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唯以真实打动人心产生共鸣。有幸参加了提前观影活动，映后还有导演萧寒现身交流，讲述了拍摄背后的种种，并回答了观众们的提问。非常喜欢这种观影+导演见面会的形式，观影的直接体验，加上导演的讲述，更能够深刻了解这些人物，深度发掘背后的故事，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你会发现，既有和你想的不一样的部分，也有你不曾注意或了解的部分。就写写自己的感受，顺便记录下导演聊到的一些内容。

影片取用两组人物，跟拍他们最真实的日常生活，两组都是湮没在茫茫人海中的所谓“小人物”，他们的柴米油盐，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人生百态，你会忍不住为他们的欢乐而欢乐，为他们的悲痛而悲痛，因为多多少少都有过相似的体验，因此更能感同身受。

来自广东的黄忠坚是个小小的包工头，热衷于舞狮，可以说是“一片丹心向舞狮”，平日里既要忙着赚钱养家，又要为了舞狮学习蔡李佛拳。没钱没背景没长相，住在城中村的一户狭窄的出租屋里，女朋友怀孕，却被准岳父拒之门外，坚决不肯接受他们结婚的请求，小孩出生又被查出法洛四联症外加肺血管被压迫，连呼吸都很困难，手术迫在眉睫，不得不顶着密不透风的压力，四处催债借款筹措资金。他惨吗？在我看来，他很惨。一桩桩一件件，生活里的各种压力与无奈持续不断地砸向这位瘦小的青年。这样艰难的日子应该会让他时刻都很难过吧？可是他们又是快乐的，从观影的诸位时不时的笑声就能看出。虽然他们夫妇也常为生活琐事争吵，伴随着发脾气与哭泣，但是又会经常用搞笑来缓解气氛，会弹着吉他唱着歌，小小的出租屋里也常有欢声笑语。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哲学，不曾轻言放弃，苦难里也能开出花儿来，他们平凡又伟大。我觉得黄忠坚的舞狮世界就是他自己构筑的乌托邦，在这个世界里寄予了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暂时忘却俗世烦恼，成为精神支撑。我记得雪菲在领到结婚证要宣誓的那一刻控制不住的泪水，那泪水里包含了多少复杂的情绪；生小孩时雪菲肚子上布满的妊娠纹，她又是鼓起了怎样的勇气；孩子一生下来就是先天性心脏病要和死神博弈，黄忠坚问她是否后悔把这个孩子生下来，雪菲说“我只是心疼”……特别难过，他们有太多的难处，也特别敬佩，他们坚韧顽强，守得云开见月明，愿生活不辜负每一个努力活着的人。

来自新疆的阿合特有个不省心的大儿子，离了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还从不回家，老爷子生气的时候会说恨不得他死掉。小儿子准备为侄子配型捐肾，掀起家庭风暴，妻子埋怨阿合特害了自己的儿子，儿媳得知被隐瞒的真相气得要离婚。此外还有还不上的债务时刻压在心头，多想一点都会失眠。阿合特是个手艺人，做得一手好马鞍，但随着时代的洪流，他也在担心着这门手艺不再是吃饭的家伙，因为不再被需要而渐渐失传。但是阿合特从未停止过脚步，为了还清债务，让家人过得好些，努力做好马鞍参加雾凇节的展览，希望多卖出几个；虽然嘴上在骂，可心里其实是热乎的，在小儿子去往医院之后，四处寻找大儿子，带领他走上回家的路；有着善良的心，即使其他人再反对，认为可以挽救生命的事情，即坚定地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他还思索着要给大儿子再寻一门亲，让他好好过日子。阿合特一直在努力将一家人维系起来，再苦再难也牢牢肩负起“主心骨”的责任。这份责任和担当却不是人人都有勇气和能力承担的。

我也曾对家人的唠叨有过反感，对他们的不理解感到委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家人的老去，看着身边各个家庭的是是非非，也逐渐明白，家人才是我的最强后盾，才是真的一心一意为我好的人，不论他们说什么，其实都是为了我能过得好，活得开心。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就算再坚定，其实也是拗不过子女的，最终还是会妥协，是因为他们舍不得自己的子女受苦，全部的希望不过是子女的幸福罢了。所以要珍惜这种无私的真情，很多事情可以用迂回的方式解决，就不要选择激烈的争吵和伤害，口不择言只会带来悔恨。珍惜当下，珍惜每一个生而为人的时刻。

