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表现同一事件的影片：《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先后上演，就算心中有点不情愿，但还是免不了要对比一番。看过之后，我不得不说后者比前者更加有深度、更加还原历史的现实。虽然前者也很努力，但是我竟然发现《南京！南京！》是一部中国人拍的站在国际角度上看待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电影，而《拉贝日记》则是外国人拍的希望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待事件的电影。

慰安妇

《拉贝日记》和《南京！南京！》都涉及到了日军强奸妇女，后者对日军暴行的控诉，最着墨处是日军对中国妇女和日本妇女的迫害，即强奸或性暴力，但陆川的本意并非直接控诉日本军队，而是控诉“战争”本身。片中被角川爱上的日本慰安妇百合子最后也死在慰安营了，女受害者国籍的“国际化”一下子淡化了电影对日本军队的直接批判；电影中姜老师和小妹的死却完全出于日本人角川和伊田对中国妇女的“同情”，角川在姜老师行将被日军拖去强奸时打死了她，而伊田枪杀精神分裂的小妹的原因是“她很漂亮，与其这样还不如死了好”。杀人就是杀人，但在《南京！南京！》里，“杀人”却反证两个日本军人的人性。难怪有网友看完电影后说道：南京大屠杀已经杀死了30万中国人，《南京！南京！》将再气死30万中国人。 当然我必须说这种说法有失偏颇，陆川们还是有他们的思想的，只是他们脑袋里的东西似乎不是中国人的，抑或是想借此取悦外国人！

屠杀

南京大屠杀，其“屠杀”之极状是“百人斩事件”。中国导演有义务揭露日本人当时做的这项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但《南京！南京！》里只有一晃而过的头颅镜头，而《拉贝日记》里有百人斩（并且还提到，“百人斩”在当时被登上日本报纸加以炫耀，而日本人民也欣喜万分）。拉贝的司机老张因得罪日军军官而被拖到一个隐蔽处砍了头，拉贝循踪而去，从木栅的缝隙里看到了被日军砍掉的堆如小山的中国人的头颅。导演以这种方式确证了这段残暴史实的存在，这本该是陆川们做的 。 我要说这是《南京！南京！》非常大的不足，影片着力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却没有还原历史，表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残害！

拉贝的秘书

拉贝先生有个中国秘书，叫韩湘琳，《南京!南京！》中的唐天祥是以韩湘琳为人物原型的，其身份和事迹都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要特别澄清的是：

1：历史上韩湘琳不仅没有为了保护家人做汉奸，相反还协助拉贝救了不少人。他被拉贝任命为粮食委员，是安全区内最重要的中国工作人员之一。1937年末日军策划了南京惨案，韩湘琳当时负责跟日方交涉粮食问题等，他对整个安全区的正常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2：韩湘琳的确弄到了一张通行证，但不是给自己用，而是给一个国民党的飞行员汪汉万使用，《南京南京》中“唐天祥”出卖了中国军人得到了一张通行证，但在最后时刻选择留了下来，让一个国民党军官（即历史上的汪汉万）跟着拉贝离开，历史上韩湘琳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离开南京。

3：韩湘琳并没有被日本人杀害，在拉贝先生离开南京后，继续解救南京难民，并且一直活到了抗战胜利，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逝世。

韩湘琳是拉贝先生最要好的中国朋友之一，他在二战结束后还出庭作证指控日军的暴行，生平著有《韩湘琳口述：日军仇恨国际救援组织》。

《南京南京》对韩湘琳（唐天祥）的描述，未免有歪曲事实、哗众取宠、吸引眼球的嫌疑。

关于控诉

《拉贝日记》的另一个贡献是重现了曾经因皇族身份逃脱战后审判的朝香宫鸠彦的战犯罪行，这位在南京大屠杀中签署最多屠杀令的日军中将不但没有受到战后审判，还做上了日本高尔夫球会会长，悠闲终老于1981年。《拉贝日记》是历史上第一部揭露了朝香宫鸠彦所犯罪行的电影，这样的视角大大突破了那些被外交关系、政治利益所紧紧困扰的历史和现实的局限，也说明中国电影从前对南京大屠杀的“控诉”远远不够。确实有一些日本军人因为在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犯下太大罪行而自责甚至可能为了赎罪自杀的事，但有史可据的全都发生在战后，在南京大屠杀中如角川这样的因杀中国人而自责自杀的日本兵，汤馆长说“绝对没有发现”。所以，角川的自杀，让《南京！南京！》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偏差。角川自杀于鲜花沃土的那个画面，史实上的依据在哪里？

相信《南京！南京！》的主创们研究过这些历史，但为何没有这样的责任感将包括“朝香宫鸠彦之罪”在内的一个又一个被尘封的日军暴行还原于世？陆川们是想以某种“原谅”或者“和谐”的理由大而化之吗？但愿只是因为他们无知而已。

虽然我必须承认《南京！南京！》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描写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影片中质量上乘之作，但是某些戏说的成分和以上几点的不同使我相信《南京！南京！》在某些方面还是有所不足的。当然对于《拉贝日记》也是有不同的声音的。有人认为本片过于商业化，花费了2000万美元，请了众多中国、德国、日本的明星助阵吸引眼球，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杀人场面描写不足等等。不过我要说这是外国人在试图用中国人的视角看待、体会南京大屠杀事件，本身就是一大进步。另外本片以拉贝为中心，自然描写拉贝本人也是主要看点，他的活动、言行自然也是影片的中心。实际上就是以拉贝的视角在看待整个南京大屠杀事件。但是片中其他的人物则是一幅群像，都有相对完整的篇幅表现，只可惜影片只有2个小时，很多镜头都删掉了。同时那些过于血淋淋的杀戮和残暴的强奸镜头也都删去了。如果看到那些镜头之后，我们恐怕就会更加为之震撼了。因此我也非常期待华谊的5小时电视剧版本的《拉贝日记》。

必须说的是，因为有拉贝和他的同事们的存在才得以在南京“安全区”内救助了20多万的中国同胞，正是他的存在、他的各种真实的记录才能使我们知道整个事件的真实面目。

无论出于什么因素，我都推荐这部片子。让我们在其优点和不足之中去体会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本身吧。

拉贝日记
中国和日本的战争，中国说：日本侵略我了。日本说：我没侵略中国，我们当时派兵帮助中国来着。真的。

幸好有拉贝这样的本该事不关已的第三方，勤勤恳恳地记载了当时的所见所闻。具体真实，照片完整，证据确凿，无可辩驳。
不过日本的态度也很明确：电影版的《拉贝日记》在日本赢来了全面禁播。
回头看看，《拉贝日记》在中国的反响也较为淡漠。

很多人都说拉贝是“中国的辛德勒”。他们的确有共性。不过在这里我只想稍微扯一下拉贝同学和辛德勒同学的不同之处。

第一．拉贝当时是德国西门子公司排到中国的员工，吃西门子的死工资的，他解救中国同胞于他一点是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好处的。其实他高高挂起冷眼旁观才是保全的首选。
而辛德勒是做为德国制造军火的商人，他解救犹太人并收为自己的员工，并可从这些人的劳动中获利。然后他制造出军火提供给德国，他由此再获得更多特权和金钱。

第二．拉贝建造的南京安全区收纳了20万中国人在此避难。为他们提供食宿。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没有拉贝，南京大屠杀很可能增加20万被害者。
辛德勒共解救犹太人2000多名。有些史料还说是1000多名。不管具体是多少人数。都同20万比起来相差甚远。

第三．拉贝在中国营建避难所期间，把毕生的积蓄都捐了出来。
辛德勒却大发战争横财。奢侈，娱乐，酗酒，女色。风流倜傥。

第四．拉贝解救中国人民一直是自觉自发的。
而辛德勒，直到事情都过去了，大家都向他脱帽致敬时，才有点点良心发现，后悔当初怎么没多解救几个犹太人哩？

第五．因为德国和日本是盟国，所以拉贝回到德国后，他的言论和日记都遭到非公正对待。而他的钱也都在中国捐光了。后来拉贝死于穷困潦倒。
辛德勒享尽荣华富贵。。。。不过最后因为战争结束，所以他的工厂也倒闭了。因为他是军火商嘛。。。

第六．很多中国人仍不知道拉贝是谁。
犹太人，乃至全世界都缅怀辛德勒这位大人物。

日记到底写了些什么？你会在日记里写下自己自私自卑阴暗的一面么？还是把自己写成个英雄，等待后人来发掘观瞻呢？我不知道，因为每个写日记的人，每个时期都会抱着不同的心态的去写，而且多数人也明白，日记可以帮助自己保留重要的回忆，也明白日记迟早会被其他人看到的。

片子里拉贝说要等到自己四后，才让老婆看。而我们在片子里看到了一个完美的英雄，建立了保护区拯救了将近一半的南京人。一切都太完美了。

    本文的内容，来自报纸书刊、新闻视频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们的口述。

    为避免让文章篇幅过长，整理的过程中，适当地删掉了一些内容。

    内容尚不完整，欢迎大家补充、转载。


    文章目前包括的人物：李秀英、伍正禧、潘开明、穆喜福、李世珍、丁永庆、汤英、孙有明、吴克政、王凤英、芮体和、常志强、李俊、夏淑琴……


    李秀英：“拉贝是一个好人”

    李秀英口述：“拉贝是一个商人，不是兵，但是他利用他的特殊地位保护我们中国人。当时只要遇到了麻烦，中国人就去找拉贝，他立刻就来。拉贝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和日本人谈判……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拉贝是纳粹党党员。不管他是不是纳粹党员，它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拉贝是一个好人，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只要你为他们做了一点事，他们就会给予十倍的报答。那时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同日本人谈判。要是没有拉贝，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被日本人杀害。拉贝救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


    伍正禧：“他救了许多中国人的命”

    伍正禧口述：“我现在对拉贝的评价是：他是一个有坚定果断和品德高尚的德国人，他是中国人最好的朋友。有些报纸报导说，他是一个纳粹党员。不管他是或不是纳粹党员，他救了许多中国人的命。那个时候表现出了他的高尚品德，这是最重要的。历史是真实的，谁都无法否认它。在他领导下，保护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团结全体领事馆成员、几个传教士和外国教师，建立了一个安全区。那时要是他不把大家组织起来，日本人肯定还会更加疯狂……他勇敢地站出来，为中国人说话，对保护他们作出了他个人的贡献。”


    潘开明：“他是我们的救星”

    潘开明口述：“那时，我是一个人力车夫，没有亲自结识过拉贝。但我看见过他，我们都知道他秃顶，所以我们都认识他，有时我们在上海路、山西路或宁海路上看见他。我们只知道他是难民区的负责人，我们也知道他和其他一些外国人建立了难民区。他们是我们的救星。要是没有他们，一定还会有许多中国人被杀害。拉贝在他的日记里写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装在心里想要说的话。不管拉贝是不是一个纳粹党员，都改变不了我们对他的看法，因为他是我们的救星。”


    穆喜福：“德国国旗保护了五六百人”

　 [管他叫“老毛子”]

　　“那时也不知道拉贝不拉贝的，我们叫他老毛子”，现年83岁的穆喜福一直住在南京广州路4号，直到十年前广州路拓宽，才搬迁到南湖南苑新村趣园。“当时我14岁，我家的后门就正对着拉贝家”，穆喜福用手比划着告诉记者，当年他家是栋小破楼房，楼上、楼下加起来就63平米，他家的后门正好对着拉贝位于小粉桥1号的住处的大门，相距不过30米，因此经常能看到拉贝。“那时兵荒马乱，也没打听这位外国人叫什么名字，他个子很高，穿着藏青色的一套西装，戴着一副眼镜，脸上留着大胡子，所以我们都管他叫老毛子”。

　　[德国旗盖过房顶吓走鬼子]

