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末路狂花》俯瞰女性主义反抗男权崎岖进程的激烈和明确，这部01年拍摄的《游园惊梦》更有种对女性主义隔靴搔痒挣扎不已的悲切。它以王祖贤扮演的荣兰为主叙事视角，把一个封建礼教与新式思想激烈冲撞的特殊年代作为戏剧参照，借用昆曲，展现两个女人之间的一段情谊。通常意义上，女同性恋都是作为男性霸权的正面抗议，但在电影中，却总暴露着女性对男权体系的妥协和男性主义对女同性恋的“招安式”借用。
王祖贤从影片出场，以及在荣府所有的装束都是男性装扮，包括在戏曲部分，也是反串张生出场。这里就体现了两种不自主的意识，即对异性恋和封建体制的妥协。在传统观念和异性恋主导爱情模式下，默认即使是同性恋也必有一方带有男性特质，而王祖贤的形象安排明显符合这一观念的搭配模式。其次，王祖贤在荣府的地位明显不同于其他女人。她不必身居闺阁，不用生孩子，反而西装短发，思想先进，甚至可以自由恋爱，独立生存，与表哥等男性角色平起平坐。可以说，她一直是以男性的身份生活在荣府，不受约束女人的教条的约束。这种对性别的模糊和中立与当今同性恋理念所倡导的不受性别限制和超越性别差异在形式上看起来是相似的，但实质却大相径庭。后者强调的是尊重自然，打破规范和禁忌。但前者则是通过异化女性身份，体现以男权为核心的隐性力量。所以异装就成了女性在男性社会能够自由生存的面具。这不能说是一种反抗，而是一种对现有体制的默认和遵循。
在影片中有多处以女性视角窥视男性角色这种极具象征意义的镜头。第一个出现在荣兰的旁白声里，镜头推入荣府，翠花张望窗外搬运东西的伙计。还有一处是醉酒后的翠花在窗外偷看二管家。这两处用的都是翠花的主观镜头，无比专注和细致，但是窗户的遮挡又使其非常掩饰，象征女性自主意识的极端渴望和极端不自由。另外两处是荣兰与翠花观赏小武生脱衣服，还有荣兰无意间看见邢志刚洗澡。镜头的细致和缓慢都在无形中强调女性强烈的窥视心理和欲望。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次看似私人的凝视却都有外界声音的打扰。与小武生玩牌，片中第一次出现西洋音乐，陈腐和刻板慢慢被改变和打破，也是翠花第一次行使自我意识的象征。荣兰偷看邢志刚洗澡时，伴随着的是不远处学生读书的声音，体现了自我意识总时刻伴随着封建礼教的严密监控和道德观念的提醒，体制和社会对个人情感的掌控始终有一种强大的阉割力。在这几场戏中，看似都是对女性自主意识的强调，但实际上，它恰恰通过这一系列被悬置了的欲望，把女性作为权利的主体来施展男性的意识形态。因为好莱坞电影早已形成了一套男人观看，女人被看的欲望是男权体系，虽然在电影中，看与被看的主体是倒置的，但是女性角色是站在过去男人的角度上进行欲望的释放。男人变成引诱者，女人作为主动者，这本身就是一种女性企图享受男权的做法。这种事方式建立在压迫的基础上，对女性意识的拥抱也总是站在对男性社会规则的默认之上。
影片对两人命运的改变和选择方面，也能时刻看出男性角色对其的影响和斧凿。翠花被买进荣府，被赶出荣府，都是由于代表封建旧制的老爷。荣兰对翠花的疏离和回望，也都是缘于邢志刚。所以那种对正常情感的望而不得，转而投向女性怀抱的做法，时常被同性恋影片所引用，比如《自梳》。但这并不是自主意识的先天决定，而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所以从另一方面来理解，如果把两个女人之间的惺惺相惜看成是对男权的反抗的话，那先决原因依然是男权的烙印。这种建立在“悲情文学”模式上的情感，不是积极寻求认同的态度，而是悲悲切切的展现同性恋的可怜处境，以寻求理解。女性始终在被男性左右，这种强大的介入力也能体现在荣兰遇到邢志刚后性格上的转变，（且在他面前都以女装示人）。
但是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种借女人的独立实则投靠男性主义的电影不同，《游园惊梦》所展现的隐性男权也与男权有本质区别。首先主体不同，其次影片对角色的选择，对背景的设置和对昆曲的借用都十分巧妙，通过《牡丹亭》暗示女性的自由意识，通过唱戏规模的减小展现荣府的落败，二管家当兵寓示院子之外社会的动荡。就如同影片开场一样，整部电影就如同大时代背景下的一出戏，亦真亦幻，细节处理也极具张力。但遗憾的是导演选对了方向却走错了路，虽处处为女性的觉醒和独立做伏笔，却又时刻陷入男性思维。影片应该把着力点放在女性对自我认知的先决意识和主动反省与抗争的层面上。而不是用两个女人唱一曲惊梦，展示一种形式力量和迫不得已的姿态，然后对男权社会一边讨伐，一边泪眼婆娑的妥协式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