影片最后出现多位被拍摄者的身影，来自各行各业，都在回答同样的问题：一百年很长吗？有位老者的话印象深刻 - “家有千金，不如朝夕为人。” 人生总有时，或度日如年，或时光飞逝，一百年不长不短，苦尽甘来，朝夕必争。

附上略加整理的导演见面会问答部分：

关于摄影机介入被拍摄客体的生活而对其产生的影响

A：导演选择单机位的方式拍摄，一台摄影机即导演的眼睛，房间现场只有摄影师和导演两人，其他工作人员都在外面，在角落里默默跟拍，尽量不影响被拍摄者的生活，所以他们反映出来的全部是最真实的当下的情绪。虽是旁观但不冷眼，首先不想以上帝视角去施以援手，加以干涉，既不想让被拍摄者觉得被怜悯伤自尊，也不想他们觉得得来全不费工夫而理所当然。但导演依然不忍，以自己的方式默默支持。手术期限前三四天导演对黄忠坚说，如果实在借不到，剩下的钱由他本人来出；找人买下几副阿合特的马鞍，至今未让其知道真相。黄忠坚最终自己凑够了手术费，既没有接受导演的资助，也没有伸手向岳父母求助，他就是这样一个有自尊心又很可爱的人。

关于人物纪录片走向无法预测，当初为何选择黄忠坚作为被拍摄者

A：最初是人物本身吸引导演的关注，经过接触发现黄忠坚是个搞笑又坚定的人，除了养家糊口，他有自己的坚持，也就是舞狮，梦想有自己的狮队，也是这个梦想一直支撑着他。拍摄过程中有惊喜也有惊吓，孩子被测出先天性心脏病完全是意料之外，所有的情节走向都无法预料，只是顺其自然地记录下这一切。

关于为什么要让纪录片走进电影院，而非通过其他媒介传播

A：首先是导演本身有电影情结，希望纪录片走进电影院，纪录片公映的票房不理想是普遍现象，能够进入院线已属不易。另外最重要的是电影院创造的环境，这种沉浸式的观影体验，更能令观看者进入人物的内心，而手机或者电脑就不能做到这一点，除非是强烈吸引眼球的剧情。

关于如何说服被拍摄者接受拍摄

A：其实他们都不会太在意摄影机的存在，也蛮享受被拍摄的过程，感觉可以记录自己的生活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包括过去《喜马拉雅天梯》和《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被拍摄者们，至今都与导演保持联系，也会见面。黄忠坚曾被问到类似问题时说：“不知道他们在拍什么，但是他们答应给我拍一个婚礼录像。” 导演就这样“被迫”许下一个承诺，并且说到做到，影片结尾也截取了他们婚礼的部分片段。

关于拍摄这部纪录片对导演本人有何影响

A：更加热爱生活，生命得到延展。

关于将此片取名为《一百年很长吗》的意图

A：这是在立项时导演就想好的名字，期间曾想过改名，但最终保留了下来。“一百年很长吗”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导演希望在看完片中人物的鲜活和真实之后，将观众从情境中抽离出来，去思考这样一个抽象的问题，留给大家空间去思考生命和时间的关系。为此片调研过一百多位人物，拍摄了十几位，最终剪辑出来是片中呈现的这两位。【影片末尾各个行业的被拍摄者对这个问题均有自己的答案】

关于片中两段黑场（只有字幕和声音，没有画面）是如何安排的

A：导演很实在地告诉大家，不是不想拍或是故意为之，而是确实没拍到，不得不这样处理。一段是黄忠坚和张雪菲拜见岳父被拒之门外的场景，岳父当时本就一肚子火气，看到摄影机更加生气，差点报警，所以团队只能退出，幸好被拍摄的两位身上带了“小蜜蜂”才让声音得以留存。另一段是进产房后夫妇俩的对话，医院的规定，团队进不去，也是由声音来完成。本是无奈之举，效果却出奇得好，比起有画面的，黑场反而更有张力，更有冲击力，这就是真实的生活给出的创作的礼物，包括被拍摄者们的所有对话，都不是提前设计好的，反而处处有惊喜。

关于配乐方面的考虑

A：片中背景乐的使用很有节制，导演只想反映最真实的画面，并不想多度使用背景乐来渲染气氛，只在几个情绪节点上加入一小段音乐。结尾部分则是用音乐来推进，想要表现出两位主人公走上人生战场的气氛，他们都是奋斗中的战士。