　　“老毛子家国旗救了多少人哦”，穆喜福告诉记者，1937年12月日本兵攻入南京城前，三天两头有飞机来轰炸，当时拉贝就在自家的房顶平拉起了一张巨大的德国的国旗，大概有普通国旗几十倍大，把整个房顶也遮住了，从空中看特别显眼。“日本人怕这个国旗哦，好几次飞机都冲下来了，看到这么大的国旗又飞走了”，穆喜福称，后来打听才知道拉着国旗的地方，是南京国际安全区，就是由这个老毛子当家的，听说住在里头，日本人就不敢乱抓乱杀，结果人一起往里面涌。由于穆喜福家紧挨着拉贝家，算是安全区，那时沾亲带故的亲戚姨妈、舅舅全从城南、城北跑了过来，63平方米的小破楼里竟挤了53个人。

　　[一家53人全活了下来]

　　“多亏老毛子哦”，穆喜福称，有一天晚上，隔壁一位三十多岁的张叔离开拉贝家院子，回趟家看看，就被日本兵抓走了，拉贝知道后，立即开着车冲了过去，一会儿就把张叔接了回来。穆喜福称，他当时有两个姐姐十七八岁，正是日本兵要找的花姑娘，幸好躲在拉贝家从而躲过了灾难。“我们全家人永远感谢拉贝，要不是当年受到他的保护，我们一家53口人，不可能全部活下来，早就被日本人杀害，骨头打鼓了”。


    李世珍：“如果不是他，我恐怕已经埋在地下几十年了！”

　　[院子里挤了五六百号人]

　　“那时院子里全是人”，2006年79岁的李世珍是穆喜福妻子，她也是拉贝故居的见证人。“当时我只有10岁，但很多事情还是知道的”，李世珍告诉记者，拉贝家的院子里，到处是简易棚子，有1人多高，里面铺些稻草，只能供人躺在里面睡觉的那种，当时院子里挤满了逃难的人，足足有五六百号人。

　　[他曾刀下救37人]

    李世珍老人说：“有一个家族37个人，被日本兵抓住了，全被绑好了跪在地上。（日本兵）准备砍头的时候，拉贝刚好经过，他就和日本兵交涉，最后把这37个人都带走了。后来这个家族的人都说，如果没有拉贝，他们整个家族就灭亡了。其实我们都一样，如果没有拉贝，我恐怕早就已经埋在地下几十年了。”

    [不出去是最安全的]

    据李世珍奶奶回忆，当年她和大量难民躲在拉贝家中，日军不敢进来，大家也都知道“不出去是最安全的”。“后来我结了婚，家就在拉贝故居旁边，一睁眼就能看到，所以一直觉得没有离开。再后来这里面立了拉贝的雕像，我就经常来这边看他。最近老了，腿脚不灵便，就来得少一些了。”

    [《拉贝日记》我演了一个难民]

    在电影《拉贝日记》中，这位82岁的老奶奶客串演出了一个难民，李奶奶表示：“第一次演电影，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报答一下拉贝，他救了我们那么多人的命，我们却没能为他做点什么。”


    丁永庆：“他用身体挡住大门”

    [在院子里搭棚让人居住]

　　2006年，91岁的丁永庆老人，当年居住在小粉桥12号，与拉贝住宅近在咫尺。日军大屠杀时，丁永庆18岁，拉贝的厨师一位姓曹的天津人，让他躲进小粉桥1号避难。丁永庆老人回忆说：“拉贝是个大个子，待人很好。他在院子内搭有芦席棚，让周围的居民居住，供吃供穿。我在这里住了近一年。”丁永庆告诉记者，那年12月19日晚上，有两个日本兵在拉贝住宅越墙而入，企图作恶。被拉贝知道后严词叱责，那些个日本兵看清他是德国人之后，只得悻悻地收起枪，要拉贝打开大门让他们出去。“不行！”拉贝用身体挡住大门，断然拒绝，“你们从哪儿爬进来，就从哪儿滚出去！”两个日本兵慑于拉贝的威严和气势，只得灰溜溜地翻墙而去。院内的难民见到这一幕，不禁拍手欢呼起来。

　　[尽自己所能救济难民]

　　那天，在拉贝院子里避难的丁永庆实在饿极了，便出门想去找点吃的，可一抬头，看见竹篱笆墙上有个被日军用刺刀刺死的小姑娘，他吓得赶紧回身。拉贝让他的助手韩师傅给他拿来了一小杯米和几片咸萝卜根。韩师傅告诉他，“拉贝先生说了，天冷，地上又潮湿，要你们把萝卜根煮着吃，这样能去湿。拉贝先生还说，不管怎么样，要保证给住在这儿的难民每人每天发一小杯米，一个星期发一次萝卜根和蚕豆，他说虽然少，可他已经尽力了。”丁永庆说他是幸运的，当时还有个小他3岁的弟弟，没能及时躲进拉贝家，在中山陵一带被日本兵逮住了再也没有回来。


    汤英：“一个具有高尚人性的人”

    [多少泪，止不住流淌在拉贝小院]

    “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人知道什么是人间地狱，我能活下来，如果没有拉贝先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谈起往事，个头不高、身体硬朗的汤英老人眼中有泪。谈起拉贝，老人感恩戴德：“只要一去南京，我就去拉贝先生的小院去看看，那个小院还在，一到那里，在泪水里，我总是想起好多好多往事，我现在老了，但我时常带着儿女们来，好让他们记住一个恩人，一个具有高尚人性的人。”

    [拉贝先生是我的邻居，他的鞋子都由我和师傅做]

    迈入2008年，汤英已是88岁的高龄老人了，1950年他作为汽车修理专家从南京举家迁到芜湖。这位十分健康、精干的老人，他对有关恩人和往事记得十分清晰：“《拉贝日记》中写到他自建的小防空洞里挤了不少人，特别提到的邻居鞋匠就是指我师傅。……我的师傅名叫吴富贵，上海人，是皮鞋店老板，会说些洋泾浜英语，专做大使馆、外侨和传教士等的生意。拉贝先生一家人的皮鞋是我师傅包做的，我时常为拉贝先生做些鞋子的起低工序，拉贝先生对我们很友好，一点也不爱摆架子，他的亲近让我们和他常有往来。……邻居们都习惯称拉贝为‘喇叭’先生，他身材高大，平易近人”

    [我有两次差点被鬼子杀了]

    “日本鬼子杀进南京城那年，我17岁。”老人回忆道：“1937年12月13日，日本鬼子杀进城后，起先我和师傅仍在皮鞋店住，我曾两次险遭鬼子毒手……鬼子进城的第三天晚上，又有两个鬼子踢开皮鞋店的门闯进来，见我们一老一小两个人，一个鬼子用刺刀对着我要‘花姑娘’，我直摇头，鬼子凶恶地用刺刀在我身上点呀点的，刺刀划到我肚皮时，忽然外面有女人哭叫声，两个鬼子急忙跑过去。经此一吓，师傅和我立即逃进了拉贝先生家避难，一个多月没敢出拉贝防空洞大门一步。”

    [拉贝一边枪指日军救人 ，一边筹粮救济我们]

    在汤英的记忆里，日军骚扰小院有数十次。最惊险的是日军进城后十多天后的一个夜晚，当时拉贝先生外出不久，有三个日军从围墙外翻进了拉贝小院来，身后都挂着明晃晃的刺刀，汤英老人说：“当鬼子正要把一个女人推出围墙外时，就在这危急的时刻，传来了汽车的喇叭声，是拉贝先生回来了！所有的难民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当拉贝知道日军是翻墙进来抢人时，他怒不可遏，用英语大叫，鬼子老实地站着并表示想从大门溜出去时，拉贝不同意，他示意翻译让日军从哪里来的，就得从哪里出去。当鬼子了解这一意思时，不想在中国人面前跌相，仍想从大门出去。拉贝大声吼叫，并拔出手枪，逼近日军，指着围墙赶他们爬出去。最后爬墙的鬼子在惊恐中滑倒二次才爬了出去。”

    一天上午，一对母女走在小粉桥路上时，突然遇到日军。一个日军抓住年轻的女性就往路边拖，母亲死死拉着自己女儿的手不放，日军竟然凶狠地踢向那位老人。当日军把姑娘拖向路边的小房子时，路上的人一个也不敢吱声。恰逢拉贝先生从天而降解救了她们。四个日军开了卡车来到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抓抢妇女，当时虽然有美英等国外籍国际安全委员会成员在场，但他们都被日军打趴下了，恰巧当时拉贝来此办事，日军见到身穿德国军装，头戴钢盔，足蹬军靴，臂佩“卐”字袖章，腰别短枪的拉贝，才怏怏离去。

    汤英老人回忆道，拉贝先生的家为独式花园式小洋房，本不是收容难民的场所，但随着日军烧杀越来越厉害，逃进他小院来避难的人激增到600多人，地上坐的都是人，当时正值寒冬，拉贝先生在极端困难下，不仅搞来米给难民在小院内做饭充饥，还找到芦席、稻草、布篷等给难民御寒，为了防止日军进来骚扰，拉贝先生专门组织人员日夜在围墙边注意日军的去向，一旦有鬼子翻墙进来，就吹哨报告他，由他来驱赶。


    孙有明：“日本人从天上看见，就不敢扔炸弹了”

　　后来被全世界视作洪水猛兽的纳粹党徽，在1937年的严冬却保护了20万南京的中国人。拉贝和家人在院子里用床单做了很大的一面纳粹党旗。“四只角都绷得紧紧的，日本人从天上看见，就不敢扔炸弹了。”孙有明到现在都还记得这面旗，他当年曾经为拉贝做过衣服。很多人和他一样，靠拉贝的保护，活过了他们生命中最长的一个冬天。


    吴克政：“大家都不会说德语，都和我爸爸一起喊他‘喇叭’”

    《拉贝日记》里被经常提起的鞋匠的儿子吴克政记得，“大家都不会说德语，都和我爸爸一起喊他‘喇叭’”，很多人都还记得‘喇叭’戴着那个袖标，经常上街走，指着纳粹党徽，喊‘嗨！希特勒！’，来制止日本人侮辱中国妇女”。


    王凤英：“到这个难民区里避一下，我们这五个人就没有死”

    王凤英老人曾在国际安全区避难过，2007年她已经82岁，回想起当年的那段历史，仍感到一种默名的恐慌。1937年，当时王凤英只有12岁，家里有5口人，原先一家住在珠江路，日军攻城后，父母听邻居说广州路这边有个安全区，就带着自己和姐姐弟弟一起过来了，因此，拉贝是全家的救命恩人，现在她每年的12月13日都会前来参加纪念活动。

    王凤英回忆道：“拉贝成立的难民区，我们这五个人到这个难民区里避一下，我们这五个人就没有死，要不然，在（珠江路）那个地方，就活不下来了。”


    芮体和：“拉贝先生虽逝永生”

　　拉贝故居门厅内的桌上，放着一本留言簿，上面写满来访者的参观感言，留言者上至年过八旬的老翁，下有七八岁的孩童，许多外国友人也留下对拉贝的钦佩之言。

　　一串长长的笔迹引起记者的注意。那是一则2007年1月26日的留言，落款是大屠杀见证人芮体和。“我是大屠杀的见证人。拉贝先生我见过，那年我13岁，就住在离这不远的汉口路17号。我今年已经83岁，当时看到一位高个子外国人，正是拉贝先生。参观后，又使我回想起1937年12月13日血腥大屠杀的场面。感谢伟大的国际主义和平使者，拉贝先生虽逝永生。”


    常志强：“弟弟们都被日本人杀了”

    住在夫子庙附近的常志强老人，则讲述了他们一家在日军进城的前一天准备到安全区避难，路上被守城军队拦住未能赶到安全区，日军进城后的第一天就把他们全家六口当场杀死（最小的弟弟当时才两岁），他和姐姐幸存下来后立即跑到安全区的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避难后才活了下来，而姐姐因被日军刺了五刀虽然当时未死，但几年后因体弱感染伤寒死去……

