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档虽然有八部(以上)影片,只有《悬崖之上》让我有一种疫情后久违的影迷过节之感,张艺谋的牌子仍然保留着这种号召力。它制作班底、演员、前期宣传物料做得扎实,章子怡也来为张艺谋捧场,而影迷们在线拉片,聊聊电影本身的事。不论电影是好是坏,它让我们发生了有效交流,联结更紧密,就像舒服的春日一般。
其实,电影里也藏着一出中美际会的大戏。
影片出现了《淘金记》海报,体现了一段卓别林面包舞场面,任务的密码隐藏在一本名叫《梅兰芳游美记》的书中。作者齐如山记录梅兰芳首次访美的过程。正是在这次访美,梅兰芳结识了卓别林。
这两个细节的选择似乎跟故事本体没有太深联系,也做不出什么过度解读。但是,它可以成为我们推断张艺谋对电影理解的依据。就像《活着》里的皮影戏一样,张艺谋或许有心回归(他所理解的)电影源头,梳理自己的创作理念。
坊间传言梅兰芳喜欢《大独裁者》。有段未经查证的梅兰芳对卓别林的评价:“他在银幕上几乎看不见有欢乐大笑的镜头,至多是讽刺性的冷笑,或者是痛苦的微笑。他的内心活动是深藏不露,不容易让你看透。一种富有诗意的、含蓄的像淡云遮月、柳藏鹦鹉那样的意境,是令人回味无穷的。”
谍战片和卓别林默片的相似之处就在这段话里,整体含蓄、内敛,可以被允许没有圆润的故事,靠情节巧合来制造表演情境。《悬崖之上》的另一溯源,让·皮埃尔·梅尔维尔电影的部分特征亦可追溯至卓别林。从影像和表演上来看,《悬崖之上》符合这样的观感。
《悬崖之上》是一出群像戏,汇聚了于和伟、张译、秦海璐、倪大红、雷佳音等八九位“戏精”级演员。张艺谋接受自媒体采访时也说,“群像戏得找一批会演戏的人。群像戏找新人难度非常大。”
不过,在剧作上《悬崖之上》是表面的群像戏,内里的大男主戏,所有人物(除刘浩存饰演的小兰外)都在给于和伟饰演的周乙递戏。小兰是看完卓别林面包舞的“戏外之人”,更像是导演心中的一方净土。在这出男人(拍的)戏里,小兰是理想,周乙才是现实。所以,这个五一档几部电影,有那么多精彩的表演,只有于和伟一个角色突围了。
为了突出表演,影片用最精炼的台词完成构建:它展现丰富的手上动作和面部表情;一些重点场面像梅尔维尔《海的沉默》,把台词减到最少,以突出影像和表演的表现力;倪大红饰演的高彬查卧底时对周乙的一句话,便交待了余皑磊饰演的金志德的人物性格。
影片也存在多处巧合的发生,这些巧合是网友口中的逻辑硬伤,小兰在火车之间开枪,没有引来士兵(有个鸟瞰镜头粗糙交代了士兵往相反方向行进)。这些巧合,增强了人物的命运不确定性,人物的行进轨迹没有像任务设计的那般严丝合缝,而更能够考验角色的临场心理、瞬间情绪、毅力品性,给予更有层次的表演空间。
这种人物命运的不确定性,也是本片悬念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麦格芬式悬疑空间内,把信息交待完整或许不是重点(比如影迷@陀螺凡达可在豆瓣指出影片缺少一些镜头),张艺谋借着镜头和剪辑,更多是在依靠表演落定每一处悬疑设计,以建立影片的节奏。影片虽有120分钟,它的观感并没有那么长。
张艺谋还有尝试违反谍战片类型规律的迹象,比如加入幽默,金志德和周乙影院门口的一场戏和后续金志德被审讯,让不少观众笑场,看到这里时,那种被悬念牵引的紧张感便被缓和了。
