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木逢春》这部电影上映于1961年，由郑君里执导。以前已经看过该导演《乌鸦与麻雀》，《一江春水向东流》作品，这部《枯木逢春》也给了我很大惊喜，尤其是在当前这个背景看这部描绘建国后防治血吸虫病的电影，引发我很多思考。

没想到豆瓣评分只有6.8，考虑到这部电影提出的问题那么重要，跨越时间直到今天依然在叩问我们、警醒我们，这样的评分对这部电影是大大低估了。

当时只道是寻常

整部电影围绕方妈妈一家展开，在建国以前他们一家因为躲避血吸虫病颠沛流离，期间方爸爸因为这个病去世了，方妈妈和儿子冬哥为了躲避国民党抓壮丁和收养的女儿苦妹走散了。建国后，苦妹成为了生产队长，和派遣到村里拖拉机站的拖拉机手冬哥再次相遇，没想到苦妹染上了血吸虫病，使得互生情愫的他们难以在一起。最后在中西医通力配合、群众群防群治下，苦妹的病治好了，她和冬哥有情人终成眷属。

苦妹和村里很多人都患上了血吸虫病，他们可以直接在村附近血防站得到救治；

他们在生病期间不用担心因为误工而被解雇的风险；

不用害怕生病花去太多钱而给家里带来太大经济负担；

不需要担心周围人的冷眼旁观，邻居帮忙照料他们的家人和孩子；

不用担心医生和医院为了赚钱而过度医疗，血防站的医生相互配合，为了他们的健康尽心尽力。

这可不是仅仅归因于当时世风良好、人际关系淳朴，而是有系统的制度保障呀。

公有制下的公共卫生医疗系统不以盈利为目的，以救人为根本，甚至这种使命具有政治意义。当苦妹被救治好以后，她感谢了主治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回答说不是我，是党救了你。医生被视为组织派过来的救星，他们治病救人被赋予了更崇高的意义；

村里生产有合作社，不是一户户单打独斗，丛林法则，而是集体协作，共同生产。苦妹患上病之后，她哭诉道，自己有双手，要劳动，要进入社会主义。这种状态和雇佣劳动者完全不同，她是迫切希望劳动，在患病期间力所能及为合作社编织草鞋。打工人则是希望躺平、摸鱼，劳动对他们而言是痛苦的。苦妹和其他生产者不是零和博弈的竞争关系，电影通过抢收场景展现了他们之间的劳动合作互助关系，这一经济关系是村里熟人社会之间和睦相处而非相互攀比的基础。

刘医生和罗站长之争：防治血吸虫病如何能成功

防治血吸虫病需要医学研究的支撑。刘医生是省城派下来的专家，他认为药物是消灭钉螺的唯一的最好的方式，他的研究发表在了国际期刊上，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但他轻蔑民间的土方子，对中医和中医药不屑一顾，对待病人的方式是完全将其客体化。

电影中，在治疗病人的紧张过程中，他要求请假去参加学术会议，受到质疑后他义正严词为自己辩护，“我关心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更多的人”。他临走时答应为苦妹买上当地买不到的中药，谁曾想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忘记买药了，使得苦妹的治疗难以继续，甚至可能威胁到她的生命。这时，我们终于发现他心里是没有病人的。

罗站长主张防治血吸虫病也要实行群众路线，这一度遭到了刘医生的耻笑。罗站长对病人非常关心。电影有一幕对比强烈，刘医生开会忘记买药，在病人命悬一线之时，罗站长淋着雨带着药回来了，他把身上的雨披包在了药箱以防受潮，而自己淋得像个落汤鸡；罗站长对病人家属的情绪也照顾到位。方妈妈在知晓苦妹生病后，她希望采一些土方子草药来治病，在刘医生表示不屑之后，罗站长陪她聊天并将她送回了家。后来一些专家研究发现将钉螺掩埋的土房子的确是有效的，这一点也证明不加验证地完全否定土方子是多么傲慢；最后，预防血吸虫病，需要兴修水利、清理粪便，这些都需要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才能高效完成。

这两个典型人物之间的争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在防治传染病过程中，我们仅依靠专家，依靠技术路线就能成功吗？

此外，不仅仅是医疗科学，还有其他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做科研、写paper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部电影给出了很好的回答，在今天这个答案依然有效。

我们是否曾忘记了什么

电影中有很多场面都令人感动。

苦妹患病后哀求医生，求求您医治我的病，我有双手，我要劳动，我也要和别人一样进入社会主义；

村里人问罗站长，您见过他老人家嘛，他老人家说了什么。罗站长说他老人家在听了血吸虫病患病情况的汇报后，摆了摆手说睡不着；

苦妹恢复健康后对刘医生说，感谢您救了我的病，刘医生。刘医生说不，是党。

还有那些勃勃生机的人物。

电影中的冬哥那么富有健康的、阳光的魅力，苦妹在劳动的时候是那么自信轻快，普通人对未来充满了那么多期盼，日子是那么有奔头。

看完电影，窗外是一片灯火璀璨，在一路狂奔之后，我不禁在想，有一些东西我们好像已经忘记很久了。

内心颤抖着，呼唤着，虽然那些东西被无数次否认、逃避，但它们似乎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等待着后来人拂去尘埃、再现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