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新泽西州的 Fran Lebowitz，高中辍学后来到纽约闯荡生活。在她看来，这个城市物价高昂，房价疯狂，人行道上从来没有看路的人。以至于别人在问：「你为什么住在纽约」的时候，反而回答不上来。在城市居住，你的勇气，你的胆量，都将用来挑战这里日常中最为琐碎的危机，包括那些用手肘来骑车的年轻人。曾经当过出租车司机，也曾经在 Andy Warhol 的「工厂」里做记者，曾经被爵士乐大师 Charles Mingus 追到第七大道，也曾经坐在拳王阿里与弗雷泽「世界大战」的擂台前 …… 这些「曾经」不仅真实地构筑起 Lebowitz 的纽约记忆，同时也在塑造着她与这座城市的关系：「也许你来到纽约，不知道如何在这里生活下去，但是你总会想到办法在这里生活下去。」这是一种生活史的印证，也是一种时代经验的目睹。在混融的时间与空间中识别自己，是每一个选择前来纽约的人，坚持下去的原因。

多年好友 Martin Scorsese 虽然已无法记起究竟是如何认识 Lebowitz，但他们记得每一次聚会之后，都能聊上一整夜。毋容置疑，Scorsese 能由衷地欣赏她的幽默，她的愤怒，她对城市的尖刻吐槽与念念不忘。两人于 2010 年曾合作推出纪录片《公众演讲》（Public Speaking），时隔 10 年，围绕 7 个话题的《弗兰 · 勒波维茨：假装我们在城市》仍然在纽约发生。两位老友无论是在咖啡桌前，还是舞台之上都保持着如一的默契，一个在滔滔不绝妙语连珠，一个在尽情应和放肆大笑。 「评价是我的职业。」曾出版过《都市生活》（The Metropolitan Life）与《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的 Lebowitz 将生活在都市的经验，转化为描述、见解、意识乃至愤怒。她的犀利与幽默，不仅会令人联想起那个念叨着离不开曼哈顿的导演 Woody Allen，脑中也会闪现活跃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城市批评家 Jane Jacobs。这个带着粗框眼镜的奶奶级媒体人，将日常观察凝练为她的「街道之眼」，同时成功打破纽约总规划师 Robert Moses 的社区改造计划。一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不仅成为了影响至今的城市规划经典之作，也挑战和改变了人们看待城市方式。

有趣的是，纪录片中 Lebowitz 经常在皇后博物馆内的纽约全景模型之中游走，这个完全复刻了纽约城市的模型，由 100 多名工匠组成的团队为 1964 年世界博览会所制造。庞大且精巧的地景，蓝图式的建筑规划，地图模型带来全新的空间感，人真正成为尺度的「主宰者」。Lebowitz 在拍摄中曾经不小心碰倒过「皇后区大桥」，这座竣工于 1909 年跨越纽约东河的悬臂桥，连接着皇后区长岛市与曼哈顿上东区，在建造时曾牺牲了 50 人的生命。「只是碰倒，没有损坏。」Lebowitz 在采访中强调。一次放大的近观，一种局部的对视，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个无所不在的城市，究竟是以怎样的形象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除了开篇与剧集同名外，余下的 6 个主题皆以政府部门的名称命名。这些部门所引发的争论与影响，看似是政策与规划，实际每一个环节都与城市中的居民息息相关，围绕着生活中的当事人所展开。在「文化事务」中她指责了那个为拍卖价格而非毕加索画作鼓掌的世界，艺术成为谎言的媒介；在「大都会交通运输」中她声讨了那些忽视真实需求的公共计划，只考虑艺术改造的地铁站；「审计部门」则直面了金钱在城市中的意义，那些没有流进你我口袋中的资金最后去了哪里？；她也会在「体育与健康部门」的篇章里调侃了自己多年不改的抽烟「坏习惯」与瑜伽养生的假流行；「户政部门」里的观点事关 Lebowitz 对于不同世代年轻人的看法，更重要的是，这位没有电脑，不使用社交账号的人强调了一件事：我不使用 Instagram 和 Twitter，并非因为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恰恰是因为我知道它们是什么。最后一期的主题「图书馆服务」，对于 Lebowitz 这位书虫而言简直是信手拈来。从谈论曼哈顿中的「钉子户」Argosy 古书店，到采访美国作家 Toni Morrison，Lebowitz 认为书不是一面镜子而是一扇门，「我的世界大了 10亿倍」。

纽约公共图书馆售卖的冰箱贴里援引了 Lebowitz 的一句话「说话前先思考，思考前先读书」。事实上，这是 Lebowitz 在 1978 年《新闻周刊》中给到年轻一代的建议，这句话的后半段是：这样你会有事去思考，无需自己去编造。40 多年过去了，片中的 Lebowitz 不仅保持着与当时如一的发型、穿着、乃至坐姿与谈吐，更重要的是，71 岁的她仍保持着对这座城市巨大的热情与嗅觉，爵士乐般轻盈又灵动地谈论着周遭的一切。 Lebowitz 有时在咖啡厅内与 Scorsese 随性聊天，有时则站在台上进行脱口秀式批判，更多的时候，她选择在纽约的街头来回踱步喃喃自语，自称是城市中唯一会认真看「路」的行人。她在行走的过程中收集着来自街道上的「纪念碑」，当中的故事与传说，一一 被踩在脚底。

