观众保持一个半小时的注意力。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主创想到与真人结合的形式，在豪华酒店里闹鼠灾也很合情合理。可惜影片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开发地狱，最后的答卷终究流于肤浅、喧宾夺主、矫揉造作、不伦不类。从特纳到华纳，还是未能重现80年前米高梅的荣光（7获奥斯卡最佳短片）。看来不是每个IP都能复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