故事则由任务明线和情感暗线组成。影片像《淘金记》一样在茫茫白雪中展开,四个人分药片,交待任务,铺设悬念,为开篇定调,这一段开场同时也交待了四个人不同的情感暗线,由寻子和爱情组成:小兰带着疑惑、表情纯真;楚良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在面对家庭关系上,王郁比张宪臣更稳定。
为了讲好故事,有些张艺谋的早年视觉特征没有变。室内戏昏黄发暗,室外戏白到发蓝,对比鲜明。《悬崖之上》在视觉上可能相对更像《大红灯笼高高挂》,灰色宅邸铺满白雪,两行大红灯笼,凸显了影片核心的戏剧性。只是《悬崖之上》里,有象征意味的红灯笼变得更加隐晦了,也鲜少体现雪和血的对比。
也因此,《悬崖之上》差了“红灯笼”那一口气,它的雪太明,血太暗,明线盛大,暗线羸弱。在情节设计上,寻找子女的张宪臣和细腻的楚良,两个梅尔维尔《影子部队》式的人物,一心完成任务和大义,却因个人情感和动机而付出生命代价。但梅尔维尔的剧作导向的是以歌颂人性懦弱而完成对时代的反思,张艺谋则似乎在暗示观众,在任务和大义面前,个人情感是绝对要被禁止的。
对比《大红灯笼高高挂》,我们会发现《悬崖之上》的另一个弱点。《大红灯笼》从视觉上做足历史空间的营造,让观众信服,因此批判性很强,它讲述的是现实吞噬了理想,锐利得像一把插入黑暗的刀子。而《悬崖之上》历史构建则非常干瘪,哈尔滨仅作为舞台而存在,或许是审查原因所致,它是迟钝的,历史特征不明显,缺少了一种反思的力量。
于是,整部电影表面看起来很坚固,虽然借来了梅尔维尔的样子,因缺少梅尔维尔式的汹涌情感和历史脉络,便也缺少了筋骨,观众随手一推,血肉便散作了一地:部分打破悬疑套路的幽默,拆了谍战的类型规律(金志德);所设计的情感暗线,让人物不符合明线的逻辑(张宪臣);悬念被营造,又缺少某种系统的串联(寻子和爱情)……
谈及这些主观上的创作缺点时,当然不能忽略审查的因素。我可以主观揣测,创作者或许适应了一些审查规则,或者针对审查做了些许调整,因为剔除情感表达最容易过审,而情感越丰富,红灯笼越晃眼,越容易从立场上被审查刁难。
我曾设想过影片的另一种状态:在丰富历史空间的基础上,不展现完成任务的结局,任务目标始终不要出现。编剧全勇先接受采访也曾说过,“故事的重点是脱困,不是执行任务”。于是,乌特拉任务的营救目标便完全成了麦格芬手法,它推进情节的发展,但它存在与否始终不体现,观众便不会再注意逻辑上的漏洞,而更可能会纳闷,给主角派发任务的家伙和任务本身就像《伊索寓言》里的鬣狗,到底是雄的还是雌的?这肯定不是审查官愿意看到的,因为它质疑了任务和共产国际的合理性,甚至让故事走上与主旋律相反的路。
《悬崖之上》里的影院元素也值得重点关注。近几年,影院是张艺谋最重要的展示空间。《一秒钟》男主角只能在影院看到女儿,《悬崖之上》任务只能在亚细亚影院完成。当范伟把污损的胶片像国葬一样抬进影院,“乌特拉任务”的两名幸存者在影院放映的面包舞中相遇……无论是镜头上还是情节上,两部电影都强化了影院的“政治象征”。
把情感隐忍到表演中,把影像做到纯粹,或许是张艺谋想做以及做了三次的事(《影》、《一秒钟》、《悬崖之上》)。但是,如果把影院当作这个时代每座城镇里的庙宇,那张艺谋想做的,或许就不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也离得卓别林和梅尔维尔更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