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是被《西游记》的故事滋养长大的。而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又是那么耳熟能详。我深深地记得，在我没皮没脸、没心没肺的童年时代，整个西游记，我最讨厌的便是这一集，这一集，我是真的看哭了的。孙悟空啊，是孩子们心中无所不能的偶像啊，上天入地，好不威风...  (展开)

关于抓壮丁那段历史的考证，今天，种种人物作出种种争论，大都是以解放前如何如何作为其观点的支撑。而抓壮丁的编剧兼导演陈戈，生于1916年，卒于1981年，正是国家沧桑巨变的亲历者。他的作品的历史价值正在于此。
“抓壮丁”这部戏剧，创作于1939年前后。1963年，陈戈将该剧搬上银幕，时隔24年，所谓“十年磨一剑”，正是“千锤百炼钢”。在文革发生之前的三年里，《抓壮丁》受到批判，文革中更是被列为“大毒草”之一。今年2009年，45年后，我们这些新中国的竖子影迷，还能够被该剧所打动，所感染，一部艺术作品的真正魅力正在于此。
对于十年文革，我们还受着时代的局限，不便多说。也许我们的子孙，会把文革作为一种日常的政治生活来对待，而不是什么血腥黑暗恐怖时期。
抓壮丁是一部运用四川方言的政治讽刺喜剧电影。鲁迅先生讲过：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因此，方言的运用，并不影响该影片发挥其文艺作品的力量。虽然听不懂四川方言，我却被该电影逗笑，再看一遍，还是笑。觉得这部作品让我更加了解了四川人，拉近了与四川的距离。
电影“抓壮丁”的历史命运，似乎也印证了鲁迅先生的观点：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那些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很无厘头很雷很囧很山寨很广告甚至很汉奸的所谓作品可以很热很吸引眼球，而真正的文艺被淹没在冷宫，以至于我这篇肤浅的评论可以第一个在这里出现，原因正在于此。

真命天子，电影看完就感觉男主虽然是个杀手，但谈起爱情来真的是个暖男，所以想到《这个杀手不太冷》莱昂，想到片名。
男主是国际级别的杀手，杀人手法干脆利落，而且美观，在多次对峙中，他都是胜利者，绝对的天才，正面表现他杀人，最帅的是在宴会厅里，一个人干掉好几个人，子弹穿过花瓶打中敌人，真是很美的镜头。
男主对那两个黑人雇佣杀手很仁慈，有机会杀他们，却放过了他，最终因为自己的仁慈让黑人杀手也放过了他，还和这个黑人要饼干和他女朋友一起吃，这个细节颇为搞笑。下着大雨，周围是乱七八糟的杀人现场，两个人旁若无人的吃饼干，呵呵！
结尾，两个人旅游去了，男主遭追杀，男主发现了杀手，女主去解决，两个人在一起都成了杀人高手！
我很喜欢这个电影，看它之前刚看了《尊严殖民地》-----同一个微博安利来的，那部片子恐怖压抑极了。然后接着看了《Mr.Right》，心情好了很多，喜剧真的属于治愈系的！
喜剧，看的高兴就好，什么假不假的？电影本来就是给人幻觉的艺术，怎么能当真？

        100分钟的电影看完了，陈奕迅的《光辉岁月》歌声响起，在歌声中挥鞭驱马的老男人渐渐远去。我从VIP的舒服的椅子上爬起来，深深自我羞愧了一番。
　　

　　 如你所知，这个电影从名字上就冠冕堂皇地揭示了主题——怀旧情节。是的，怀旧一直是电影永垂不朽的主题之一。因为“旧”如一支镇痛剂，抚慰喜新厌旧的本性带给人类的煎熬。但正是因为这样，也让“旧”成了谁都能染指的一口嚼不烂的隔夜菜。《光辉岁月》怀的旧，却并不是在某种清淡情绪上的隔靴搔痒，它以饱满的诚意，将家国恨、侠士品、君子德、朋友义、儿女情……世界最美最珍贵，最坚固又最柔软的感情放在一个时空里发酵，酿成一刚醇香烈酒。曾志伟、黄日华、任达华、惠英红、刘五性、吕良伟、狄龙 、莫少聪、熊欣欣…这些香港演员里的老熟脸让人一边让人觉得亲切——他们曾带给整个港片的光辉岁月；一边也让人唏嘘——青春已逝，光辉永恒。《光辉岁月》的怀旧，更像是导演熊欣欣试图建立的回忆与现实的思想连接，电影也因此拥有了更多引人思考的价值。

 

