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的前五个案例，从现实逻辑到法理，或多或少都有漏洞，有点失望。

案例1 女员工被辞退找网红帮忙

这一段很牵强，因为女网红虽会有自己的道德立场，但不会帮外人拆自己金主爸爸的台，这样也不符合商业道德。

案例2 渐冻人豪门太太与丈夫争夺抚养权

富家子弟与女性结婚前不但签署了婚前协议，隔离其结婚前财产，还以送一家公司给女方的名义开了一家公司，并把持这家公司的实际运营权（还有一种玩法是以女方名建基金，套钱），只是象征性地将财务报表定期分享给女性。期间，富家子弟以公司的名义租赁了一副艺术品，在几年间都未曾支付过租金。直到双方离婚，女方才发现他不但无法分到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就连公司也已欠债500万，且当初租艺术品给丈夫的人是男方的朋友。

女方净身出户这一点说明男方对自己的财产隔绝得非常彻底，再讹对方500万可能并非其真实想法，而是借此赢得孩子的抚养权。事实上男方确实对女方的律师说开个价吧，也就是他愿意用花一笔钱买断孩子的抚养权。

经过双方律师调解，富豪答应偿还500万债务，周一到五照顾小孩，周五晚上到周一白天有女方照顾小孩，女方对这一结果感到满意。

天哪，这算什么调解？女方既没有争取到抚养权，又损失一大笔共同财产的分割权。

案例3 破产清算

公司欠债权人债务无法偿还，即将走到破产清算这一步。其中一个高管A躲到瑞士开了一家新的企业，并拿到了投资人的钱，有望上市。他打算暂不回国，等把新企业养大了之后，拿着新上市公司的钱来偿还以前的旧债务，开新盘还旧债。另一种操作方式是，由在国内的高管B向法院提出产业拍卖。买家对这种低价的房产香饽饽虽然感兴趣，但困于产权不清晰。律师表示债务分割问题包在他们身上，保证产权清晰，现在是抄底的好时候，要是等到司法拍卖，竞标的不确定性就增大了。对A手握的拟上市公司管理层股票期权，该买家也虎视眈眈，但A并没有在上市前套现的打算。

律所提出的优化解决方案是：由于A、B所在的两家公司算是关联公司的缘故，已有买家愿意购买瑞士公司的股权，以国内那家公司的房产作为抵押物。等瑞士的公司药品开发成功，A可向B兑现股权转让；开发不成功，A可向B兑现中国公司房产的转让。

案例4 假包案送修证伪

案例5 偷药

这是一家以生产仿制药为主的药厂，而生产仿制药的原因是专利药的保护期到期后才可以生产，它的配方没有多少商业价值，所以也就不存在泄密的必要。如果其本身有研制全新药品的计划，那才存在泄密的可能。

陈律师怀疑自己的客户也即这家药厂存在违规行为，但碍于药厂是客户，便建议自己的徒弟，也就是另一家律所的律师，担任检举药厂的员工的律师，两边有情报。

———

附录：

律师从业

对于一个想要进入律师行业的人而言，在获得律师执业证书之后，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是选择做授薪律师，一是独立执业。前者有固定底薪，主要做律所或合伙人交付的工作，优点是不用为案源担心，缺点是工作多，分成很少；后者则只能靠自己的资源寻找案源，案件提成高，多劳多得——不过，对一个年轻律师来讲，拥有案源是一个需要持续积累的过程。

律师的职业操守

在中国的普世道德中，要求的是恶有恶报，坏人做坏事就应该得到惩处，这种人是不值得被保护的，所以律师不应该被金钱所驱使为这些十恶不赦的人辩护。可是，既然选择了法律职业，必然不能以普世的价值观为标准去衡量律师在实际做法中的优劣，否则与普通人有什么区别，毕竟法律有它自身的专业性和特有的价值取向。学法之人都知道任何人都是拥有一定权利的，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并非只是单纯因为物质利益关系而护短，在更多程度上，是为了限制公权力的扩张以达到维护整个社会司法秩序的目的。

律师往往充当着这一推动法治发展的角色，哪怕这一群体确实可能因为金钱利益的影响多一些，但必须尊重他们为了“护短”而尽可能对抗公权力不合理的地方而产生的积极的成果。当我们认清这点的时候，法律人首先不能随意给自己戴上“没有道德”的帽子，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出发点都被否定的“罪人”的地位。

有了正确的职业认识这一基础，律师就要开始直面职业道德和普世道德的冲突了。我认为，两者其实存在一个临界值，就是律师是否选择接受案件的辩护。这样就产生了上文所指的顺序问题。如果内心煎熬的律师认为他会因为为“坏人”辩护而受到良心的谴责，他大可大大方方的拒绝辩护，拒绝高额的报酬，那么他同样可以像个普通人一样，认为“坏人该死”，因为这个时候，没有职业上的困扰，只有普世价值的主导。此时的角色定位，仍旧是个看客，是个普通老百姓。但你接受了辩护人这一角色并且拿着“坏人”的高额报酬时，“坏人”转换成了当事人这一角色，这时候的职业道德一定是要高于普世道德的，尽全力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成为了首要目的。

倘若权利保护都因为民愤而变得保守懦弱，将来能指望谁站出来为唯一的被告人说话，谁来对抗整个社会给一个人施加的不公平。区分开来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律师是否选择突破这个临界值才是真正要思考的问题。

一旦律师做出拿钱办事的选择，只要不突破法律的底线，倾其所能地帮助委托人实现合法权益就是对道德的最大尊重。至于委托人是否真的有罪，公诉机关会做好其分内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