    常志强说：“从那以后，我和姐姐成了孤儿了，为了生存，我们在日本人的工厂里做童工，什么苦都受过。日本投降以后，日本鬼子飞机喷洒药雾，我们住的地方离飞机场不远，那个地方很多人都得了瘟病，我姐姐开始发高烧，烧了好多天不能吃，就喝水，拼命要喝水，要喝烫的，冷得不行，滚开的水她就这样喝下去，七天七夜后，相依为命的姐姐也死了，死的时候身上全是红点子。”


    李俊：“拉贝是活菩萨”

    85岁的李俊、80岁的丁正兰老夫妇家住孝陵卫，昨天他们也特地赶到拉贝纪念馆与托马斯·拉贝夫妇见面。一见到托马斯·拉贝，李老先生立即紧紧握住他的手接连说，“谢谢，谢谢！”而托马斯·拉贝尽管与李老先生从未见过面，却对他一点不陌生。他拿出自己编著的德文版《拉贝传记》，很快翻开其中一页指给李老先生看，里面记录的是曾经在小粉桥1号拉贝故居避难的幸存者情况，当时拉贝在自己的家中保护下来的南京平民就有600多位，李俊正是其中的一位，他与另外几位幸存者的照片与回忆都被收进了这本德文传记。

    “我那时候才13岁，跟着家里人躲到了拉贝先生家的院子里，为了保护我们，院子里搭了不少棚屋给难民们住……”李老先生指着故居旁边的草地说，“就是在这个地方！”李老先生说，当时难民们都说拉贝是“活菩萨”……


    夏淑琴：“我们都感激拉贝先生”

　　2009年2月5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诉日本右翼侵害名誉权案在日本终审胜诉。她也是拉贝在日记中提到名字一个的幸存者，她抚摸着纪念馆内拉贝的照片，“我们都感激拉贝先生，现在他的孙子来到南京看望我们，我特别高兴”，她还向托马斯·拉贝讲起了自己与拉贝先生的一段渊源：“那时我8岁，拉贝先生特别喜欢我，1938年他要回国了，又是雨又是雪，他把我和我舅舅找来，我那时特别狼狈，他用大衣紧紧地裹着我，我那时头上身上都有虱子，可他竟不嫌脏，还抱着我……他说想把我带回国去，可因为当时我家人都被杀了，妹妹已被送孤儿院，舅舅觉得要留一个小孩，舍不得我就没同意”。对于拉贝日记帮助夏淑琴告倒了日本右翼，拉贝之孙托马斯·拉贝非常欣慰：“这是应该的，就像当年德国人也赔偿了犹太人”。身为医生的托马斯·拉贝还特别谈到了80岁的夏淑琴老人的健康状况，“我特别高兴跟你见面，尤其看到经历过苦难的你现在这么健康，你太了不起了！”




    本文只整理那些有名有姓的幸存者，如果要算上那些名字没有在报纸上被写出来的人，那么就更多了。

    这几天整理幸存者回忆的过程中，深深的感到，电影《拉贝日记》的确不够真实，不是把拉贝捧高了，而是捧得不够高，现实中拉贝的某些事迹，简直比电影还要夸张，但这些电影都没有表现出来，整体上，电影版还算比较冷静的，很多没有亲身体验过那场灾难的人，都认为电影拔高了拉贝，但对于那些幸存者而言，这部两个多小时（原版五个小时）的电影，还没能完整地表现出拉贝的全部事迹

提及南京大屠杀，心中充满的只有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恨，没有看《南京！南京！》，据说看完之后除了压抑还是压抑，我在想一部电影除了真实反映历史一个片段之外还要考虑些什么，《拉贝日记》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呈现南京大屠杀，有血腥也有温情，真正让我吃惊的是，从这部电影中我才知道了安全区的存在，为什么我们的历史课本里没有这样的章节呢。

    暂时先给4星（或者说3星半），因为这片子原版长度为5个小时，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凡是被删掉的就是精华，所以目前这个公映版是无法表达出原来的含义的，等完整版出来再重新定论吧。

    朝鲜战争暴发后，中美之间的敌对意识形态越来越浓，于是双方的媒体也开始竞相抹黑对方。中方的报纸甚至还开始批判在南京大屠杀中帮助过中国人的外国人，而包括迈纳·瑟尔·贝茨、刘易斯·史密斯在内的诸多美国人，更是被说成“帮助日本人作孽的恶棍”。
    当年的XX报还认为，所谓的“安全区”（难民区），并不是为了拯救中国人民的，而是用来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报纸还控诉了美国人如何与日本侵略军狼狈为奸的丑恶事实：“美国鬼子点完名后，便由日本鬼子进行处决”。
    据说刘易斯·史密斯看到这些报道后，简直当场快要哭出来了，他身旁的中文老师赶紧安慰他说：“这个城市（南京）里有10万人知道你们所做的事”。（现在南京人对史密斯博士的评价详见：http://hiphotos.baidu.com/%C8%FD%CA%AE%B6%FE%BF%CB%C0%AD/mpic/item/11aa59391d777207b9998f6a.jpg）

    基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当年那些没有任何义务、但却在南京人民最危难的时刻选择留下来的外国人，统统成了别有用心的帝国主义份子。由于当年报纸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美国，所以拉贝等非美国人则基本是被淡化，而没有受到批判。

    以上这些，都清楚地记载在了张纯如的着作《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的英文原版里。笔者很佩服张纯如基本办到了公正，在对待“某个事件”（不是南京大屠杀本身）时，没有偏袒中美任何一方，张也没少揭露过老美的糗事（当然不是指魏特琳、史密斯等人，他们是无辜的好人）。

    导致拉贝长期被淡化（至少是没有像白求恩那样受到平等、公正的对待），主要是上边说到的这些原因，而并非网上盛传的一味强调拉贝是“纳粹”，辛德勒等人也是纳粹，但他们的义举使当年的受害者们没有去计较他们的身份，犹太人甚至为了报答辛德勒的恩情，还特地组织拍摄了一部《辛德勒名单》。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拉贝救的是中国人，所以西方人对此也不太当一回事。

    此外，另一种观点认为拉贝被遗忘，其根本原因是中国人不会感恩，这个我也不同意。中国人是懂得感恩的，这同样可以从张纯如的着书中找到相关记载：

    “1948年，拉贝的遭遇传到了南京。当南京政府告知南京人民拉贝需要帮助的时候，反响极大，让人联想起弗兰克·尤普拉的经典电影《这是一个伟大的一生》的结尾。几天之内，大屠杀的幸存者就为拉贝募集了1亿元中国币，大约相当于当时的2000美元--这在1948年可不是个小数字。当年3月，南京市长来到瑞士，购买了大量的奶粉、香肠、茶叶、咖啡、牛肉、黄油和果酱，用4个大包裹将这些食品寄给了拉贝。自1948年6月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南京人民每月都给拉贝寄一包食品，以表达他们对拉贝在南京国际安全区所做的一切的衷心感谢之情。国民党政府还指出，如果拉贝愿意返回中国，将为他提供住房和终身养老金。”

    上边说到的“拉贝的遭遇”，指拉贝1938年2月回到德国后开始经历的种种不幸，首先是因为在德国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而遭到纳粹政府的软禁，后来盟军来了，拉贝却没有得到“解放”，因为纳粹的身份，又再被盟军积极地“照顾”。盟军在二战后没少放走过罪孽深重的法西斯（包括日本的731部队），却同时又对拉贝等无辜的好人百般刁难、甚至推上审判席。对于这点，西方人已经拍过诸如《黑皮书》、《纽伦堡》等电影反思过了，在此不作赘述。
    在那时孤独无助的境遇下，真正关心拉贝的，只有当年被他救助过的南京人民。

    而本片的群众演员中有位82岁的老奶奶，她的名字叫李世珍，正是当年被拉贝救下的南京百姓之一。这位老奶奶表示：“第一次演电影，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报答一下拉贝，他救了我们那么多人的命，我们却没能为他做点什么。”

    所以中国人并没有忘恩，真正忘恩的，只有陆川大导演。

    陆川看侵略中国的日本人很顺眼，不但自作多情地代替日军反思，还公开说日军是“有尊严，有信仰的”，就是对帮助中国的拉贝很不爽，在发表各种否定拉贝的言论时，他还不忘了说上以下这段话：

    “如果出现了一个日本人救助当时的中国人，那就和辛德勒比较相似，和辛德勒的意义也比较接近，但拉贝是个德国人，是个第三方。”

    明白了吗？只有日本人才能成为辛德勒。各位把陆大导演这段话看清楚了，以后他要是被抢了，谁都不要去救他，等着强盗团伙中某个人良心发现去救他吧，免得事后陆大导演非但不领你的情，还要泼冷水把你说成是“第三者”。

    不过，在下窍以为，辛德勒的精神，就像同名电影中所宣传的，是“救一人命，即救整个世界”，我们中国人自己也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佛塔”，无论哪一种说法，其根本在于“救”，而不在救人者的身份。中国人救中国人，是“辛德勒”，日本人救中国人，是“辛德勒”，第三方救中国人，也是“辛德勒”……

    陆大导演在描绘杀人者时，吹嘘什么要超越国界以全人类的角度来看待双方，怎么在描绘救人者时，却要如此这般计较其身份呢？呵呵～

    然而陆大导演还有更经典的一句语录，我在这里贴上来让大家欣赏欣赏：

    “‘拉贝救了20万中国人’？我说你（记者）用哪只眼睛看历史的？日本人是觉得杀掉30万人之后没必要再杀，所以才让20万人活下来。”

    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陆大导演岂止是“忘恩”，简直还是“负义”！好了，总之就是日本人有尊严，日本人有信仰，日本人有人性，日本人有家人亲人，日本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杀人时内心也受到了折磨，日本人才能成为救人者，就是唯独拉贝无耻无能加无德，20万人能够活下来得感谢日本人的大慈大悲，而不是拉贝四处奔波交涉，这样说可以了吧？很佩服陆大导演，一本《拉贝日记》看下来，几百个惨案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倒是对拉贝过年吃的那只“火鸡”耿耿于怀。陆大导演，你这么热爱你的第二祖国泥轰，何不干脆改名叫“陆川逼一郎”呢？不过我们也真是得恭喜一下拉贝，正如一位网友所说的，拉贝终于练成了“俯卧撑、躲猫猫和做梦梦三大武林绝学的超级克星：杀腻功！”

    一件事，最重要的不是“为何目的去做”，在于“做了没有”，就像以前课本里说到的那样，你会不会游泳，在于你有没有付诸于实际去练习游泳，而不在于你站在河边想出了什么“理论”。不管辛德勒、拉贝最初出于什么目的去救助别人，也不管他们被神化了多少，他们就是用实际行动去帮助了别人，而不是整天把“善良”挂在嘴边上，仅凭这点就值得被肯定。想要出名而往灾区捐款的明星，远远要比只会在口头上“义正词严”却没有实际行动的伪君子，更值得我们去称赞。四川地震的灾民，可不会因你整天待在电视机前，发表一下“同情”，再“感慨一番”，而从你那里得到任何好处。


    豆瓣网向来是以装B出名的，我也想装一回B。

    我写这文想表达的中心思想是：看待一件事物，不要忽略了一些事件的根本事实和原因，而只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够装B吧）。

    《拉贝日记》的剧组说“没有‘百人斩’，就不是‘南京大屠杀’”，我完全同意这句话，而“百人斩”是南京大屠杀最臭名昭着、最恶心、最无耻、最有“代表性”的暴行，这是谈到这场大屠杀时绝对绕不过去的一笔。