      功夫片曾经是香港电影的骄傲。半个世纪以来，动作巨星层出不穷。导演熊欣欣对那个时代的无限深情是可以理解的，只是电影市场大环境瞬息万变，早年全球聚焦中国功夫的年代已成追忆，连熊欣欣自己都感慨：“我觉得这几年我没看过真正的功夫片。”这一次他组局，把这些曾经闪耀在香港武打片里的巨星促到一块。而所有参演的人，也无不全力以赴，这部片子里的全部动作都由演员自己完成，六十多岁的狄龙，五十多的黄日华和惠英红，还有初为人妻的梁咏琪。他们曾笑傲曾经的演艺圈，如今或转行幕后，或恬然退隐。看电影的时候，我甚至没有办法入戏，有时候觉得他们没有在演里的角色，而是在演自己，比如惠英红说“算我一个”，比如电影里打斗时候的对话——“你小心点吗，年纪那么大了”——“那你还找我！”听着又温暖又鼻酸。感激熊欣欣，终于让他们回到了那个并不遥远、但永难回归的时代。
　　
　　 如今的电影市场，基本是国外科幻巨制和国产情爱主题两分江山。在搞笑片、动作片、励志片大行其道的当下，这个以“致敬”和“怀旧”为主题的《光辉岁月》，似乎面临着生不逢时的遗憾。毕竟，在这个什么都可以透支的年代，人们内心的怀旧情怀也在一次一次的撩拨中变得有些麻木。但无论如何，在香港动作片潦倒的现在，看到熊欣欣如此努力想要重新“光辉岁月”，我内心充满感动和钦佩。
　　 他致敬时代，我致敬他！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电力公司屠城前已有野狗的诅咒，吃狗杀狗，加上狗子和村民一起关在一个笼子里，从而亡魂犬化。才会变得人狗一体模样 犬鸣村的诅咒是一个死循环，隧道是一个时光穿梭机制，也就是说去到隧道的人会回到当时村子淹没前的样子，所以唯一能行动的帽子男找到了隧道把女主外婆放家门口...  (展开)

    公元1894年夏日的朝鲜大地上，有这么一群军人，他们蓝布包头，身穿号坎，手上拿着的武器是大名鼎鼎的亨利－马提尼、德国老毛瑟、法国哈乞开司和美国雷明顿，甚至装备着17响温策斯特以及当时世界上最精良的德国连发毛瑟枪这样的先进武器，装备的火炮、弹药数量甚至是他们对手数倍，囤积了如山的物资、粮饷，却毫无斗志，一溃千里，从牙山到仁川，从仁川到平壤，再从平壤一路溃退到了鸭绿江，最后，丢了大连、丢了旅顺、丢了威海、丢了整个北洋海军，最终丢掉了一个老大帝国咸同中兴以来几十年的虚火撑起来的最后一点颜面。
    然后，是2亿两战争赔款，是3000万两赎辽费，是割让旅顺、割让琉球、割让澎湖列岛、割让整个台湾。
    马关已过，接下来，是庚子，是戊戌、是辛亥，是随之而来的几十年的军阀割据、混战，是十年内战的尸山血海，是八年抗战的山河破碎，是国共内战的兄弟倪墙。
    朝鲜，这个海东之地既陌生又熟悉的小小国度，从甲午那个年份开始，从此以后直到现在仍然深深影响着一个东亚大国的国运。
    公元1950年初冬，又是在这个锦绣如画的三千里江山上，一群军服朴实无华的军人，他们手上拿着自己在长期的战争中缴或自对手的简陋武器，身上背着不多的弹药和口粮，有的人甚至还穿着南方地区的单衣。他们从中朝边界的崇山峻岭中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和气魄，向人员装备、武器质量、火力密度均数倍于自己的对手发起了坚决的进攻，从温井到云山，从云山到清川江，从清川江到长津湖，从长津湖到平壤，从平壤到汉城，他们几乎用反向的脚步，把1894年那支军队走过的路重新走了一遍，不过，这次不是溃败，而是进攻、进攻、再进攻。最终，这支军队坚定的将这场战争的脚步定格在了开战前的起点：三八线上。
    为了这个结果，这支军队付出了183108人阵亡，383000人受伤的巨大代价，今天有人说，为一个外国牺牲这么大不值得，特别是这个国家现在还很不“听话”。我却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这场战争既不是为苏联人，也不是为朝鲜人打的，而是为我们自己而战。
    如果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觉醒往往来源于一次沉重的打击和挫败，那1894年的甲午，对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而言，无疑是一记响亮清脆的耳光。而经过了数十年的挣扎和变革，付出了几千万人的鲜血和生命，这个国家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体制，通过八年抗战使得民族觉醒，通过国共内战确立了发展方向，那么，1950年开始的这场朝鲜战争，无疑是这个涅槃重生的中央国度的一次立国之战。正如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所言：西方殖民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线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每每想起儿时听到祖辈们讲起那些战火纷飞的年代，想起长津湖边的冰雕，想起松骨峰上的搏杀，想起上甘岭猫耳洞里传出那首悠扬的歌曲：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就会莫名的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入眠。
    写了么多其实就是为了一点，希望各位在安坐办公室结束一天工作，在一家其乐融融享受家庭幸福，在深夜吃着薯条炸鸡玩着撸啊撸追着纸牌屋的时候，偶尔能想一想自己之所以能这样无忧无虑的浪费时间、虚掷光阴，正是那些现在许多仍埋骨他乡的忠魂的付出才换来的。更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忘记那首耳熟能详的美丽歌曲中那句：朋友来了有美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一个伟大的国家，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并再也不会跌倒下去！

