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无耻之徒追了八年。这八年别说剧里的人、我们自己这几年里发生了什么变化有了什么样的成长？每次在看剧的时候都能找到不同成长轨迹的共鸣点。

剧里的人物设定在美国的底层阶级、芝加哥南区。起起落落的人生、来来回回的伴侣。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子的。虽然我们都是打不死的小强、但在每次经历事情时的迷茫失落无助、都是成长里的伤口在结痂再到内心更坚硬。就算遇到再大的事情、也还是哭过之后笑一笑，继续生活、继续去探索和反省内心、去期待更好的生活。

这一季最后一集刚看完。每条线每个人都出乎意料的没有走下坡路。卡尔还是溜出来穿上军校校服去上学了，之前一直担心他被他的疯女友拖下水。

伊恩又回到不正常的状态，就像他男友小卷毛说的他渴望的是被更多人关注、就算大家把他党同性恋耶稣他也是乐在其中、煽动大家，最后被警察抓走的时候他的笑容很复杂、一种满足感拯救感。还带一点悲伤。我感觉他可能躁郁症又复发了

lip唇哥在经历一系列惨兮兮的事情之后终于意识到他之前天天沉溺在喝酒，嗑药，不清醒状态下做过的事和决定都不是发自内心的，包括和招待妹在一起都不是发自内心。他一整年都在机车店规律工作，不喝酒不打架。老教授的死也让他醒悟了很多，最后一集唇哥开着自己修好的机车扬长而去，就像是修理好了自己的心理。

大姐一直在走上坡路。这一季给她安排的男友也是比较靠谱的人。虽然这一季她遇到一个敲竹杠的家庭、但还是没有难倒她。还是老爹给的主意。??

说起老爹这一季简直奇葩。前面几集的非正常状态估计是嗑药过量和莫妮卡死了导致的状态、渐渐的到最后他又回到了真实版弗兰克的行为。我觉得弗兰克就是偷抢拐骗的代名词??

这一季最精彩的我觉得是最后几集的娥婊这条线。编剧把邻居夫妻写的太无聊了、只能往娥婊身上写。娥婊的台词总是最搞笑的，经历其实也很励志。让人不禁期待下一季娥婊这条线

不知不觉又到了深冬，每个礼拜的更新就这么完结了。每年冬天都靠着这个剧取暖。你们呢。我希望此剧播一百季。

迈阿密码头的工会主席迪亚兹失踪了。警方花了五万元调查，绞尽脑汁，却一点线索也没有。六个月后，被认定死亡。这使得警方颜面尽失。

麦克·科林·加勒格死去的爸爸，曾经是这里的黑帮老大。十五年来，黑帮一直是工会的死敌。警方认定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一定是迪亚兹事件的头号嫌犯。现在他儿子来接管事业，警方不相信他真的有那么正直，所以要采取跨部门的联合侦办行动。

黑帮老大的儿子就一定也是黑帮吗？

警方要故意想让侦办对象知道自己被盯上了，希望通过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从黑帮圈中发现一些线索。

联邦调查局的罗森，知道新闻媒体的弱点就是刻意寻找耸人听闻的消息来吸引公众的眼球。所以就故意让女记者来自己的办公室“无意中”看到加勒格的案卷。

但报社担心女记者的新闻稿，会误导大众认为加勒格就是凶手。万一错了，就会惹上法律上的麻烦。

所以报社的立场是：不关心这些报导的真假，而只关心在法律上不会因疏忽而受到指控。即使是错了，报社也“并无恶意”。

加勒格拿着这份报纸来报社找女记者。“如果你们想报导的是事实真相，为什么不事先来找我谈？”他要知道这消息的来源是谁提供的。

加勒格先要排除是不是黑帮组织在找他麻烦。叔叔山度士告诉他，应该是条子抓不到迪亚兹案的嫌犯。他们认为只要把你逼急了，你就会帮他们。山度士也默认在派人跟踪他，是看他是不是在帮警方。

加勒格的女友特蕾莎·派隆天真的认为，只要向报社提供迪亚兹失踪的那几天加勒格不在现场的证明，就可以还加勒格的清白。可是这个缺少良知的女记者，在报上公开了那几天派隆是在堕胎的事实，使得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受不了心理压力而被迫自杀。

那个资深的报社编辑倒是对女记者说了句非常经典的话：“我知道该如何据实报导，我也知道该如何避免伤害人。但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兼顾这二者。”

