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米不远

上周五《公民与社会》课堂上观影，看的是《白米炸弹客》。对于所谓的白米炸弹客是谁，我毫无背景知识。影片开头画外音配上金色的稻田追忆童年，让我恍惚以为这是一部台湾小清新电影。但结果证明，这部电影除了体现的稻田风景小清新之外，其他的毫不清新，却透着沉重。
电影讲述了一个未读大学的男青年如何一步一步，面对农村农业凋敝，上告无门，农民问题无人关注，反而沦为地方势力博取利益的筹码。杨儒门——这个听上去如此儒雅清静的名字，选择了制作炸弹投放闹市公共区，上标“内有炸弹”“不要进口稻米，政府要照顾人民”。没有造成多少伤害，但也多少造成民众恐慌。可是这也正是杨儒门们所剩下的他们认为有效的方式了，吸引媒体、团体、政府注意，要求政府作出回应，为WTO开放下的农业作出应有的措施。
电影以杨儒门在稻田中摆弄作物，抬头微笑结尾。我搜寻相关背景资料后，得知杨儒门2007年获得特赦。他仍然为了农业农民四处奔走。或许电影给了我们一个善意而温馨的结局，不管路途艰难，杨儒门那一抹笑意温暖了整场的压抑沉重。正如导演卓立在一篇访谈中提到的“人性是既简单又复杂的，如果能一言以蔽之，人就没这么可爱或可恨。希望观众自己判断杨儒门的作为，看完能更了解台湾农业困境···10年前我看到白米炸弹客的新闻，就像一颗种子在我心中，过了十年开出电影的花来；杨儒门这17颗炸弹，就是17颗种子，种在观众心中，自己想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试着想想做什么改变，并努力不懈的行动，就值得了。”这十七枚炸弹，就是十七颗种子，即使只能打动17个人，但只要他们由此做出一些行动来改变，我想，杨儒门就是开心的。
其实我想说，白米不远。因为白米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是一种几乎每天都要食用的主食。其次，与白米有关的农业农民问题其实就在离我们也许一两个小时的车程之外的农村，相关的问题仍然也没有得到解决，犹如幽灵般虎视眈眈地看着这块土地。第三，杨儒门与农民们所承受的所被毁坏的，其实离每一个普通人不远。你的权利也许有一天也会被他人、团体甚或政府侵蚀、剥削，白米们所经历的、无助的，你也可能经历。
想起在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所看到的一部纪录片，黄庭辅拍摄的《4891》。拍摄的是台北市街头的游民。游民相较于农民，也许在普通人眼中更为弱势也更遭人冷眼。最大的理由便是好手好脚为什么不去工作养活自己？要流落街头不干不净讨生活？但这只是常人以这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来进行判断。我并不否认具有劳动能力的人甘愿流落街头确实值得商榷，类似寄生虫。但是一旦问题出现，社会与政府并不能漠视，产生问题的原因是一回事，相关政府部门去不去解决问题又是另外一回事。4891,1984，政府已然不是当年老大哥一样监控着你的政府，但当下四处的摄像头与流溢的信息，政府是否充耳不闻，毫不作为了呢？面对这样的事实，原因是什么，该如何做？
其实《白米炸弹客》中反映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农业与工业的拉锯、权钱勾结、官僚怠慢、生命微小、媒体媚俗、公民冷漠，一堆一堆，我并不想花太多笔墨去描述这些体现出来的问题，我还是就杨儒门说杨儒门。杨儒门的理想是帮助这些农民，让政府听到、回应他们的诉求。当这种理想寻求现实合法路径而不得果时，当政府充耳不闻时，作为个人，作为杨儒门，我们扪心自问，我们会怎么办？诚如有评论指出，杨儒门并不算是良心犯，我也不认为他是一个英雄。可是在这样一个所谓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社会，当合法途径走不下去，我们该不该做出法律之外的行动？合法与合情，孰轻孰重？炸弹带来的民众恐慌，你会不会犹豫？杨儒门给出了一种选择，并且毫不后悔（即使他之后受访谈到如果重来不会放炸弹，因为发现对政府没用）。
如果沿用社会契约论的说法，人民订立契约共同遵守。同时让渡部分权力获得自由。当我所订立的契约已经无法保护我的权利，我该如何是好？我在想，如果我是杨儒门，怕是不会选择炸弹。也许政府、媒体无门的情况下，我会放弃，远走高飞。我掂量我能付出的和能接受的，去选择然后毫不后悔。
社会总归是多元的，民主社会的好处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萨特说存在即自由，去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永远是社会的少数，去抛去洒是自由，安安静静的小确幸也是一种自由。只是，我们要注意的是，纵使我们不去献身，也当为那些有勇气有担当的人鼓掌。鼓掌是我们的自由，也是我们的义务。
惟愿世界多一点温暖，温暖那些笃行的独行者们。白米不远，温暖，也不远。