《存在于—更好的失败——论贾科梅蒂》还有值得更细加延伸的情景。剥夺下去的面孔不是个人的，也不仅仅对于个体而言，是单独的，是整个单独，一无是处却无处不在的孤独。这种苛求把贾科梅蒂带入到一种绝对的领域中，在其中，它们恰好只能容忍他和它的孤独存在。它们必须在偶然的世界中保持必然性的普及，因此孤独也毫无预兆的能在那些群像当中被发现。但在贾科梅蒂的作品中，恐惧所吞噬的真实更是孤独所无法比拟的。形象的夸张仿佛并不是作者有意去对称的氛围的，它在一开始就奠定了某种被动的趋势；像是神秘的力量的主宰了这种不寻常的变形。一切如所呈现的，刻意削瘦的人体仿佛只剩了原有的凝滞的灵魂。但明确的是雕塑艺术本身就是线条的艺术，这就应验了存在主义者的虚荣观念；在形式与形式之间惟一不存在的是形式。任何刻意的思维去融洽的社会氛围都将成为整个世界的焦虑，而继续去延伸这些狭隘，独立，隔绝的形式仿佛才能使所有个体成为一个孤独。这也促成了雕塑艺术的原貌和明晰的目的。诞生在他手中的群像和特写雕塑的呈现就更加使这种寓意达到近乎于更容易观察的地步。接连不断地用于观察亲近事物的常态；眼睛，鼻子，脚步，被逐渐的夸张为更贴切“虚无”的象征。仿佛一切都是迎合着虚弱的焦虑的憋压的灵魂一样的疲惫不堪。但洞悉的传统意义却仍未从彰显着无度的形式中脱离，它们仍代表着贾科梅蒂眼中的世界。并且进一步链接了作者化与现实之间的感受的融合；由群像和特写的必然性所清晰的揭示。这也就注定了贾科梅蒂比那些利用其它形式拓展范畴的艺术家门不同。他在刻画的是不加任何渲染的孤独，不仅仅是存在于严肃，媚俗，甚至是于戏谑中，也不容置疑的存在于自然，幻想，道德的因素当中。而在这些特质的规模化（被风格一词代替后），它们就无可避免的隐含着贾科梅蒂的单独而渐进为世界的孤独。从而使雕塑不再只是基础的语言。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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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省的84、85年》

中国大陆/ 剧情 / 1986 / 杨延晋

by 現實主義飛行員

也许是枪炮与玫瑰和U2的自由摇滚给全世界的1980时代带来了辉煌的时代配乐，整个八十年代有了一种浪漫叛逆自由的气质。同样，共和国历史上的八十年代也被认为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年代，被认为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时代，是前所未有自由与开放的伟大时代，是人才辈出的大师时代，也是中国人在癫狂十年之后的全面检讨时代。这部作品，一定程度上，是八零年代中国残存的与新兴知识分子的一次集体觉醒。

故事讲的是1984年发生在T省的一桩经济诉讼案，一个普通公民（党员）状告工厂的党委组织单方面终止承包合同最终胜诉的故事。 一条原告线、一条被告线、一条记者线，并不是一个复杂的故事，甚至这场官司争执的主题之浅显（合同无效的认定权在法庭），今天看来都是有些违反常识的闹剧。

这部作品是一部有一些本土特色的政治电影，甚至可以看作是一部特定时代的政治/思想教育片。但这影片中所提出的大量观念，会让今天的观众有种恍惚的未来感。这是“未来感”不仅是指影片中观念提出的超前，比如影片人物多次提出“究竟党大还是法大？”这样的问题。 也更是指我们的当代和未来，仍然需要与这些观念和现象做出斗争与抉择。这些影片里的观念与现象，有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政党与法律、法律地位与尊严、公民/党员与党派组织关系、意识形态与主义对立、公检法系统与政党系统、经济分配制度、舆论对法庭的影响、官方与社会媒体的关系、政治权力与媒体权力、媒体自身改革、文化艺术审查政策、经济改革观念、社会职业平等、环保问题、人情关系甚至世俗民风等等。 而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优秀社会批判题材的电影作品，仍然脱离不开这些主题和素材。

最终，正直的法官没有升迁，而是调往了郊区法院；改革的年轻人合同到期便被即刻开除。人物的黯淡收场，正如整个中国八十年代最终迎来的低调葬礼。这墓志铭上有一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条目不予显示”

事实上，反映政治与法律的伟大的优秀的电影并不在少数，反而在一部电影要里反映大量的不同类型的社会问题又显得过于冗杂而不深刻，但为什么我们仍然以一个普遍褒扬的态度对待这部三十年前粗糙的政治影片？ 这原因，对于本土中国人来讲，大概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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