    提到“百人斩”，未必等于“南京大屠杀”；
    但不提“百人斩”，就不是“南京大屠杀”！

    这类灭绝良知的兽性行为的存在，使南京与其他陷落的城市彻底地区分开来。然而最荒唐的，并不是杀人，而是杀了人后，还被登上报纸，并大加歌颂、引以为荣。

    大屠杀其本质在于“屠”，而不是简单的寻找难民群中的军人加以枪毙、或者纯粹的强奸慰安妇，后两者是南京事件中同样不可饶恕的，但只谈后两点，而忽略了军人在战场上杀红了眼的那种疯狂，那就不是“大‘屠杀’”。
    东史郎是公认的，最为认真反省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之一，但他也承认，他是等到战后才醒悟了过来的，在二战期间他与其他兽性的同伴没有区别，他不会因为中国平民被杀死而感到悲伤，因为那时，他们都“习以为常”了。所有正视自身罪行的日本老兵，都是等到战后才反省的，战时他们早已被国内宣传过无数次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冲昏了头，没有谁是在战时就“有空闲”去想到了反省，至少南京事件中，目前没有任何资料记载这类事。

    日本人也有人性？当然有，搞了“百人斩”的军官回到日本后，他也是个好父亲、好丈夫。现实中有多少强盗土匪，不是一边抢劫、谋杀、卖白粉，一边照料着自己的妻儿的呢？呵呵～至于我们这些被屠杀的，套用某个日本老兵的一句话，那时在他们眼里，只不过是“枝那猪”，把“猪”宰了，并不算“灭绝人性”。
    日本人很“无辜”？我只知道，德国人在战后诚恳地承认，没有人民的支持，就没有二战时纳粹的诸多暴行，因此也就有了德国电影《帝国的毁灭》里戈培尔说的那句令人反思的话：“我们（纳粹党）从来没有强迫人民，是他们选择了我们。如今沦落至此，是他们自作自受！”

    所谓的“人性”，可是同时包括了“善性”与“兽性”。
    建议大家去看看《现代启示录》吧。


    B完了前边两点，我还想再来B第三点。

    《拉贝日记》有处难得的地方，就是首次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追问日本皇族的责任，这在过去是没有的（包括我们自己拍的片子）。

    南京大屠杀的事很多人都知道（之所以说“很多人”，是因为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凤凰卫视采访某些中国大学生的时候，这些未来栋梁当着镜头说不知南京惨案为何物），但泡制南京惨案的元凶是谁却“极少”有人知，其实真正的主使并不是死得并不冤枉的替死鬼松井石根，没错！正是《拉贝》里提到的这个大烂人！这个王八蛋！这个死扑街！这个叫“找香蕉阎王”的泥轰皇族！

    没有这部《拉贝日记》上映的话，估计广大中国人民群众还不知此公的存在（实际上在网上的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就是从《拉贝》中闻知这个大烂人的）。

    感谢《拉贝》，感谢德国导演，感谢这些与中日无关的第三方！

    很多人认为《拉贝》在日本被禁映，是因为“涉及南京大屠杀”，这是不正确的，日本并非从来没有播过此类影片，只是规模比较小而已，曾经就有日本侵华老兵拍了一部《日本鬼子》，反省中日战争，当中也涉及到了南京话题，而吴子牛的《南京1937》，当年也曾在日本公映过。

    《拉贝》真正被禁的原因，是剧组挑战日本皇族。日本人普遍认为皇族并不负有战争罪行的责任（当年麦克阿瑟也放过了日本天皇本人），而且对皇族有一股莫名的崇敬，在日本电影中，每当涉及到了天皇本人，就只拍摄其背影，不拍其正面，以示“神圣不可侵犯”。

    日本人绝不容许别人对他们的皇族进行任何“亵渎”，而中国大概也有不想影响中日关系、同时也希望“南京大屠杀”在日本本土得到宣传，所以往往作了淡化处理，不但不追诉日本皇族在南京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还频频在此类电影中，加入一个“有良知”的日本人物，以表达战争给“双方”带来的伤害。不过德国人就不买这帐了，日本皇族对德国人而言毫无意义，反省南京事件也不是他们关心的，所以《拉贝日记》也就不留情面地煽了日本皇族一耳光。

    《拉贝日记》剧组声明宁愿自己的片子在日本被禁，也绝不愿按日方的要求，以删除掉那个日本皇族的戏份来换取上映赚钱的机会，这种不对日本右翼势力作任何妥协的骨气，着实令人敬佩不已，相较陆川对日本的自作多情，真是极大的讽刺。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可是这个该千刀的日本皇族，后来却逃过了审判——在美国的庇护下，像731部队队长“军神”石井四郎那鸟人一样，从此很幸福、很快乐、很TMD健康地活着。

    而被盟军放走的“特殊人物”，当然远不止以上这两个大跳蚤，基本上“该放”的全部放了，“不该放”的也放了，只留下那几个扑街上了绞刑架，至今还被当作“英灵”供奉在靖国神社的神台上。于是乎，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博士也只得叹气说道：“我，已经尽力了……”

    还有一个大烂人，就是南京守军的最高指挥官唐生智，南京会那么快失守，有99%就是这大烂人的责任！老蒋当时想过两个方案，一是死守南京几个星期，以掩护更多的人逃离南京，一是组织撤退，好保存实力，至少不让更多的军队白白伤亡，可唐生智呢，他两样都没干，他急着和老蒋要兵权，还信誓旦旦地说“要与南京共存亡”，结果上任后他一听到日军来了，就“急中‘生智’”一个人“Piu”的一声独自开溜了，留下群龙无首的几万士兵和几十万平民任由日军宰割！“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句话看来就是为了唐大烂人而存在的。似乎贱人总有狗屎运，首都这么轻易丢掉了，老蒋觉得没面子，马上把唐大烂人打发回家，于是乎他和老蒋结下了梁子，解放战争一暴发他就“起义”了，后来新中国政府还对唐大烂人委以重任，他在湖南省和中南军区担任着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等一大堆职务逍遥终老，直到1970年才扑街玩完。

    与上边这些大烂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贝的结局极其凄惨，在南京保护中国难民时，他每天只睡不到四个小时，中途因为太劳累昏倒过两次，而他把自己的财产捐出来救挤难民，也耽误了他的糖尿病治疗，再加上之后受到纳粹和盟军的种种不公正的对待，他的病情越来越恶化，最后在1950年，只落个孤独死去……“特殊身份”给某些战犯提供了保护伞，却断送了另一些人道主义者的性命，真有够可耻。

    助人的拉贝和魏特琳都早早去世了，而下令执行大屠杀的日本皇族和大搞人体实验的石井军神倒很神气地活到“百年”之后。前两者被人冷落，末了还要被不愁衣食的陆川之流叽叽歪歪，后两者则被供奉起来，享受世间香火。什么狗屁世道？

    真是：“好人不长命，混球活百年”。


    我在给《南京南京》写评论时曾说过，我无意将《南京》和《拉贝》对立起来，因为这两部片子拍得好不好，是剧组的事，所以我在本文也只针对陆川本人，而不以恶意贬低《南京》的方式来抬高《拉贝》（会做类似这种幼稚的可笑行为的，只有陆大导演而已）。

    还有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本片中拉贝的秘书“韩先生”，和《南京》里的“唐先生”正是同一个人。对这位先生的描述，本片才是准确的，历史上他并没有出卖难民区跑去当汉奸，反而是还帮助过不少人。如果他有后人的话，我完全支持他们起诉陆大导演造谣污蔑，当然，估计他们到时得落个和霍元甲后代一样的结局，被一句“这是合理的艺术创作”给挡回来。


    拉贝为何被遗忘？什么是“大屠杀”？日本皇族在大屠杀中有什么样的责任？

    这是本文我想表述的装B命题。


    拉贝不是“救世主”，他是更为令人尊敬的——好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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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陆大导演经典语录


    语录一：“‘拉贝救了20万中国人’？我说你（记者）用哪只眼睛看历史的？日本是觉得杀掉30万人之后没必要再杀，所以才让20万人活下来！”——陆大导演

    经典指数：★★★★★

    点评：感谢皇军的大慈大悲。同时真得恭喜一下拉贝，他终于练成了“俯卧撑”、“躲猫猫”和“做梦梦”三大武林绝学的超级克星：杀腻功！


    语录二：“如果出现了一个日本人救助当时的中国人，那就和辛德勒比较相似，和辛德勒的意义也比较接近，但拉贝是个德国人，是个第三方。”——陆大导演

    经典指数：★★★★★

    点评：明白了没？聆听陆大仙的教诲，只有日本人才能成为辛德勒。各位可得把这段话看清楚了，以后你要是被抢了，不要接受任何第三方对你的救助，应该等着强盗团伙中某个人良心发现来救你。角川兄拉屎！拉屎！拉屎！！（译注：潮汕话“拉屎”与日语“万岁”同音）


    语录三：“如果你去看《拉贝日记》，你会注意到，过年过节，他们还点蜡烛，都有烤鸡吃，魏特琳的日记也写道，他们的厨房里面还有鸡蛋被日本人去偷。”——陆大导演

    经典指数：★★★★★

    点评：过年过节吃烤鸡，真是一大罪过……


    语录四：“辛德勒是作为犹太人的对立面来拯救他们，但拉贝不是，他是纳粹，是中国的第三方，不是当事者，在屠杀开始之后两周他就带着20箱中国文物颠簸，仔细看他的日记，过节他还吃火鸡呢，他和辛德勒没法比。”——陆大导演

    经典指数：★★★★★

    点评：又是烤鸡！太感动了……不过陆大仙似乎忘了一点，辛德勒也是纳粹，而且他不但有烤鸡吃，还有美酒和一大帮美女作伴～（嗯，的确是和辛德勒没法比……）


    语录五：“这么一个核心的事儿上，进入公众记忆的就只有德国人，就德国人救了中国人。最后被我们孩子记起来的就只有一个德国人救了20万中国人，就这么一个好人好事儿。这对我们有用么？下次再出事儿还得再找一个救世主？”——陆大导演

    经典指数：★★★★

    点评：陆大仙教导我们，看见他人有难时，千万不要去帮助他，你被抢劫时有人救下你，也不要去感激他，“就这么一个好人好事儿。这对我们有用么？”犹太人居然对辛德勒的恩情念念不忘，还拍什么《辛德勒名单》来报恩，真是可笑之极。


    语录六：“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只记得德国人救了20万人，这对死去的人是不公平的。”——陆大导演

    经典指数：★★★★

    点评：对啊，应该只强调被杀死的“战俘”、被强奸的慰安妇（包括日本慰安妇），而彻底地忽视掉那些幸存者（只需要在口头上说说纪念一下，不用实际行动去关心他们），这样才公平嘛～哦，我们可还不能忘恩，角川兄可是救了两个中国人呢，至于拉贝这西方老头，见鬼去吧！


    语录七：“而且，第二年2月份，拉贝不是也走了吗？”——陆大导演

    经典指数：★★★★

    点评：是啊，1938年2月，号称“血腥六周”的南京大屠杀平静下来后，拉贝把难民区交给了新的负责人，然后就在中国人民的迎送下走了。回到德国后，他还不忘了抨击日军的暴行，此等恶意妖魔化日本的行为，真是可耻。


    语录八：“我作为中国导演，就觉得‘南京大屠杀’归根结底是中国和日本的事儿，拉贝虽然有份，但半道就走了；而且中华民族多少年来起起伏伏，哪次是外国人救了我们？”——陆大导演

    经典指数：★★★★

    点评：是啊，拉贝“半道就走了”，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六个星期”的长度比两个月还要长（而且长两倍）。不过陆大导说“哪次是外国人救了我们？”，这话可就不妥了，怎么没有？角川君啊！阁下史诗大作《难惊难惊》的一号主角，他救下的人可比拉贝还要多（拉贝只救了1.5个人，当然，救一人命胜造七级佛塔，拉贝的佛塔能搭上十级，角川兄则能搭上15级，还有1级是感谢他为姜老师找到了“解脱”。没有角川傻马的大恩大德，《难惊》最后那句“小豆子还活着”陆大仙还它妈的写不成了！）。


    语录九：《拉贝日记》中记有日本人来找妓女的事，陆大仙的解读是：“拉贝轻描淡写写了一句话，我在看的时候突然知道，人是有立场的，再帮助我们，他也是德国人，他不会站在我们同胞兄弟姐妹的立场说让她们去。如果都是中国人，可能他叙述就不是这样。”——陆大导演