在这些铭牌中，匹萨饼大小的「Hess Hriangel」被称为纽约市最小的一块土地 —— 只有 0.3 平方米。在 1910 年的城市规划中，253 栋建筑都将被拆除用于拓宽第七大道并建设地铁，包括 David Hess 所拥有的五层公寓。抗争虽然无果，但 Hess 的继承人却在日后发现最初的土地拆建测量漏掉了一小块土地。他们不仅拒绝了政府提出捐让要求，还在此以三角形马赛克的铭牌标明了土地的所有权。这些斗争即便没有击破程序，却为城市带来一种形象：保持原则，永不言和。 纽约与全球所有大都会一样，土地与人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张，无论向西搬，向东搬，向南搬抑或向北搬，节节攀升的地价仍会令人无所适从。作为已经在纽约生活了 50 多年的「老客人」，Lebowitz 自嘲是房地产投资中「高买低卖」的失败者。看过 100 多套房子，经历了房价一周内涨达 1 万美金的疯狂时刻，她认为如果要买到心仪的房子，一个能装下一万册书的房间，她的头等大事就是中彩票。「我 18 岁来到纽约，不是为了投身房地产这一行。这里的人整天谈钱，仿佛这个话题很有吸引力，其实不是」。欲望与紧张交织，诱惑与失落并存，抓住机会的人藏身在大楼，没有地址的人消失在街头。

面对老马的发问，「你的幽默来自哪里，是后天培养还是天赋」时，曾经在中学得过「最佳幽默奖」的 Lebowitz 显然骄傲又自得。「天赋的伟大之处在于，它绝对随机分布在世界人口中的特性，它和任何事情都毫无关联。」而纽约，则如约翰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所言：在纽约，一切都是聚世界之大成，它们彼此龌蹉又并行无碍：人口、戏剧、艺术、写作、出版，进口，商业，谋杀，奢侈，穷困 …… 迷失在纽约的多样性中，吸收了丰富体验的身体，也将成为社会空间的一部分。

作为「世界中心的岛」，曼哈顿曾是美国的起点。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不断从欧洲涌入美国的移民，经过漫长的大西洋航行，将在自由女神像旁的移民入境审查站中接受检查，获得资格。犹太诗人 Emma Lazarus 的十四行诗就将铭刻在基石之上，赞颂这个拥抱世界的「金色大门」。但到 20 世纪 50 年代，已经有 80% 的纽约客生于美国。直到 1965 年移民法《哈特-塞勒法》（Hart-Celler Act）的推出，新的移民潮再度开启，这使得各个国家的公民都可以申请移民美国，到 1980 年代时来自全球的移民已超过 100 万。在图书馆内，Lebowitz 与 Scorsese 寻找着各自家族的记录。犹太人的身份让 Lebowitz 思索种族与文化的联系，而意大利裔的 Scorsese 无疑拍出了纽约最好的黑帮片。

城市是世界的高度浓缩，以最疯狂的效率证明着人类的胆识。现任纽约市长 Bill de Blasio 在竞选演讲时曾提到，纽约是一个「双面之城」，贫富差距、阶级固化、市绅化与暴力，这里有被神话的一部分，也有令人心碎的瞬间。Lebowitz 虽然在纽约行走，却能瞥见世界所有大都市都共有的毛病，提醒那些兴致勃勃的异乡人。《假装我们在城市》在疫情来临之前开始拍摄，Lebowitz 曾对挤满纽约人行道中间的「白痴们」大喊「快点！假装这是一座城市！」，以讽刺那些从不抬头看路，活在自我世界中的都市人。疫情的到来，在城市陷入停滞阶段，Lebowitz 曾与《假装》的摄影总监 Ellen Kuras 在城内游荡，拍摄回来的照片非常漂亮。空荡荡的街道让纽约的变成精美的静态风景。变化随时在发生，但 Lebowitz 并不希望继续在这样的街头拍下去，「我们不是记者」，这样的纽约，这样的城市，反而是她最不希望记录的时刻。

直到今天，常态化的疫情正在使我们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拥塞渐渐冷却，我们在街道上看不到彼此的脸。当初 Lebowitz 向街道中央喊出的口号，不仅成为了这部纪录片的标题，同时成为了一则隐喻，过去的抱怨变成一封给纽约的情书。公平与趣味，城市有最吸引我们的东西；拥堵与漠不关心，这里也有最臭名昭著的故事。但周而复始的诱惑恰恰来源于城市的暧昧混杂，生活不仅是一种存在，还是一种发生，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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