特蕾莎的自杀，使女记者深深自疚。她去找加勒格，结果被暴打一顿。但她终于告诉加勒格，消息的来源是FBI的伊利特·罗森。

加勒格知道，要想自证清白，就要利用警方、检方和新闻媒体之间的矛盾、规则和弱点。

美国的司法独立，其中就包括地方检察署可以独立办案。检方跟警方是完全并行的。既然是警方在找我麻烦，那我就先找地方检察官昆恩见面。他说自己不相信FBI的罗森，我只能跟你一个人打交道。我可以把找到的消息全告诉你，但不出庭做证人。条件是：“我要你先发表声明，以还我的清白。还要登在报上。并且停止对我的调查。”

但这些要求显然不符合地检署的办事规则。

但昆恩实在挡不住得到线索的诱惑。果然向媒体发表了声明，说扫黑行动小组已经完成对加勒格的调查行动，没有发现有任何不利于加勒格先生的证据。由于这次调查行动无意中被泄漏给媒体，所以我们有义务将调查的结果告诉大众。

这一下既打击了警方，又揭穿了女记者的错误报导。

罗森对此大为恼火。他认定昆恩发表这样的声明，一定是被加勒格收买了。推理正确！

但是他在没有法官授权的情况下，就监听加勒格和昆恩的电话。这显然是越轨了。

加勒格当然知道警方一定会监听自己的电话，于是就在公用电话用变声器给自己家打电话，说：“我们的人开始紧张了。”

他在约昆恩之前，就以无名氏寄了一张3000元的银行本票给迈阿密改善委员会。接着他又寄了一张6000元的本票。这是一个非赢利性的政治机构，即使是特别指明给詹姆斯·昆恩的政治捐款，也完全合法。

这当然是给警方下的诱饵，他要让警方相信自己收买了昆恩，他也相信媒体一定会对此感兴趣。

女记者果然又上当了。她去采访昆恩，“据说你收受了加勒格的贿赂？”然后迅速以“行动小组试探昆恩与加勒格的关系”为标题，推上了报纸头条。这就是新闻自由所起到的强大监督作用，使得官员丝毫不敢有任何贪赃枉法的行为。

这下把事情搞大了。惊动了美国司法部。

检察官收受贿赂，这是违法的。警方不经过授权立案，就私自调查，这也是违法的。

扫黑组的副首席检察官詹姆斯·威尔斯，立刻把昆恩、罗森、女记者，和加勒格都叫来。

检察官昆恩辩解说，加勒格是政府的证人，他是在帮我调查迪亚兹案。

司法部的检察官问他：你有向上级汇报过吗？你们的交易包括政治献金吗？

司法部的检察官责问罗森：你为什么私下调查检察官？接着责问罗伯特，你从何处获得监听授权？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

罗森替他辩解，“他是奉我的命令行事。”

检察官立刻把他顶回去：“他拿钱不是为了要奉你的命令行事，而是遵守法律。”

罗森与加勒格的当面质询更是相当精彩，抓不到一点把柄，一切都合乎法律。

司法部的检察官对女记者说：我们不能告诉你哪些能登、哪些不能登。但我们希望媒体能负起自律的责任。但若各位无法自律，我们也无计可施。但是我们不能让人们为了私利，四处走漏消息，那不合法。我不能阻止你媒体，但我可以阻止政府官员。所以我要知道这篇报导的出处。

女记者说，告诉我调查昆恩的人，是无意中走漏消息，完全是我自作主张。我不能伤害他。

在座的鲍伯·瓦德尔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件事情她做对了。作为新闻记者的操守，首先就是绝对不能泄露信息来源。否则谁还敢告诉你什么。

司法部的检察官问加勒格，这件事是不是你一手策划的？你真聪明！

加勒格的聪明，是他利用各自的游戏规则去反制他们，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违法，他设计的陷阱也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加勒格说：在座的各位都很聪明，大家都只是尽忠职守。但是特蕾莎·派隆却死了。这笔帐，我要跟谁算？

是啊。大家都是尽忠职守。可是警察不能为了破案，就展开无中生有的调查行动，来骚扰、诱逼民众为你提供线索；就利用记者的弱点，来散布不实的舆论导向。你自以为聪明，但是却站到民众的对立面去了。