    经典指数：★★★

    点评：是啊，人是有立场的，像拉贝这样的立场，救人后当然就不值得称赞，应该批判才对。什么样的立场才值得称赞呢？当然是角川兄啦，他是日本人嘛，其精神意义都和辛德勒一样，是日本版的辛德勒，拉贝算什么？


    语录十：“你们（日本演员）不要像演坏人那样去演，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你们的祖辈（也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是一支训练有素，有尊严，有信仰的，铁血的杀人机器。”——陆大导演

    经典指数：★★★★★

    点评：太感动了！这句话表现了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传统美德！陆大仙教导我们，以后我们要是被强盗抢了、家人被杀了，我们也得心怀仁义、心胸广大地想到，强盗们也是人嘛，他们也有人性，是一帮有尊严、有信仰的强盗。“不要像演‘坏人’那样去演”，日军原来不是坏人啊，我为自己过去对日军的严重误解深深地感到羞愧不已……（强烈鄙视拉贝！皇军明明都杀腻了，你还吹什么皇军士兵老想跑到你家门口杀人，这种对皇军的造谣污蔑简直太无耻了！）


    陆川大圣人说，角川君最后朝自己开的那一枪，其实是打在陆圣他老人家的脑瓜子上。我理解～我理解～


    陆川！陆川！
    大日本“陆”军第某师团某排角“川”！


（东方卫视陆大仙金言妙语靓图一张～：http://hiphotos.baidu.com/sunquan/pic/item/b22da7efb066c832fcfa3ce9.jpeg）


    ps：期待《拉贝日记》的5小时加长版赶紧出版，可别像《从海底出击》和《现代启示录》一样，让人一等就是20年。

被删改的拉贝日记。


同一时间两部南京题材大碰撞，不论票房胜负，倒是造就了南京题材的讨论热，这是好事。相信这两部片子也都会因为这种热议而受益，取得票房成功而双赢，没必要你死我活的。不过看掐架还是很意思的，所以我也不想劝架。

《拉贝日记》中拉贝身为纳粹党员，和同盟国人一起聊天喝茶，任由中国人把纳粹旗在脚下乱踩，喝醉了和英国人一起唱：“希特勒是个胆小鬼……”这些也许不是史实，也许只是编剧的加工，但这给血腥的南京冬天蒙上了一层童话色彩，也使人更痛恨打破童话的人。

但正如南京南京中拉贝的下跪和角川自杀等虚构情节让人不满一样，拉贝日记的一些明显缺陷使一个本来很好的题材与角度变得失色了。

一、场景表现上，拉贝日记的大场面戏颇为粗糙，表情，动作，配音，时时提醒你这些人是群众演员。中国战俘在日军扫射时像多米诺一样的整齐倒下，没看到任何的惊慌挣扎，也没有《南京南京》中表现的麻木与绝望，好像日军扫射的是一堆木桩，但木桩也不会倒得那么整齐划一。

二、张静初和那德国人的爱情突兀而且多余。

三、张静初做为一个女学生，居然敢在杀死两个日军军官后还换上他们军服带着自己弟弟推着自己父亲尸体在夜里南京出城进城，如入无人之境，甚至还有日军来向她敬礼报告。看到这突然感觉在看《女子特攻队》，张静初一个女学生就能如此横行南京，日军没有被金陵女子大学屠杀也真是奇迹。


最重要的一点，对历史的处理上。在一场义正词绝拒绝了交出妇女的戏后，在电影中，安全区好像真得就再没有女生被施暴了，也没有提及有妇女被交出。只有一次日军杀死了伤兵和几名医生，另一次日兵要求女学生们脱衣服以检查她们是不是都是女的……（很无语）

似乎编剧是想表现：当时拉贝很努力的把安全区保护的很好。生怕描写多了日军在安全区内的暴行，就会对拉贝的形象有所损伤。

但真实的拉贝日记中是这么记录的：

“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此时听到的消息全是强奸。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残酷暴行和兽行。”

只看过这部电影，没看过拉贝日记文字版的人只怕会以为日军在安全区中相当的“守规矩”。只不过是一次“脱衣检查”而已，中国人为什么要哭天呛地？

陆川在《南京南京》中让拉贝下跪，这有违史实，被指责。我认为很对，所有导演和编剧一厢情愿的虚构都可能造成对历史的歪曲。拉贝没跪过就是没跪过，日军没自杀就是没自杀，为什么一定要硬给他们加一些导演想要的“内疚”。

而《拉贝日记》中用“脱衣”替换“强奸”的安排，是对拉贝的美化还是背叛？拉贝不是圣人，有些事他做不到，不能保护所有人，中国人也理解，同样也感激他，又何必为了让他的形像完美而连他日记中明确记录过的史实都回避或修改掉。拉贝在天有知，会感激制片方对他形像的照顾？还是为他的日记被删改而痛心？

南京南京，因为其真实之处而震撼人心，也因为其虚构之处而失去了面对真实的力量。
拉贝日记，日记本身比电影更真实。拉贝本人比编剧更诚实。

我不会因为一部电影的平庸而否认拉贝的伟大，而同样我也不会拉贝的伟大而却去承认一部平庸的电影。虽然《拉贝日记》在德国获得大奖，但这并不代表这是一部表现南京大屠杀的好电影。《拉贝日记》给我带来的失望超出了我的预期，在这部影片里我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震撼，甚至没有什么感动。这部拍给西方人看的“拉贝小传”虽然也只有两个小时的片长，却让我感到是如此冗长，我不知道在影片的播放过程中看了多少次时间，《拉贝日记》“循规蹈矩”到没有任何惊喜，甚至没有一个高潮点来引发观众的共鸣，影片如同流水账一样，平庸到没有让人想重看一遍的欲望，而在走出影片后，脑海里那刚刚看过的影像也正立刻慢慢消散，《拉贝日记》给我便是这样一种极度模糊的印象。

背景般的中国人

说到刻画那场浩劫中真正的主角中国人，我就不能不提到《南京！南京！》。导演陆川在接受杨澜时采说道，那一个个特写的中国人的脸庞是他照着真实的照片尽量寻找长相相似的群众演员来化妆扮演，而这便使《南京！南京！》里那一张张茫然、无助却带着点刚毅的脸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在《拉贝日记》中，导演罗瑞·加仑伯格却依然采用了一种最为平庸的手法来塑造中国人。只有在拉贝选择那20名士兵时，镜头了给了那些士兵一些镜头特写之外，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中国人已经完全沦落为了这部影片中的道具。除了张静初这个所谓的主演和拉贝先生的司机之外，我几乎想不起电影中有哪张让我难忘的中国脸庞。

当影片中的中国人无法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之后，影片中浩劫给人所带来的震撼则要打上一个大大的折扣。或者说，《拉贝日记》的故事核心是完全转移到了拉贝此人身上，因此甚至可以说这场浩劫中在《拉贝日记》中已经完全成了成就影片中那个拉贝的光辉形象的一个活动的背景板。

而同样的问题也在屠杀桥段中可以看到。在预告片中被大肆渲染的“多米诺骨牌屠杀”桥段则是我在影片中看到最为难受的桥段之一。但这并不是因为屠杀的残忍，而是对该桥段中所表现出的造作感到难受。在桥段中，那些中国士兵已经完全彻底地被道具化，在机枪扫过之时，居然没有一丝要躲避反抗的意思，完全按照导演的意思在特定的时间并以相同的姿势倒下，毫无生命的道具也不过如此了。

当有的电影试图还原那张浩劫中的每张脸，而有的电影却用粗糙的大笔将中国人一笔画过。《拉贝日记》中的中国人都在拿着聚光灯，只不过他们都站在聚光灯的背后，光芒全部落在了电影中的拉贝身上。由此不得不说，有时比比，才知道哪部影片更有诚意。

恶俗桥段的放肆堆砌

陆川在将五个小时的电影剪到了两个小时之后，原本剧本中存在着三角恋剧情被完全删除，以至于我们在现在公映的《南京！南京！》里完全看不到有几个角色之间原本存在的感情纠葛。

事实证明，删除比保留更加困难。

诚然，加入几个主角的感情纠葛后，会让影片显得更商业更吸引观众一点，然而这必须要看是什么影片。将这种无谓的感情戏掺杂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影片中，便怎么看怎么让人觉得腻味。商女不知亡国恨，老外不知屠城痛。南京大屠杀这场浩劫对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眼中似乎仍然太过遥远，从他们彻底将中国人沦落为一个个只会呼吸的道具可以看出，他们似乎还远远没有了解到这场浩劫给中国人带来那种难以抹灭的痛，而是在用一种纯国外的思维来打量这场浩劫，因此他们更关注这场浩劫上的外国人，对发生在这场浩劫上的莫须有的异国恋则更加有兴趣点。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惯性思维态度甚至是霸道不负责任的，这不禁让我对《拉贝日记》的诚意表示怀疑。因为在影片中将张静初的爱情戏份删除，对影片的剧情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相反会让剧情更加紧凑点。而偏偏就是这对表现影片主题毫无帮助且和历史完全无关的恶俗剧情，在影片中以“战场中的浪漫”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游荡在血和尸体之上。

而影片中的恶俗之处远不止这一处。

我不明白外国人是否真的能理解在这场浩劫中出现所谓的欢呼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劫后余生固然可喜，但远远不会达到影片中那样欢呼雀跃的程度。这种将人从死亡线上拉回的激动更多的是一种悲乐，而不是影片中那种没心没肺的狂欢。然热这种欢呼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影片中出现。而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便是最后拉贝离开南京的桥段，且不论这场戏是否符合史实，单单那些那些衣冠鲜亮的且满脸红光的群众演员，就让我难以感受到他们刚刚经历过一场死掉无数中国人且缺乏充足食物的浩劫。无论拉贝拯救了多少人，但在这场死了30万人的浩劫中，任何的欢呼都是刺耳的。至此，这部影片中的中国人已经完全成为衬托拉贝光辉形象的元素了。

《拉贝日记》的结尾，必然成为最恶俗的桥段之一。

毫无亮点，平庸到底

“毫无亮点，平庸到底”——这八个字就是我对《拉贝日记》最直接的印象。这是一部无论从尊重史实的程度上还是从一些虚构的剧情上来看，都有着太多太多瑕疵的影片。这部耗资2000万美元的“大片”，空有还原历史的想法，却缺乏还原历史或者是传达真相的能力。对浩劫缺乏足够尊敬的描述，而影片里和日军的交涉以及安全团内部的矛盾这些本可展开的剧情又浅尝辄止。这部平庸到极点的影片甚至比不上好莱坞标准流水线的作品，至于比肩《辛德勒名单》那更是天方夜谭。虽然影片中的演员都有着出色的演出，尤其是扮演香宫鸠彦的香川照之更是令人尊敬。如果没有这些演员，那么这部影片甚至连平庸都谈不上。