台湾电影里的人物有两种常规性的情绪：一种是我没情绪啊我就是转角咖啡店里漂浮着的一颗薰衣草味的尘埃啊我存在但我没情绪；一种是我干你娘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你造我心好痛好痛好痛你造吗造吗造吗？！而这两种情绪之间的链接又是简单粗暴的，甚至可以说是零条件转移的。

这样生猛的设置放在偶像剧里通常可以让人忽略漏洞百出的情节，痴呆地随着男主猪脚的情绪代入自己的意淫。因为偶像剧的功效就是让观众幻想自己就是陈乔恩阮经天，虽然我没有他们那么美那么帅，但是他们的心情我懂我懂我懂！但如果放在电影里，尤其是这样一部改编自真实事件、有着严肃主题的电影里，只能扼腕叹息白瞎了这么好一个题材了。

电影讲的台湾加入WTO前夕，政府、财团和地方势力无视在地农民的利益。男主角杨儒门数次通过体制内的反抗无效后，选择在公共场所放置装有白米的“炸弹”来引起媒体和社会对台湾农业的关注。

在岛内“反服贸”风波的当口，这样一部有着类似背景和电影无疑让人充满了期待。但从观影效果来着，这颗“白米炸弹”只能算是一枚哑炮。

为了铺陈男主角由老实憨厚的农民变身用极端手段吸引社会注意的“炸弹客”，电影在情节设置了几层递进。先是与男主角相交甚笃的朋友因贫穷饥寒死去，再是政府通过哄骗和威胁的手段逼迫男主角的阿公卖地休耕，再来是媒体对农业议题的选择性无视和政府机构间的推诿低效。但是，这个情节递进却被男主角突然出现的独白和分身表演，以及中二病附身的女主角打得凌乱破碎。

男主角不是在无表情地念着与他农民身份背景不符的诗化台词，唯恐观众不知道他对土地的眷恋和对政府的愤恨，就是突然无谓的暴怒，仿佛马景涛赵又廷上身。堂堂一个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却说着城市知识分子的台词，这让他后来的举动和变化都显得太过于不可信。女主角也不遑多让。在立委的女儿和自认“革命分子”这样本来充满戏剧性的身份下，她所有的表情统一成苦瓜脸，每一个动作都在宣告，看！老娘不怎么说话的，但老娘酷吧！

这样一个本身就很带感的故事，电影既可以选择从诡谲奇情入手，展现农民到炸弹客的曲折，也可以选择借现实探讨背后深层的矛盾：坚守土地与顺应全球化潮流。在电影放映后的Q&A环节中，导演直言，她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在120分钟的时间内完成后者如此深刻的探讨，“我把WTO这些东西带进去已经觉得很不容易了。”可见，在导演自己并没有把当时的时代背景与人物的经历完全结合在一起，所以在表现故事本身时也多依靠人物个人情绪变化，但她只赋予了人物两种情绪：热爱与愤怒。于是乎，每当遇到宏大题材时，太过囿于个人情绪的台湾导演常常只能让电影呈现出沉闷和僵硬。

导演说，杨儒门入狱后被特赦，当年与其为敌的建商用1块钱的租金租给他一块地，他在那里成立了有机农场，反过来教农民赚大财团的钱，毫不手软。其实，这个难道不是一个更好的故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