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几乎是国内银幕上能见到的最费解艺术片。我的观感几乎是厌恶。又是那种让我烦死了想从银幕里拖出来打的沉默主角（如安哲电影里的哈维凯特），在作者延续性的浅焦镜头下，更如同纸片人一般，挺着揉皱的脖颈，随意穿梭在一战前布达佩斯的精品商店、穷街陋巷和帝国皇宫中，穿梭于对她好奇、警惕、支持又防备的各阶层人群中。完全不再跟随于形式感的剧情，也就像一张随意揉捏的纸片，让人全程读不出作者究竟要写啥、写了啥。

片名的指涉其实相当明确了，就是一战到来前欧洲大陆的“日暮”，君主制的“日暮”。但怎么可能通过其含糊甚至放弃讲述愿望的微观叙事，来让观众跟着一道，如1910年代初布达佩斯的市民那样，不知所措的沉浸共情呢？《索尔之子》那套创新的视听语言，或许适用于残酷到不再能写诗的集中营，勉强服务于同样让人费解的信仰主题，但换到欧陆的“日暮”，就真的形式和内容完全脱勾了。

《柏林巴比伦》，因为紧凑紧张又不至烧脑的剧情，必然深受观众青睐，且能寓教于乐着，让不熟短命魏玛共和国历史、没读过《第三帝国的兴亡》的绝大部分观众，牢牢跟随着过瘾的故事，简单了解到在国家尊严的外衣下，民主就是一个脆弱的空中巴比伦。汤姆·提克威提炼出一个1929年将让魏玛走向末日的德国。相比追求实验性创新的匈牙利人拉斯洛·奈迈施，曾以游戏存档式时间观念拍出《疾走罗拉》确实因为对观众实在友好，而不像挑衅的艺术家了。

而我也渐渐如费恩斯《发掘》的古船般懒惰保守，不再接受先锋艺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