拉贝是伟大的，但这部《拉贝日记》却离伟大有着太过遥远的距离。

门萨党徒Florian Gallenberger最近因为这部片子受到了不少媒体的指责，《南德日报》《法兰克福评论》及专业电影期刊《电影院》不约而同地批评本片为求获奖及迎合观众口味而对拉贝原著进行了过多的改编，其中一些言论甚至显得相当尖刻：“一些（请注意两处引号内的措辞）”人物形象出于艺术创造的目的被“再次拔高”过了。言下之意有两点，其一是片中或真实或杜撰的人物不合史实，F.G.不带“严肃态度”地将本应有更多纪实要素的敏感题材拍成了商业片；其二则在对拉贝本人事迹本身的评价标尺上。自96年底日记被公布以来，其形象和事迹在德国就备受争议：美国时报当时称拉贝为“好纳粹”，一个“中国辛德勒”的称号，略带强制地给这位已过世半个多世纪的汉堡商人定了性（一些观点亦认为辛德勒仅仅是“小拉贝”，他的形象才真是被电影给拔得过高：辛德勒那1200人规模的犹太人收容工厂，实际是为着战后他本人的“去纳粹化”铺好后路，与拉贝等人义务拯救20万南京平民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行动相比，根本是云泥之别——孰是孰非，与本文无关，此处按下不表）。
但德国民众私下里大概认为将一个救助者形象同纳粹简单联系起来是不合适的，尤其是作为一种带有“某种意味”的宣传手段，就更加不是滋味。《拉贝日记》的原著琐碎、零乱又朴实，我早些年前曾读过，现在的印象也是零零散散：其实这位西门子工程师和纳粹党之间的联系实在是不紧密，他在南京待的时间过长，（似乎，这里我的印象不是很确定，待考）是在中国加入的纳粹党，于祖国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在南京事件之后归国才有所了解（这就像是君特格拉斯承认他的党卫军身份，说是当时的一种“自觉”一样：当然也有些人说这位老人是为了那本《剥洋葱》的销量借题炒作）——他的事迹到底是否应该过多地和纳粹概念本身栓在一起，这里暂且不论。不过有一点我印象颇深，就是日记中拉贝多次利用了他作为纳粹党员的身份，将进入他宅邸滋扰他所庇护的中国平民的日军喝退。一面纳粹党旗，举起的时候可以作为冲锋杀戮的信号，放下时倒成了醒目的黑色红十字标。我猜当时拉贝所救助的那些南京市民中，大概也有些会将卐错认成卍，将这位说着大家听不懂的方言的外国大叔当成乱世里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吧。
南京1937年末1938年初发散出来的各色人性，打零拆散来审视，比单单盯着30万这个数字看应该要理性得多：陆川和F.G.都清楚这一点，这算是作为电影人的自觉。不过两人的手段不同，在各自国家收获的评价也不同。陆川更倾向于描述事件，角色是他的画笔而已。在已有的不少评论中可以发现，上万人“不争唯等死”的那个镜头刺痛了很多同胞的内心，观毕不觉要去批评或感慨这种将人性打得过散的消极运镜心态。这样处理究竟好是不好，各人眼里当然不会有定论，不过我猜，收集资料时的陆导多半看过一张名为“南京入城式当日、菓子?煙草の配給を受け、喜んで日本軍の万歳を叫ぶ南京の避難民（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heers_for_Japanese_forces.jpg，转自维基，看不到请翻墙）”的历史照片（这对于一位拍摄过以保护藏羚羊为主题的纪实类影片的导演而言，是个还算合理的推测）：一点小恩惠就能够让中国平民拥着鬼子军官高喊万岁，这让人不觉忆起鲁迅在仙台看国民围观同胞被砍头影片时的沉痛心情——还原时景心态的要素，《南京！南京！》应该是做到了的。F.G.则更倾向于表现人物，他的重心是切题，是“艺术化还原（顺着德国媒体的思路走）”一个真实的拉贝。虽然这个片子获了奖，但这点却还是有点难做到，因为五十年来敏感惯了的德国人很难弄明白——其实这部片子，纳粹也可忽略，南京也可忽略，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德国商人在做着他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已：而这正是所谓人道主义精神在实例方面写下的最恰如其分的注脚。
拉贝的妻子多拉倒不认为丈夫在南京的行为有多值得夸耀，尤其在拉贝先生被作为某些别有用心的象征之后，她借媒体之口说了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语：“托尔斯泰有一段日记大概是这样写的：孩子们有时把面包、砂糖和钱送给别人，以为这是在行善，因而自鸣得意。孩子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可是大人们应当知道拿别人的东西送人，这并不是在”行善“。”，这段话的韵味有好几层，因而我认为引得高明，但在这篇文里详细剖析这段却似乎不合主题（这或许是借口，毕竟由此发散过多也不太好。p.s.这段话貌似索尔仁尼琴在自传里也引过，但立意不同）——认为“孩子们”指“拉贝”、“政府”或者“媒体”，都可引出一番不短的议论及考证，关于拉贝问题在德国的不见定论，由这个例子自可窥其一斑。
有趣的是，年轻的才子导演F.G.在中国待了两年，媒体便有些对他认生，刻意将他曾经获奖的《Schatten der Zeit》和《Ich will sein》搬出来为他本人进行注解，并且故意强调和《John Rabe》之间的“大不相同”。似乎F.G.在红色中国待了两年，拉贝没有拍好，反而自己倒变成了第二个“拉贝”似的。罢了，如前所述，F.G.是门萨党徒，拉贝则是“好纳粹“；卐是第三帝国党徽，卍万字轮又被玄奘念成”德“……纳粹与佛陀，恶与善，德国与中国，鬼子与南京，这一切的反说正说、慷慨陈词、正义凛然、历史原貌、艺术改造之类，当下都不过是流于2d画面、扬声器声音及手敲文字的争论。哪一天鬼子再来，围城之际给读这些文字的读者们一把枪，你敢挺身向前么？那时候你在想些什么呢？
请别拿这问题来反问我，我没经历过那场面，拿浪漫的假设来堆砌道德高度，某文可办不到^^

25号，南京！南京！29号，拉贝日记。短短的5天内，我的神经接受了两次强烈的冲击。很意外的是，这两次观影竟然都是免费的，前者是友人请的，后者则是《新京报.星期五》举办的活动。我有点愧疚，觉得多少应该为这两部有意义的电影贡献点什么。银子已经有人掏了，那我也就只能献上拙作一篇。

南京大屠杀作为我们民族记忆篇章中不可磨灭的一页，已经被多次搬上银幕，那些血腥、残忍的影像强势地占据着我们沉重的记忆，永远不可能忘却。可是对于这场浩劫，我最直观的印象就是30万这个数字，因为那么多年来我们和日本人争的不就是这场屠杀的性质和这个数字的大小吗！

看之前我一直期待能看到震撼的、写实的屠杀场面，幻想通过这些画面触动我日益麻木的神经，幻想由此唤起我对小日本更入骨的仇恨。然而等到真正放映到那些刺激感官的画面时，我还是忍不住战栗，恍如惊弓之鸟，真的是很矛盾的心态。南京！南京！中的成片机枪扫射，拉贝中的“喝热汤”和百人斩都让我紧闭双眼，即使这样也无法控制夺眶的泪水。观影多年，战争、暴力、恐怖题材也看了很多，从来不会有过于不适的反应，只是一到抗战题材，我就无法自拔，因为那里面杀的都是中国人！我的民族性决定了在这段历史上无法保持绝对的客观。

对这段历史的细节我并不是特别的熟悉，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我们的历史教育只教会了我一辈子记住了30万这个数字，记住了中日民族间的血海深仇。至于其他的真相，是靠自己一点一点了解的。我深信两部电影的主创都做了大量的资料检索，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当然，角度不同，表述手法的差异，都可能与我们的价值判断发生冲突。仔细想想，其实不管是南京还是拉贝，它们都是商业片。南京！南京！中的角川是个半虚构人物，他的作用就是替陆川说出他想说的话，拉贝日记中琅书和罗森博士之间暧昧的情愫，这些都是商业片的元素，我们不能因为它们的不真实而诟病整部电影。南京！南京！的出现唤起了国人重新对这段历史展开热议，拉贝的上映更有可能引起全世界对真相的探索和思考，就凭这些社会效应，我就要向各位主创致敬。

南京！南京！的结尾打出了小豆子还活着的字幕，全场一阵欣慰的拍掌，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那场灾难的其他受害者呢？那些慰安妇们，那些奴隶劳工们，那些毒气战受害者们，等等。70多年过去了，他们一直在为自己讨回公道，为了自己的尊严，为了看到施暴者受到正义的惩罚。然而迎接他们的是日本右翼势力的百般阻挠，身后则是广大漠然无视的同胞！

在拉贝日记的最后也打出了字幕，拉贝在南京捐出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帮助了20万的中国人，战后他想退出纳粹党籍，遭到同盟国的拒绝，在贫困中于1950年病逝，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他与辛德勒本人竟然也是相同的结局。我注意到放这段字幕的时候，底下并无多少唏嘘，我们果真是与同盟国一样，有选择性地施舍同情和宽恕。

人类和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讽刺的是，我们都习惯性选择了更容易学会的偏执的仇恨。面对大是大非我们都是一元的价值判断，要么全盘否定，要么过于理性地思考，人们总是忽略了真正需要去关注的人和事。一时的愤怒或思考只能给自己带来心理上的满足和释然，却无法解决实际问题，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得到我们的援手。

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即将到来，各位回想一下，你对此历史事件关注过多久？给那些灾区的同胞提供过多少帮助？是不是琐碎的生活让你逐渐淡忘了当时的眼泪？是不是麻木的神经重新占据了你的心灵？让我们停止无谓的争吵，停止一味的仇恨，放眼当下，认真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关注、帮助身边真正遇到困难的人们，而不是轻轻松松动动上下嘴唇。只有大家都团结起来，国家才能更加强大，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一时的热血或许还值得敬佩，长期的淡忘和漠视则是彻头彻尾的可怕。

虽然取了这样的题目，但本文并不想回顾或普及那次会议上某篇著名讲话的内容。那篇讲稿中确立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观念，直到现在仍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电影的评价方式。这才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如今已经不再是样板戏的年代，主流视野的赞誉和崇拜，也不会停留在高大全式人物的身上。表面看来，只要不触及剪刀手的红线，文艺创作的内容正呈现出无比异彩纷呈的景象。中国电影逐渐打碎数十年来占据荧幕的一个个刻板符号，敢于在正面人物身上设置缺陷，也敢于为反面人物增加性格闪光点。比如最近时常得到肯定的，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历史定位；或是具体到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抗日战争题材影片中，对日本人的塑造方式。

这并非《南京！南京！》或《拉贝日记》的创造，至少在犹有余温的《梅兰芳》中，同样安排了一位自杀的日本人。看起来，持续六十多年的思维定势正在被逐渐破除。然而，这却无意间使得所有人都安然落座，对另一道思维桎梏安之若素。

中国人怎样拍电影？中国人怎样看电影？或者，怎样评价涉及中国和中国人的电影？

坐在电影院里看今天的第一场《拉贝日记》时，这三个问题几乎一瞬间跳出脑海。我们都以为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时代早已遥远。但设若重温其中的一些论断，便会发现情形远非如此。

《讲话》在涉及文艺批评时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

政治正确这个论调，除了剪刀手和某些民间政治狂人外，大概不会有人再时刻挂在嘴边。然而对一部电影来说，宣传哪种主义，支持某个党派，如何评价历史，都不过是其政治立场的表象。观众对这类植入性行销早已具备一定免疫力。真正深入骨髓的政治色彩，或者说导向性，是以一种潜在方式呈现的。所谓文艺作品中的符号，不仅是某些带有特定身份、主张、立场、行为方式、性格特征的人，而应该呈现为一个公式。

亦即“角色*角色结局=符号意义”。

适用这个公式，我们甚至可以理解辱骂《色戒》为汉奸文艺的那些人。易先生这种彻头彻尾的汉奸角色，居然没有一个身败名裂的结局；王佳芝这种出卖组织的特务，居然好似被歌颂和同情。角色是个负值，结局却带着正号，二者相乘，自然得到违背文艺先进性方向的结果。这样的作品，当然代表汉奸文艺的政治立场。

于是，再带着公式回到抗战题材电影中的日本人，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进步，但同样也会意识到局限和妥协。过去，日本兵一向歪瓜裂枣，凶神恶煞，最后会被横眉怒目的人民群众进行正义裁判；现在，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也有良知和人性，一切都归罪于时代，在人性和军纪的挤压下，他们只得逃避最后的抉择。《梅兰芳》的戏迷自杀了；《南京！南京！》的处男也自杀了。

在角色形象上，我们的确进步了；但在角色结局上，我们依然原地踏步。区别仅仅在于，究竟是恶贯满盈死在中国人之手，还是良心发现地自我了断。我们可以让背负罪恶标签的角色一切归零，从而使他们无比光辉。但若想消弭负面人物的罪孽，就必要以推翻其人生为手段。