当我在柯达影院的过道里等朋友时，不远处传来一阵声音：卫生间就在前面。哦，谢谢。不经意地望去，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赵涛，我这才想起来今天是来看《24城记》的。静静地站着，等她从面前经过。一身黑色，比我想象的矮一点，淡定。我在想象卫生间里的朋友，想象着她在水龙头面前，看到旁边的人是赵涛时的表情。那一刻，想打电话给朋友：嘿，赵涛也在卫生间。哈哈，算了，自己已经过了这个年纪了。不，应该说自己一直遵循导演灵魂制，只是还没到布列松那样把演员当棋子。一直习惯于那些陌生演员，因为陌生，便没有预期，没有固有的印象，也就有更多的可能，这算不算电影上的“政治正确”呢？只是，即使这样，还是会从心底里佩服极少数演员，赵涛便是其中之一吧，《站台》的最后一幕时常涌上心头，王宏伟搭拉着睡在椅子上，手上的烟还没熄，赵涛在旁边抱着孩子，炉子上的水烧开了。将来的某一天，自己也会上演这一幕，有点奇怪的念头啊。想着等一下她出来，是不是该上前打招呼，说一声你好呢？哈哈，还是忍住了，即使让我见到那些最喜欢的导演，还是不知道和他们说什么，或许像认识了很久的朋友一样，在小饭店吃个饭，随便聊聊便够了。作品才是最终的灵魂吧。看着她再一次从眼前走过，又想起了那次看到差事剧团的李秀珣挤地铁的情景，恩，生命本该如此普通，于谁都一样。
　　
　　每次吃饭同事们聊天聊到电影时，都会说起他们最近看的片子，大部分都是市场上常见的大片，很多次想问他们一个问题：在你们看的这么多电影中，是否和你们的生活发生过关联，或者说曾经被电影刺痛过吗？对于不怎么看文艺片的人来说，这样的问题是突兀的，不合时宜的。有时候会想：同样是下班回家，同样在看电影，但却如此不同。
　　
　　痛和愤怒并存，这是看这部片子的直接感受。虽然当那些轰轰烈烈的变革发生时，我们还没来到这个世界。这里面有产生一个问题：假如知道即将出生的地方有这么多的不公，过去，现在，将来还会有，你还会选择降临这个世间吗？这明显是个伪命题，因为谁也不能决定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出生。可是，还是忍不住要追问：凭什么让那么多的个体去承担那些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无奈，残酷呢？凭什么让千千万万的个体被毫不留情地抹杀呢？打住，再愤慨下去就要语无伦次了。冷静，冷静。从现在的眼光看，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经历那段历史的人来说，那样的历史，那样的时光简直是不可思议，但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就在几十年前，它真实地在这片土地，在我们的父辈身上发生了。在这个历史被随意篡改的年代，这种民间的记忆就显得弥足珍贵，它让那些曾经被尘埃化的人们有了倾诉的机会，关于过去的，集体的记忆，他们的失去，青春，流逝的痛楚。从这一点上，贾樟柯极其同行者的电影是底层的珍珠，从心底里感谢他们。
　　
　　可是，恩，还是要说可是。前几天看了《圣诞故事》，看的时候想到几年前的《过年》，类似的故事情节，一群孩子过年---圣诞回父母家聚会，其间发生了冲突，争吵，和解。看的时候，我总觉得其中有很大的差异，但就是无法清晰地表诉出来，当然，这里面的差异不是指地域的差异，而是别的什么东西，让我觉得我们的电影很低，这种低不是个别片子的印象，而是整体的，内在的东西。看电影之前有导演和观众的交流，其中有一个朋友问道：我很喜欢你的电影，看之前就知道那是贾樟柯式的电影，贾樟柯式的感动和力量，但是，没有意外的惊喜。我能明白他所说的那种惊喜是什么。不久前看到陈丹青和贾樟柯的谈话录，说到他第一次在美国看到朋友寄给他的《小武》的录像带时，他意识到新的电影时代终于到了，我第一次看《站台》的时候也有这种新浪潮的革新的一个新的时代到来的激动。可是，十年过去了，那种新时代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全面开花，不敢有六七十年代新浪潮的高度，至少像台湾新电影那样的轰轰烈烈，但是，遗憾的是，那些奇葩却是像流星一样划过天际，而后，就只剩下零星的火花了，是的，所谓新的时代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款款到来。
　　
　　就在不久前看完了《无用》，老实说没有太大的惊喜。在回家的地铁里，我突然间意识到了前面的低的指向，稍微清晰一点。如果说好的电影需要一个强大的触发点，或者说激发点的话，前面提到的《过年》中冲突的聚焦是在金钱或者说物质，《24城记》在于强大的集体/体制对个体的抹杀，而这些东西都都是在现实主义的框框之下，这么多年来很少有所突破，甚至连反思都不深，再看看《圣诞故事》，它的支撑点在哪呢？横在兄妹之间多年的矛盾并不是物质那么简单，或者根本就不是关于物质的矛盾，他们的冲突并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有宗教，性格，信仰，信念，哲学上的种种冲突。那种无法言说的东西恰恰触及了人性底部的东西，而这些底部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永恒的东西，现在看有深度，几年，几十年后来看，那些冲突仍然存在，仍然被不断地讨论，不断地被思考。但是反观《过年》，剥离金钱--物质这层冲突，再把时代背景拿掉，就剩不下什么了。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厚和薄的区别。还有一个例子是不久前看的《午夜的巴塞罗那》，当我们的文艺作品还在什么小三、婚外恋的矛盾中津津乐道时，伍迪.艾伦早已经跨过了那一层，直接提出了两女一男的新型关系，而这种新型关系的背后关心的是关于理性和感性的对立和冲突。高下之分，不辨自明。
　　
　　当然，你可以把这些归咎于我们和他们物质条件的差异，套用政治话语说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表面上合理，但实际上是偷懒，疏于思考的搪塞。精神上的思考一定是在物质满足之后产生的吗？看看捷克和波兰的新电影，他们当时的经济政治条件未必比我们好吧，可是还是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品涌出来。再者，稍微有点思考能力的人都可以问问自己：当前你面临的最大问题或者困扰你最深的东西难道真的是物质上的吗？在我看来，形而上的思考和形而下的问题总是并存的，即使在物质条件极端简陋的情况下，比如说古代，在那样低的物质条件下，同样有伟大的思想。而华语电影的现实主义的方向在揭示整个时代的面貌时就显得单薄，仅仅停留在物质的层面，就像这部《24 城记》，你看到种种的不幸都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在那样的背景之下必然有那样的痛失，一切都在预料当中，这样的逻辑或者模式无疑是简化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忘记了人的多样性。而同时，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它用另外一种方式小写了人字，人在历史的帷幕中又一次被渺小化了。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巫山云雨》，比如《夜车》，《鬼子来了》《颐和园》《赵先生》等等，这些少有的独行者就在某种程度上跳出了这条宅胡同，展现了另外一种别样的风景和更多的可能性，若干年后，它们还会被不断地提起。
　　
　　这样的批评似乎有点苛刻，有点鸡蛋里挑骨头，有点对小贾同学的不满，哈哈，不，恰恰因为这部作品是贾樟柯的，而他，私底下认为是华语电影中有可能成为大师的少数导演之一，可能寄予了太多的厚望，也可能长久以来，太渴望有当年《小武》式的横空出世，无所顾忌，太渴望被那些牛B的作品震得目瞪口呆的快感了。当然，根据作者论的原则，无论什么时候，导演都不用讨好观众，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拍，作品出来，自然有公论。正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既然是站着说话，就要说大声，说出不足，至于怎么走，那还是导演的事。