假定无罪不仅应该出自人的善意，更应该是司法机构的原则。

司法部的检察官最后说：我稍后会发表一个声明，我会说昆恩先生也许不是此地历来最聪明的检察官，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涉及不法行为。同时还要说，昆恩先生上了罗森先生的恶当。这些调查行动的见报，是草率又不正当的行为。

让大家都走了之后，司法部的检察官对昆恩说：我可以大费周章为你洗清，但恐怕不会有人相信。

昆恩还傻乎乎的说：我可以控告。

检察官：你想告谁？对方“并无恶意”，你能证明什么？

司法部的检察官对罗森说：你是个好人，只不过是忘记了要遵守游戏规则。你不是总统任命的，聘请你的人是我。我给你30天时间。

这回轮到骄横的警察倒霉了。

在电梯口。女记者对加勒格说：我们全都被你整垮了。

加勒格对她说：“你们是作茧自缚。”

在游艇码头，女记者又来找加勒格。说： “也许你觉得我的谋生之道很不入流。其实不是那样，是我自己搞砸了。”

这个蠢女人只知道自己搞砸了。她以为自己挖来的新闻都是客观真实的，但不懂得提供材料的人都是有主观立场的。她是被虚荣冲昏了头，才一次又一次地被人利用。她虽然“并无恶意”，但她不懂得新闻记者所应该有的操守，不懂得做人应该秉持的“真”与“善”。

影片中提出的问题值得思考：

1）司法中“无罪推定”的原则，如何为警方和检方在实际办案过程中的“有罪推定”设置有效的边界？如何防止其骚扰民众的正常生活？

2）在“新闻自由”的原则下，如何为据实报导，如何为避免伤害到人，来设置有效的边界？

上个月看了这部剧，一直拖到现在才写。创业的部分并未引起我的共鸣，因为我就是一普通打工人，反倒是对人物性格和情感的刻画更能引发我的思考，所以决定写篇小作文，俗称观后感。

进入正题之前先讲一个全剧让我印象最深的笑点：剧中三女主之一夏芷的爸爸叫夏语天，妈妈叫郝晴朗。俩人多年前离婚，离婚后依然有所往来，但永远都是互相挤兑互相拆台。后来年过花甲的私厨老板夏语天爱上了他的员工—比他小二三十岁的崔台枫。郝晴朗也没闲着，最后一集中成了小奶狗编剧燕阳兆的女朋友。

看看这四个人的名字，夏语天和崔台枫、郝晴朗和燕阳兆，再配上夏语天用闽南语讲的那句“真是不好意思”，温馨又幽默的感觉荡漾心间。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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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 毛泽东选集

刘醒龙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凤凰琴》，1994年由何群导演拍摄成同名电影。影片将小说中的男青年主人公改成了一个高考两次落榜的年轻姑娘张英子，伴随着幽美、轻缓的插曲《迎着天上的红日头》，电影也不复小说中的诙谐语调，而是充满了真挚与温情。

艰苦环境下，乡村教师苦苦等待着迟迟不下来的转正名额，却也踏踏实实地教书育人，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等待中的急切盼望、焦灼不安早已在日复一日的教学中练习成了日常。只有在特殊的时刻，风吹起界岭小学的五星红旗、竹笛吹响阵阵国歌，我们才从乡村民办教师庄重的眼神中，看到那支撑着他们笃定地等待着的，不仅仅是那一个转正名额所能带来的体面生活，更有他们对乡村教育的信念与奉献。

新教师的两封信

年轻老师张英子理想的工作是城里公办学校的教师，可是命运偏偏开了玩笑。英子只能手捧着《城里来的年轻人》的书，在低落中来到遥远偏僻的界岭小学。现实与理想的落差，让张英子对界岭小学充满了抗拒与误解。

电影改编后仍保留着与小说相同的故事线，主人公两次写信向外界公开界岭小学的情况，一次正面的一次负面的，都给界岭小学带来了巨大影响。张英子写第一封信时，是上级领导将要来抽查，老师们让高年级同学代写辍学学生的作业，余校长、邓副校长、孙教导主任联合瞒报扫盲率。这让初出茅庐、一身正气的张英子十分不满。

然而张英子的举报并没有换来自己想象中“伸张正义”的结果。反而换来了舅舅的一巴掌和其他教师的排挤。“就你能，就你说真话！”舅舅和其他乡村教师们又何尝不明白界岭小学的真正情况呢？只是为了让界岭小学获得更好的资源，他们不得不去做出一些妥协。