这种思路，不仅适用于日本人，也适用于一切“反派”角色。《南京！南京！》中，江一燕是妓女，她主动牺牲自己去死，所以她崇高了；范伟是汉奸，他主动牺牲自己去死，所以他也崇高了。刘烨和高圆圆本就是正面角色，死一下当然更加崇高。当然，那些执迷不悟的反派之所以会死，则是为了让他们更牢固地被钉在耻辱柱上，一锤定音，盖棺定论。

看样子，在中国编剧和导演脑中，死亡的绝对值是无穷大，但有正无穷和负无穷的区别。这种符号屡试不爽，或者用个更亲民的词汇，叫桥段。他们将桥段化了的价值导向融入电影，再贩卖给广大观众。这可以归纳绝大多数中国电影的制作现状。

那么中国的观众会怎么反应？其实看一看豆瓣或其他网站的影评就能明白。

在当今社会，独立思维和不盲从官方口径几乎已成为新兴阶层的共识。与此同时，很多人却仍然不知不觉地遵循《讲话》的思路评价文艺作品。“《讲话》指出，必须通过典型形象体现出党性原则，更有效地发挥文艺的特定的战斗功能。只有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了的文艺作品，才能通过艺术的感受，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摘自百度百科词条）这个思路，直接指向小学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读后感。

“通过观看这部电影，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如果某某某某就会带来某某某某的结果”，“在某某某身上，我看到了某某品质”，“今后我一定要发扬某某精神，在今后的生活中某某某某”……类似的逻辑在影评中时刻闪现，只能说明一件事情。中国观影人群中的一部分，仍在以仰视和接受教育的态度坐在屏幕前，等待电影讲述某个故事，归纳某些道理，引发某种思考。观众或许会为这些道理的幼稚而不满，但只要寻找到更好的道理，依旧会成为导演和编剧的灌输对象。

这种评论方式，并不是足以砥砺中国电影水准不断提升的力量。导演始终秉持老师心态，观众则自居电影的学徒，只要二者之间的心理高度不平等，老师就不会真正倾听学徒的意见。在《讲话》中正是这样描述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创造具有积极导向作用的作品，从而惊醒群众，推动他们进步。至于文艺工作者如何进步？我们还有剪刀手在。

当《拉贝日记》中出现一位年轻日本军官时，我立刻屏住了呼吸。而当他的良知被屠杀场面唤醒时，我的恐惧瞬间达到最高点。——怎么办？如果他最终也选择自杀怎么办？

然而他终于没有自杀，甚至都没有死。到达尾声时，除拉贝外，片子中的其它主要角色完全没有被交代结局和去向。我才忽然想起来，原来这是一部德国导演拍摄的电影。

平心而论，这部电影在保持剧作水准的基础上，具有很多缺点。有些感情戏莫名其妙，结尾更是俗套如主旋律电影。但是，它的感发力量绝不根植于哪些特定角色的结局，而在于故事发生的背景，镜头中传递出的历史时空，和真正触及人性普遍意义的侧面。从这个角度讲，它好于《南京！南京！》，和一切用《南京！南京！》的姿态与思路拍摄而成的中国电影。

导演陆川早已坦认设在《南京！南京！》中的最大一处符号。当公式里的“角色”项替换为“中国人”时，所有使用这一公式的人，都再也无法认为《南京！南京！》不是一部好电影。这也是《拉贝日记》与《南京！南京！》的最大不同点。

在《拉贝日记》中，有懵懂麻木的中国民众，软弱无能的中国军队，甚至冒充会讲德语希望活命的中国俘虏。这部片子没有为了照顾中国观众的感情而回避此类内容，而是选择客观地呈现。它的导演并未使用上文的符号公式，自然也不会带有侮辱中国人民感情的主观目的，或是政治导向。

那么中国的观众会如何评价？他们会使用那条公式吗？

网易娱乐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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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刚刚公布的德国电影奖中，《约翰?拉贝》【注：在本文中，以《拉贝日记》指称图书，以《约翰?拉贝》指称本片】拿下包括最佳影片和影帝在内的四个奖项，而获提名无数，包括一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在内的《巴德尔和迈因霍夫》空手而归。这确实说明了某种问题。在我看来，近年德国电影的确有傲视欧洲的趋势。看看这些作品：《再见列宁》、《逃出柏林》、《香水》、《窃听风暴》、《巴德尔和迈因霍夫》还有这部《约翰?拉贝》，作为具备一定思想性和话语生产性，并具备较好市场认可的电影，似乎英法西意诸国还没有如此的规模效应。当然德国电影奖（大致相当于奥斯卡或者中国的金鸡奖）颁给《约翰?拉贝》而不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政治正确或者某种新主流意识形态表述在其间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实际上就影片本身而言，《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是近年来最好的一部德国电影，但是由于它旨在批判和反思六十年代的内在伤痛，并没有提供一个想象性的解决，给提名而不给奖实属理所当然。 而《约翰?拉贝》的获奖，大约能够说明这部影片的书写方式是获得主流认可的。
　　
　　那么还是来讨论《约翰?拉贝》。很有趣的是，这部影片在中国语境之中更具备话题和讨论空间。首先要说明的是，由于没有阅读《拉贝日记》以及没有做相关的史料收集，所以在这里仅提供一些思考的切入点，而暂且搁置更加具体的文本对比分析。最明确和直接的入口有两个，其一是上周上映的《南京！南京！》，我会在本文最后给出一个比较阅读；其二则是现在要分析的，拉贝是谁——
　　
　　在《拉贝日记》引起中国思想界讨论之前，我相信若非从事历史学或者相关学科的人，大约对史实的了解仅仅停留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历史课本告诉我们的东西包括南京大屠杀，百人斩比赛，以及30万遇难同胞；历史课本没有告诉我们的是约翰?拉贝的安全区，以及约翰?拉贝这个人——在电影里他被塑造成一个悲剧英雄。这是另外一半的故事，而于我而言，这件事要从外部被告知，无论是通过图书还是电影，而非始自中国本身的语境，这件事本身就不无怪诞。因为就中学教材的写法而言，像拉贝这样的外国友人，仅就数量而言，他救下的人难道不比白求恩更多么，那么热衷于赞扬外国友人的教科书为何对拉贝只字不提——这就值得我们讨论了。究其原因，无外乎两个，其一是，拉贝是纳粹党人，这是他永远不能洗脱的身份；其二，某种冷战思维和冷战逻辑的延续，因为南京是国统区，因为拉贝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勋章，于是，之前的《拉贝日记》出版和今天拉贝重新显影在此时看来，本身就是一个颇具后冷战意味的写作行为。
　　
　　于是《约翰?拉贝》就变得有趣起来。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恰好为中国语境提供了一个双面的镜子，一面映照出中国历史写作方式的某种裂隙和某种变化，另一面则映出拉贝在德国本身的语境中的意义，进而在我们这里产生具有参照性的思考。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约翰?拉贝》中，拉贝本人的纳粹身份并不是被避讳了而是被强化了，但却是以另一种有趣的方式进行反转式的强化——纳粹党旗，邪恶的象征，却能作为无辜平民的避难所。而拉贝虽然自称是纳粹军人，不忘行纳粹军礼，但显然，影片是把他作为一个企业家来塑造的。他最初庇护平民，并非是出于人道主义，而仅仅是出于“企业家”保护员工的责任，但是最终他一步一步承担起他的使命，于是他最终成为了一个英雄。于是我们看到，纳粹这个符号正好在视觉上被赋予了相反的含义，这是某种意义上的翻案么？当然有这个可能，于是影片为了政治正确，不停地调戏希特勒，并且安排了一个犹太裔的男二号，罗森（按影片演员表顺序，实际上我以为，威尔逊医生才是真正的男二号），通过他的讲述在片中强调纳粹屠犹的事实——但是重要的是，在电影里，通过画面呈现和对白交代根本就是两码事，如果不是实验片，通常情况下“眼见为实”，那么这个翻案实际上是做实了：“纳粹”二字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这部影片最终的策略就变得很有趣，剧作将应当属于纳粹的邪恶，屠杀转给了日本，当然不忘安排一个善良的日本军官，而将最终的大反派赋予一个因为皇室血统而免于审判的日本亲王——这似乎带出了另一重反思，因为冷战的原因，日本对军国主义的审判比起德国来说十分不彻底。然而同样因为冷战的原因，西德对纳粹的审判同样不彻底，但不是那些应该被审判的人，却是拉贝却遭到了审判，于是这个问题就变得愈发的复杂。看来这个问题不是这篇短文能够说清楚的了，于是暂且搁置。强调一点，拉贝遭到审判的原因是“与中国勾结”（见片尾字幕），这里某种后冷战的参数就变得更加明显了。于是《约翰?拉贝》的自相矛盾和影片里生涩的问题就能够得到一种可能的解释。在后冷战的语境中谈论拉贝这个人物，又要在德、中、日的语境中寻找平衡，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且不说民族主义者们可能找到的无数处“被伤害了感情”的地方，恐怕日本方面不能接受这种表述。当然我不能判断这种矛盾是出于导演和编剧自身的思考多一些，还是出于考虑中国市场和“中国人民感情”多一些，但是显然破坏影片结构的正是犹太人罗森和中国人琅书（张静初扮演的女学生）之间的一条生硬的线索。这一点随便做下叙事学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在此不提也罢。
　　
　　镜子的那一面如此，镜子的这一面也相当的复杂。或许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在对拉贝的认同之余，更多的时候是在反思，当我们的历史书写中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缺失之后，以这样的方式找回另一半的故事，本身就变得十分的吊诡。虽然拉贝在影片中成为一个孤独的悲剧英雄，虽然中国人在这部影片中面目模糊，但是那些缺席的成分恰恰是我们的历史书写中呈现的东西，这个话题就更大了。当然《约翰?拉贝》作为电影，不是历史，只是故事——我只是在说，以这部影片提供的参照，我们或许能窥见我们历史书写之中的问题。
　　
　　最后说两句《南京！南京！》和《约翰?拉贝》的对比分析。这恐怕是现在和将来的讨论中难以绕过的的话题。。《南京！南京！》并没有绕开拉贝这个人，但是拉贝在《南京！南京！》里真是面目模糊，或许陆川认为这是不需要交代的事实，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个事实根本就长期处于匿名状态。另外则是，《约翰?拉贝》正面展示了强奸——尽管未遂，正面展示了百人斩少尉和他们的比赛——不得不说，尽管是从门缝里看，这个场面也比《南京！南京！》更有冲击力。话说回来，《南京！南京！》里最有冲击力的画面大约是那一片像麦子一样倒下的中国士兵，相应地，《约翰?拉贝》里两段日军射杀战俘也不相上下。《南京！南京！》的问题在于剧作，《约翰?拉贝》的问题也在于剧作，但至少《约翰?拉贝》好歹还是一个故事，比《南京》问题少一些：如果《约翰?拉贝》能够把拉贝的两难处境强化一些，删去不必要的线索和人物，可能剧作上更加流畅一些，但是鉴于前面的分析，如果不能解决这个历史表达的困境的话，剧作的根本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说白了，《约翰?拉贝》本意不是拍南京大屠杀，对它而言，南京城也只是景片而已，它的诉求是写人——写拉贝这个人，进而表达某种思考。这部影片的诉求不是“南京大屠杀的又一铁证”，而是德国人的反思。如果如果有人说《约翰?拉贝》就是一商业片，对，它确实是一商业片，但《南京！南京！》也不是艺术片啊。要是有人说《南京！南京！》因为删减而如何如何，《约翰?拉贝》删减的部分估计也不少，确实很多地方不流畅。至于一定会被拿来比较的《辛德勒的名单》，那才是商业片和商业片。依我看，《约翰?拉贝》的讨论空间比《辛德勒的名单》还大一点，因为这部影片在中国语境中天然的特殊性。当然，关于屠犹和南京大屠杀的比较的问题，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屠犹是“人类的灾难”，南京大屠杀只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问题”，这其间的话语斗争，犹太人的话语权，以及西方话语在中国语境中的位置，都是巨大的问题。