    或许，还是创作力的问题，没飞起来就是没飞起来。
　　
　　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同时，又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前面关于高低的分析是不是从西方的语境或意识形态出发的呢？看了一下自己的片子库存，华语片不到10%，也就是说自己的思考是基于另外90%的外国的片子出发的。这样的思考方式会不会有偏颇呢？即使有问题，可是现实就是现实，这种比例只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而已，经常看国外的电影，听国外的音乐，看国外的小说，但却在华语的生存环境中，这种关于偏袒的指责又是站不住脚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们只能接受它，面对它，剖析它，往深里挖，脸上没有笑容。就在去电影院的地铁里，听到旁边两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的对话：
　　
　　 ---昨晚和小王他们吃饭了？
　　 ---是啊，上周还是吃结婚喜酒，昨晚就是散伙饭，证书从红色变成了绿色，这种事情，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或许，他们不能说的事情，恰恰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东西。
　　
　　 jude_chen
　　 2009-3-10 上海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太好了。通常对于我觉得特别好或者特别喜爱的作品，我是觉得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去描述、去具象化的，但我还是留下些此刻的感受记录一下（嘿嘿）。因为停电点上蜡烛，有了排演戏剧的氛围，（此时的即兴感又很像《偶然与想象》中我最喜欢的第三个故事），于是开始了表演，中途又突...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