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半前一个灼热的午后，当我从金边S-21集中营走出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水喝，以化解那3小时参观时间所积蓄的焦灼的饥渴感。这种饥渴感来自于简陋展架上那些无边无际的囚徒特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于30年前埋葬在不远处的杀人场，更多的柬埔寨人（最高估计超全国总人口数的1/3）则无声的消失于全国各地。载我的摩托车司机谨慎的提及他父母现在还在承受的煎熬，所幸不管多苦，他们好好活着。而见证南京大屠杀的金陵神学院院长、美国人沃特林女士，回国后对残酷画面久久无法忘却，选择自杀。今年的纪录片《南京》一样让我焦灼着口渴，幸好我没背负着文明的底线，去过深地触碰超越人类理解极限的历史血河，可张纯如触碰了，并且在创作过程中不能自拔，最终自杀。从其他影像了解，像张纯如与沃特林这样的例子，在亚美尼亚、柬埔寨、塞尔维亚、卢旺达、波兰或许都有同类，他们都一样是屠杀（后）受害者。

    从纪录片审美角度看来，最近出现在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的《张纯如，南京大屠杀》，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一部出色的作品，可在大屠杀70周年之际对它挑刺似乎又是不合时宜的。但通过讨论，毕竟能更好的指出，电影，该如何记忆如张纯如这样的屠杀（后）受害者。对于追访式纪录片，由于过往事件的影像资源不足，采取剧情化的人物扮演，这早有先例，无可非议。可我不明白此片的加拿大导演为何不就此追访方式，去专注于纪录片主角张纯如那渐渐滑入深渊的心灵世界，而是花大量篇幅去采访屠杀幸存者。我知道导演想用亲述故事让观众得知张纯如在调查中所承受的压力，以至于将一切素材主观化并导致精神崩溃，但失焦的结果也是必然的，更别说那些可怜的老南京要一遍遍对着不同的导演重剥自己的伤口。

    这个关于张纯如的纪录片虽然不够立体化和深入化，但至少给观众提醒：大屠杀的受害者并不止是那些亲历者。一直以来，有两个尴尬存在于探讨屠杀的文艺努力前。其一，当代众多对大屠杀进行探讨的文学和思想辩论，往往冷漠地导向人类学行为和民族气质等难以触摸的高度，而忽视了屠杀中最大的不幸者——个体本身。其二，电影导演悲愤地回眸本民族的悲情史，往往会被质疑会否被愤怒冲昏头脑，而影响影片随后的推广范围。这在事关我们民族伤疤的南京大屠杀前尤为明显。于是，由外国人以第三者立场来记忆屠杀，或许是条不错的出路，从《南京》到《约翰.贝拉》以及《张纯如》，我们可喜的看到这新一轮的记忆回到了受难者、目击者以及被恐怖历史传染的探寻者。的确，比冰冷的死亡数字更重要的，是那些也曾鲜活过的生命个体。

    1个月前，随着前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被收押候审，前赤柬政权高层均已被逮捕。希望这是压在金边那摩托司机父母头上的最后一丝乌云，散去后，天就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