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sh

本文首发于《陀螺电影》

像《骡子》与《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这样的作品，在院线电影中实在太罕见了。

观众们或许很难辨明它们的独特之处，但它们确实能够给人一种极为流畅、舒适的观感。而这恰恰是因为，伊斯特伍德的这些作品，保持着某种惊人的古典性。如果说新浪潮的猛将、时年89岁的让-吕克·戈达尔，直至2018年的《影像之书》为止，都在试图创造更加新奇的影像；那么与戈达尔一同出生于1930年的伊斯特伍德，恰恰就是古典好莱坞风格的捍卫者。

在《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中，他仍旧在使用着这种锤炼了数十年的古典技艺。或许许多欧洲电影迷、尤其是新浪潮爱好者，会对这种传统抱持着某种轻蔑的态度。但是，古典之所以能够成为古典，其实也有它的道理——这种影像之所以能够给人带来最为流畅、舒适的观感，其实是经过时间检验的。

那么，什么是好莱坞的古典主义风格？它主要指涉的是好莱坞古典时期电影中，以连贯性剪辑系统为主体的影像风格。我们熟悉的过肩正反打、视线匹配等技巧，都是这种风格最重要的武器。它们会引导我们关注最重要的信息——发言人或是视线的落点等——以此来推动叙事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它们还保持着一种惊人的透明性（“连贯性风格”之名恰恰来源于此），不会让我们意识到摄影机的存在，也让我们得以彻底浸没在影像中。

但是，存在这些既定的技巧，并不代表古典风格就是一成不变的套路。就像长镜头风格也能拍出杰作与废品一样，在大师手中，正反打也能展现出极尽细腻的用法——在《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中，伊斯特伍德就让我们见识了这一点。

在理查德·朱维尔、他的律师沃森·布莱恩特与两位警官对谈的那场至关重要的戏中，正反打的细腻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场戏里，朱维尔第一次发自肺腑地对着FBI的警官进行了批判。很多观众一定觉得这场戏很能调动情绪、很“燃”，但他们很可能没有意识到，伊斯特伍德是通过恰到好处的正反打变体达成这一点的。因为，这种古典主义的风格图式实在是太“透明”了。

在刚开始的时候，朱维尔、律师和两位警官被分解成两个双人镜头，但它们其实都是“伪双人镜头”。在朱维尔和律师所处的镜头中，灯光主要关照的是密集地进行发言的朱维尔，而身形较暗、较为沉默的律师处于画面的次要地位；在两位警官的那个镜头中，发言人主要是乔恩·哈姆扮演的、咄咄逼人的汤姆·肖。

所以，这两组双人镜头之间的正反打，其实是朱维尔与肖之间一对一的交锋。随着这场戏的发展，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之所以正反打又名“过肩正反打”，就是因为在A听B说话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A模糊的肩部，这样我们就能同时体认谈话的双方。

而在这场戏中，当两位警官说话的时候，我们本来能够看到朱维尔和律师的肩部。但随着谈话的深入，我们就只能看到朱维尔的肩部了——伪双人镜头渐渐变成了真正的单人镜头。伊斯特伍德微微将镜头右移，同时调整景别，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朱维尔与肖的特写正反打。

伊斯特伍德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让我们逐渐关注场景中最重要的焦点，一方面通过越来越近的景别，创造了一种循序渐进的紧张感。最有趣的是，当朱维尔在特写镜头中慷慨陈词、批判FBI之后，景别旋即变远，我们再次看到了两个松弛的双人镜头——这恰恰是让观众纾解情绪的过程。

在这场迷人的戏中，伊斯特伍德用这种最不易被觉察的、古典主义的手法，发挥了推动叙事进展的指示性效果，也达成了抒发情绪的表现性效果。在很多时候，即使是那些欧洲艺术电影的风格，也都在发挥着这两种效果。

当然，伊斯特伍德这部技艺精湛的古典之作，不仅仅使用了连贯性剪辑这套武器。其实，更为久远的好莱坞古典主义电影，是并不排斥较远景别的场面调度的，只不过这种调度也和剪辑一样，会被用来展现透明化的叙事——霍华德·霍克斯正是连贯性调度的大师。

在《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中，伊斯特伍德通过与剪辑同等细腻的调度，在中远景中展现了奥运会场地、报纸编辑部等一系列的空间，以及这些空间中的群像。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朱维尔这个个体，还有一个范围广阔的社群。正因如此，这种风格也非常适合用来表述这种社会议题。

那种用超近景别构成的电影，其实是晚近好莱坞电影追求感官刺激的策略。所以，伊斯特伍德的古典性，不仅相对于那些追求电影语汇突破的欧洲电影，也相对于那些当代的好莱坞电影。看他的电影，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刺激，而是流畅与舒适，我们真的在聆听一个好好被讲述的故事，真的在思考一个含义深远的历史悖论。

有趣的是，理查德·朱维尔也恰恰是这么一个“古典主义”的个体。他坚守着那种颇为古典的价值观，无限忠诚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所以他不会“出错”。在这个万物失格的时代，像朱维尔这样的人早已成为了少数派。

年近九十岁的伊斯特伍德，坚守着这种古典主义风格，或许也正是因为，在向观众传达自己所思所想的时候，他希望自己的影像不要出一点差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