如何处理工作上的种种难题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普遍要面对的问题。说真话是张英子身上的宝贵品质，可界岭小学的情况复杂，并不能由简简单单的对与错来分辨。张英子太过于年轻了，世界在她那儿只是黑白对错，没有中间地带。意气用事写了封检举信而遭到其他老师的排挤，这是张英子来到界岭小学后遭受的第一道考验。

困苦的人和事总是有其背后的理由，叫学生去采山药看起来是在压榨学生的劳动，卖山药的钱却能够买来学生上课用的课本。孙四海虽然和学生李子的母亲王小兰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有悖伦常的关系，两人却互帮互助一同扶持界岭小学的孩子们上学。村里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发工资，孩子们过冬就正等着领导检查后的奖金，才会有老师们联合起来谎报扫盲率。谎报扫盲率的背后，不仅是这些乡村民办教师们对教学环境贫穷落后的种种不满，更多的还是乡村教师们对界岭小学学生艰苦生活的不忍。

见过许许多多一开始她不能明白的事情之后，张英子开始渐渐理解界岭小学这三位土生土长的乡村民办教师。他们虽然敷衍领导，可一言一行却没有不为条件艰苦的学生着想的。他们笨拙的方法，或许也是他们能想到的帮助界岭小学孩子的唯一方式了。在一阵排挤之后，张英子开始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帮助界岭小学，于是同样一份“说真话”的信寄到了出去，界岭小学的贫穷与艰苦终于受到了上级重视。张英子最终为自己的莽撞与意气用事做了一些弥补，失去的奖金重又回来了，千盼万盼的转正名额也终于下来了。因为了解，所以原谅，张英子对界岭小学由一开始的抗拒与不理解，渐渐地转变成怀有深情了。

五星红旗象征希望

清晨的山沟沟里飘荡着老师教给孩子们的儿歌，歌颂着生活充满光明。在界岭小学黄泥的操场前，余校长因关节炎而骨结粗大的手升起了那一面五星红旗。邓副校长和孙老师的竹笛声声中吹响了激昂的国歌。因父亲去世而不得不辍学回家的孩子，这样告诉余校长：只要看到界岭小学升起的国旗，我就不再害怕。

影片中，飘扬在界岭小学的五星红旗是一个独特的物象。五星红旗不仅仅是作为国家意志的存在，在界岭小学的孩子心中，更代表着学校，代表着老师和同学这样一个大集体，代表着知识、财富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的可能。

在乡村民办教师眼中，五星红旗则更象征着终有一天能转正到城里公办学校的光明未来。余校长、邓副校长、孙教导主任和张英子，她们一脸虔诚地望着国旗飘荡在界岭小学上空，就好像看到了不知道哪天就下来的转正名额。转正意味着终于能离开这贫穷和落后的山村，意味着更体面的生活。但转正也意味着他们要离开这极度缺少教育资源的乡村，要放下可怜的山里孩子们。五星红旗飘扬在空中，国歌奏响着，乡村教师之所以能脚踏实地扎根在乡村教书，胸中一定还怀有对乡村教育事业的自豪和信仰。

苦中作乐，逆来顺受。乡村的生活环境差，老师们自身的教学水准不高又缺少进修的途径，可教育却刻不容缓。送学生们来回的路上，也成为了老师们教学的场地。离家遥远的孩子们上学放学的山路上老师就教孩子们唱歌；路上捡到蛇蜕就现场教学有关蛇字的成语，教室里来了母猪，就和它和平共处请它吃粉笔灰；山里采来草药就卖了钱去买课本……身在不如意的现实，可乡村教师们却依旧踏踏实实地利用一切条件教书育人。

学生叶碧秋的家长来帮张英子老师搭灶，张老师语重心长地夸赞学生的聪慧与学得快。可家长的心仍旧停留在女孩子早日婚嫁的念头上。山村里的农民有着对知识的深刻景仰，却不得不考虑生活的需求。他们知道知识的重要性，晓得知识可以统一代传给下一代，但也仅就止步于此。乡村教师在乡村不仅仅是以教师的身份来传授简单刻板的书本知识，更重要的是带来一种改变的观念，带来一种全新生活的希望。