于是结论就是，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讨论而言，一部高票房的、国际语境中的商业片，比十本学术著作或许更加有效，只要它能提供话题和思考的空间。一个读后感式的写法会是，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当一个人面对强权，他可以做出一些伟大的选择；一个广告式的写法会是，《约翰?拉贝》是“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各国评论一致激赏”（见影院广告）；一个批判性的写法是，《约翰?拉贝》在自我矛盾中展示了某种反思性——但这些都是结论，于我而言，这是一部颇具讨论和思考起点性质的文本，从这里进入，是更多的阅读，以及更有参照意义的言说可能。

    
对《拉贝日记》的期待一直都挺高
事件本身就足以让我震撼
童年时代对“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同志”的记忆，其实是相当模糊的
而那段必须要求背诵的课文，背得相当痛苦，如今却同样忘光
也许在我的心里，需要那么一点东西来填补这让人肃然起敬的温暖和力量
于是拉贝同志做到了

陆川说，《南京！南京！》从一个日本人的角度看大屠杀，是为了突显“客观公正”
这个答案我一直持嘲笑的态度
而看完《拉贝日记》，果然证明了陆川的阴谋
这部号称要打入日本的《南京！南京！》
你那谄媚的视角，是为了，仅仅为了，让日本人能接受吧！
真正能做到公正的，确实是只有第三方的眼睛，《拉贝日记》

拉贝是一个固执到有些愚忠的纳粹党员
他会认为“作为德国的同盟军，日本扩大实力也是正常的”
他会相信“日本是我们的朋友，不会过分的杀戮”
他会期待“日本军官会约束现在的屠杀行为”
他会维护“伟大的希特勒”
他在等待“领袖的支援”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有些天真可爱的老头
在看到南京陷入危难时
他会不顾一切得打开厂门让难民进来避难
他会放弃离开中国的机会留下管理安全区
他会在日军要求交出士兵的枪炮威胁下交出自己

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没有经过完美的包装
贴上“好人”标签的正常人
他为中国人所做的一切
并不是因为他热爱这片土地
而是出于自身的人道主义思想
他坚信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
所以当他面对几百个士兵，却只能带走20人时，他哭了


和《南京！南京！》刻意营造的黑白压抑色调、和屠城的血腥不同
《拉贝日记》的基本色调是暗黄
影片并没有展现多少残忍的景象
从头到尾都给人温暖的力量
让人看到
在历史上如同地狱般的南京
在1937年的12月
其实有一个地方是温暖的、让人感动的
在遮挡难民的纳粹旗下、
在拉贝和太太朵拉分别的码头、
在拉贝艰难选择的日军砍头比赛场地、
在拉贝不得不离开中国时送行的人群、
……
我的眼泪一直在流
这些都是《南京！南京》那过分冷静去展示日军残暴无道的冷镜头所不能够带给你的动容

今天的南京缺乏记忆吗？
今天的中国人对历史模糊吗？
今天的中国还需要仇恨悲愤或和平宽容吗？
我们只想知道更多不被世人了解的真相
在那个死神曾降临的城市，原来还有着这一点光
这是《拉贝日记》能带给我们的
让我们不再因惨痛的经历而痛哭
我们流的是感动的眼泪
这才是中国人真正应该知道的南京！！

ps：
不知道《南京！南京！》出于什么目的
在它的故事里
拉贝是多么懦弱无能的一个人
仅有的几个镜头里
只看到他的妥协和无奈
和《拉贝日记》里坚强感言的拉贝完全不同！

一个月前在香港看了这部《拉贝日记》，由于英文对白部分没字幕，自己的英文听力又没太过关，可能干扰了一点对此片的感受。但总的来说，这部彻底好莱坞化的南京大屠杀题材，并不怎么样，甚至还不如同样有问题的《南京！南京！》。换言之，拉贝的故事可以放在波兰、卢旺达、波斯尼亚，这对好莱坞来说只不过是换了角色的新型类型片，就连日本人都拍过自己的辛德勒，一个从纳粹手里拯救犹太人的驻波外交官。
在此，只简单“列一下”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供对比参考。以下原文原载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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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片，可以得出这么一个规律和趋势：纪录片先行，各种样式的剧情片就随之跟上。对新闻事件和重大历史，纪录片总或以力求客观的态度或告诫世人的用心率先介入，与观众形成一个最直接的观视角度；剧情片以其商业需要，选择纪录片局部素材并以表演形式放大，在观众形成以其经验并无关联的煽情氛围，当然，在南京大屠杀题材面前，言说商业意图是不合时宜的。此种从纪录到剧情的传递关系，有如下实证：

1982年，新影厂纪录片《南京大屠杀》，以库存的翔实资料，整合剪辑后，掷地有声地抛出日军屠杀30多万同胞的铁的事实。1987年，南京大屠杀50周年，内地和台湾，分别推出《屠城血证》和《旗正飘飘》，陈道明、雷恪生、归亚蕾、林青霞等分别扮演了这段历史中的大小人物，有虚构如医生、摄影师和东北女生，也有真实如间谍川岛芳子、弃城军官唐生智，遵循的都是步步紧迫的惊险片叙事方式。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吴子牛完成《南京1937》，秦汉、早乙媛、刘若英精彩地“表现”了一种黑暗时代的强烈个人勇气。同年，香港导演牟敦芾“黑太阳系列”的第二部《黑太阳南京大屠杀》在内地以爱国主义教育电影的面目上映，而这部电影因其极端血腥恐怖的画面，在香港是被列为三级片的。

从87年开始，一个日本老头频频进入国内新闻里，他就是曾作为日军十六师团士兵，参与过南京大屠杀，并在晚年一直坚持谢罪和作证的东史郎。他的个人行为，除激怒了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外，也让其他国家的电影人开始关注这场大屠杀。2002年，专门制作历史纪录片的美国人陆达路，拍成了耗时多年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片中走访了东史郎和研究此段历史的中日美学者，更首次公开了很多来源于传教士约翰?马吉的珍贵影像材料。2002年，叶童主演了《五月八月》，却遭“一部首次揭露中国女性被奸杀的影片”这样的低级海报宣传染污；2005年，通过传真法师多年来跑企业“化缘”，《栖霞寺1937》这部没任何名导明星的小成本电影，在宗教界的交口称赞中上映。

2007年，南京大屠杀70周年之际，三部表达第三方立场的纪录片陆续出现，它们是受内地院线器重的《南京》、在些许纪录片活动中露面的《张纯如》以及不幸被淹没的《南京梦魇》（该片导演约瑟夫一直抱怨其中有市场运作的阴谋）。这几部纪录片都跳出长期以来在探讨屠杀问题时所陷入的人类行为逻辑死胡同，而将悲痛的承受者还原给那存世不多的一个个破碎的个人；也避免开由中国这样的受害者在陈述历史时，可能被激愤感影响的清晰度。它们让观众暂且离开冰冷的数字，而重新审视那些也曾鲜活过的生命个体，甚至意识到大屠杀还制造了其他非直接的受害者，如目击暴行的沃特林和在追述过程中不能自己的张纯如。

第三方的“中立讲述”多了，就被好莱坞相中了，2009年，一个有着一切史诗片架构的《约翰?拉贝》出现了，他拉开巨大的纳粹党旗，把像小鸡般可怜的中国难民塞了进去，躲过轰炸，而这样矛盾戏剧化的场面在这部“好莱坞制作”中比比皆是。只可惜我们不是《辛德勒名单》的旁观者，而是有着沉痛民族记忆的当事人之后，难以接受这样“刺激好看”的故事。于是，削发明志的陆川带着自己的信念和态度，与诸多明星们撑起中国人自己方式讲述的大屠杀故事《南京！南京！》，但这部电影最突破性的尝试（以日军视角拍摄）反倒也成了最大的问题所在——叙事的情感逻辑难以表现，而只能依赖于形式化的宗教仪式感。

电影，究竟该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在民族疼痛感面前，轻浮随意和商业野心显然都是不行的。

柏林电影节的时候，《拉贝日记》男主角乌里希·图库尔说过这样一句话：“《拉贝日记》为中国的二战遭遇说了句公道话，也许这部电影会触动一些日本观众。相较于说很多的希望、抱歉，这部电影更有致歉的诚意。”

一个国家的电影，比任何其他艺术媒体都更为直接地反映出这个民族的心态。而在战争片这个类型中，这一论点更是精辟。由于战争电影及与战争相关的电影一般都耗资巨大，因此它会比任何类型的电影都更加鲜明地表达出各种流行社会意识形态。

而对于所有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来说，以何种态度和历史观去面对这个民族集体回忆上的巨大伤口，都是直接关系到影片成败的最关键所在。此种类型的影片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根本没有平庸的机会——要么被赞誉，要么被唾骂。

对于《拉贝日记》这部中德合拍的电影来说，我认为它会是一部能够被大多数中国观众认可的电影。虽然从严格的角度来说，《拉贝日记》应该算是一部德国电影，但它所涉及的“南京大屠杀”这个背景，也给它打上了不可抹去的中国烙印。这样一部从异族角度来观察和反思“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能够在两个国家——而这两个国家在二战中分属不同阵营——都得到认可，它的态度和历史观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德国作为纳粹主义的发源地，战后对纳粹主义的反省和清算是极其彻底的，连起源于旧普鲁士军队的正步操都因为曾经被纳粹党卫军和德国纳粹军队所采用，而在战后被认为是纳粹德国的象征予以摒弃，法律禁止任何人做纳粹德国的正步走和行纳粹敬礼。而正是这种坚决而彻底的态度，为德国赢得了反思战争和历史的权利。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拉贝日记》的主人公约翰·拉贝先生，即使他曾经是一个纳粹党徒，即使他曾凭借身戴纳粹标志而保护了难民，这些历史细节的出现也不会让中国观众感到反感。因为这是一个有资格去面对历史的国家，而这部电影也可以摆脱历史的纠缠去直面一个关于人性的故事。

约翰·拉贝经常被媒体称为“中国的辛德勒”，我想二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当面对巨大的“不义”时，即使身为一个普通人，即使身为一个纳粹党徒，也能够有勇气站出来去维护内心的底线，并在这个过程中自身的人性逐渐得以升华，最后成为一个“义人”。这种人性中偶尔绽放的光辉，在一片黑暗中尤其显得珍贵，因此更值得我们去追逐。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我想这种黑暗中的一丝微弱光明，是能够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在内心深处引起共鸣的。

这一丝光明，不但是爱，而且是大爱。在一场巨大的民族灾难面前，伴随着时间推移，那种集体梦魇因为没有得到释放，所以并没有消散，一直在巨大的沉默中沉淀。70年后的我们，仍然能感受到那种巨大的沉默背后所积攒的怨念。面对在黑暗中追逐光明的举动，勇敢者会感慨光明的珍贵和自我救赎，怯懦者会哀叹人生的虚无和自我欺骗。但无论如何，那丝光明总是存在的，只看我们如何去选择。

在正常的表达下，战争电影的主题基本都是在努力升华和质询一个民族如何看待某一具体冲突（无论当代还是历史的），以及这一冲突如何随时间的推移对“集体梦魇、习俗或欲望”产生的沉淀作用。对于涉及“南京大屠杀”题材的中国电影来说，从已经拍摄过的那几部来看，都没有做到“正常的表达”，因此也就谈不上升华和质询。而这种遗憾是《拉贝日记》所无法弥补的，因为它虽然涉及到了“南京大屠杀”，但电影的主旨还是在讲述一个普通德国人如何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发现人性，升华人性的故事。它虽然很好地完成了这个关于人性的故事，但它并没有能力和资格去升华和质询中国人的集体伤痛。这并不是电影技法的失误，也不是电影立场的失误，而是因为这样的一场巨大灾难和伤痛，虽然有人性的共同之处，但那种痛彻心扉的悲怆和发问，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完成。

《南京！南京！》也会在这个4月和《拉贝日记》同时上映，作为一部中国人自己拍摄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它将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将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