在唯一一个转正名额下来之后，把名额留给谁成了难题。老师们商量后最终都决定放弃，而把机会留给明老师，也就是余校长的病妻。当年的界岭小学只有两个教师，张英子的舅舅通过关系离开了界岭小学，他留下了凤凰琴赠别明爱芬，却惭愧地划去了写在凤凰琴上的名字。一个稀缺的转正名额，让多少有情有义之人受苦？故事中明老师在了却自己毕生的转正愿望之后，戏剧性地死去了。最终商量后，由张英子拿取了这唯一的转正名额，张英子还年轻，她将来或许可以给界岭小学带来更多的资源。

其余的各位老师又何尝不愿意想要拿这个名额呢？只是他们在这儿扎根已久、年华青春流淌在这儿，他们的整个人生都早已与界岭小学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走与不走意义已经不大了。可张英子不一样，她还年轻，或许她能够为界岭小学和乡村民办教师带来更大的希望。

五星红旗和国歌，在这里是一种仪式。象征着这些淳朴的民办教师们，在自己岗位上勤勤恳恳工作的初心。面对着界岭小学的穷苦的孩子们，他们的心中一定有对乡村教育和奉献的深刻信念，踏踏实实地把书教好，这也是伟大的一种。照常升起的庄重的五星红旗，象征着乡村民办教师转正的希望，也象征着整个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希望。

小人物与现实主义题材的胜利

1987年，国家文艺政策主张“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但《凤凰琴》没有采用以往主旋律影片突出英雄人物的宏大叙事，而是贴近小人物的生活，把重心问题放在新中国亟需解决的乡村教育这一不大也不小的问题上。

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创作，在90年代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正因为如此多出现投拍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在这些投机行为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观念先行的创作倾向。怎样才能创作出既能获得观众青睐，又能表达社会关怀和国家民族命运的好电影呢？关键在于要兼顾到影片的艺术性。90年代引进分账大片，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电影市场产生了强大的冲击，这对于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放映时空、宣传力度和创作期待都是巨大的挑战。

《凤凰琴》的成功在于“真”，用导演何群的话说，“就是讲点老百姓的事情，说点老百姓的话，靠这个东西去打动人。”乡村民办教师的生活和心路历程都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影片中的每一个人物，看似都有自身的缺陷，他们为了一个遥遥无期的转正名额，暗自努力且各怀心计。孙四海为了挤出时间复习没有送学生李子回家，害得李子差点被狼袭击，邓有梅为了托人找关系转正不惜上山偷树卖钱，这些小人物身上都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可当转正名额真的下来的时候，每个人却又都处处为他人着想，宁愿让出自己的机会，将唯一一个转正名额，留给了余校长的病妻明爱芬。

《凤凰琴》描写的是一个美好的人情的童话，大山里的乡村民办教师在穷苦的环境中，依旧怀抱着真心来发展乡村的教育事业，他们全新全意的付出感动着我们。为了留住更多的孩子念书，余校长负担起了所有离家偏远孩子的伙食，让自己的孩子志儿同他们一起吃住。其他两位教师，为了转正名额丝毫不让，却也愿意在工资发下来的时候，多匀出一份留给余校长那也曾是乡村民办教师的病妻明爱芬。

乡村教师们并不矫饰自己渴望转正的意图，却也从不为此妨害他人利益。只是为了自己的目标，踏踏实实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安安静静地等待着转正的名额，这不正是人性与人情的真实吗？现实主义的题材并没有因为这些乡村民办教师艰苦的心路历程而显得琐细，反而显出艺术的真实。这或许就是《凤凰琴》之所以能够屡获奖项、打动人心的真正原因吧

结语

随着素质教育的普及，小学入学难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在那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山村中，幼儿园的入学难问题渐渐浮上水面。和小学一样，乡村中也存在着大量的民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教师。为了减轻城市工作生活的压力，年轻人选择将小孩送回老家由双亲代为养育，这就要求乡村幼儿园承担着更多的教育责任。乡村幼儿园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界岭小学的难题一样，教师数量不够、转正名额极少甚至可以说全无、乡村教育资源匮乏等等。

乡村小学民办教师的难题随着《凤凰琴》的上映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距离1994年影片上映已经过去28年，问题转而变成乡村学前教育的困境亟待解决。乡村民办教师该何去何从？乡村的教育体系该如何改善？乡村的教育资源该如何分配？影片《凤凰琴》的现实意义依旧在引发着我们的思考。如何更好地弘扬乡村民办教师们崇高的奉献精神和教育理想，不仅对我们正确认识乡村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对解决当下存在的乡村学前教育问题也有着深刻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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