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澎湃·思想市场”，有删节）

张泠

2016年秋，我入职纽约州立大学，如所有新同事一样，成为UUP（大学职工联合工会）成员。UUP成立于1973年，如今代表四万多人，是美国最大的高等教育界工会。UUP在纽约州立大学系统为员工争取权益，如更好的福利，目前的目标之一是为兼职教师争取更公平待遇，获得同事们支持。我略懵懂地交会费，小心收存会员证，对于今日之待遇乃工会成员数十年来努力抗争换取，并无特别切身的认知，直到看到美国纪录片导演茱莉亚·赖克特（Julia Reichert）与丈夫史蒂文·伯格纳尔（Steven Bognar）的纪录片《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2019），及读了一点美国工会历史的资料。

《美国工厂》关于中国“玻璃大王”、亿万富翁曹德旺于2014年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代顿（Dayton）区域莫里恩市（Moraine）开设“福耀”玻璃厂制造汽车用玻璃，雇佣两千多名当地员工（不少为以前关闭的“通用”汽车工厂工人）。其间劳资关系由兴奋乐观转至对立矛盾，不仅有中、美思维方式、管理方格差异与误解，更有试图组织工会的工人与管理层的角力。阶层、种族、国别等问题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夹缠不清，自动化的阴影更威胁着全世界劳工阶层的未来。赖克特与伯格纳尔认为：上升期的中国资本家遭遇衰落期的美国蓝领工人，这里会有故事，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文化交融或更多。如伯格纳尔所言，《美国工厂》即是“贴近地、用特写镜头看全球化”。

一．美国工厂，世界工人

很多观众都对《美国工厂》里美方管理人员到福建福清的“福耀”厂“取经”如何提高美国工人效率的段落印象深刻。这不但是透过美国人视角的“陌生化”时刻，也是没参观过类似工厂的中国观者的“眼界大开”时刻。工厂军事化管理，班前例会工人列队喊口号；他们每天手不停歇工作十二小时，每月休息一、两天；有人每年只能回家一次看小孩。与这些外人看来压抑与压榨的残酷强烈对比的是央视“春节晚会”风格的公司“年会”那些和谐、乐观、刻奇的歌舞表演与热烈气氛，以至于将一位美国客人感动到流泪，说“无论如何，我们在同一个星球，同一个世界，即使有分歧，我们是一体的。”

福清工厂的企业意识形态，是“封建家族”与“国家主义”合体，并融合了社会主义时期工厂文化遗产。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大家族，曹德旺是不容置疑的男性权威，下辖大大小小的管理层男性权威，统领着被当做机器人管理的基层工人。管理者活学活用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修辞来鼓励（欺骗）工人：“报国为民”、“勤劳朴实学习创新”，来替换和遮蔽最大限度榨取工人剩余价值以期利益最大化与阶层分化本质。这套话术（甚至颇有主旋律色彩的厂歌歌颂“春满中华，福耀人间”）高明之处在于塑造一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幻觉，也将工人的劳动表现塑造为“美德”对其进行道德化绑架与测量：为了对大家庭“忠诚”，工人要不断自我改进、提高生产力、对超时工作任劳任怨甚至甘之如饴，因而有“团结力”和“凝聚力”，这才是值得称颂的、有“民族使命感和自豪感”的华夏“工匠精神”——帮企业成功就是帮国家发展。工人若有任何反抗意识，大约会被视为懒惰、自私而道德破产，而非被视为争取应得权益。年会上也表彰类似“改革开放”前的“新长征突击手”的“最佳班组奖”。国有工厂风格的自成一体的宿舍、食堂、娱乐场所、甚至集体婚礼，都提示着一种集体主义“延续”。曹德旺妹夫任党委书记与工会主席也暗示着工会、党委与资本的媾和。工会负责员工文娱活动及心理建设/规训：爱“福耀”即是爱党爱国（与美国工厂中“工会”的意义完全不同，这点后文会提到）。

然而在光鲜社会主义修辞遮掩的资本主义体系下，“劳动”、“机器”与“人”的价值、本质及相互关系已全然不同。工人阶级不再是“老大哥”、在厂里当家作主、发扬主人翁精神建设社会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中代表了中国“人口红利”优势的农民工/新工人。他们只是“世界工厂”中被异化的低成本劳动力，为资本家赚取巨额利润；“中国效率/速度”的代价是工人的健康、安全、尊严被剥夺。但当然对很多工人来说，经济收益已比贫困的务农时代有所改善。只是在他们年轻力壮时尚可被雇佣，年老时的医疗、养老问题会否抛给社会与个人？令人想起世纪之交前后的国企私有化过程中，那些为国家辛劳半生却被资本无情抛弃的老工人。如今即使在高科技行业，关于“996”的论争也是中国科技工人被压榨的现状。美国高科技产业工会力量式微，企业如Google在公司为（尤其单身）员工设计了各种便利服务，从食堂到健身房、游戏室，使得员工愿意在公司停留更久（自然也就自愿加班更久），更不必说所谓“共享经济”中工人如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工人不再被视为公司雇员而只是承包者，不享受员工福利及受到劳动法保护。

“福耀”的企业文化无法搬到美国，在代表美国工人权益的工会长期抗争下，八小时工作日与周末休息已被写入法律，产业工人也在长期斗争中有更强维权意识。在中方管理人员看来，美国工人慢，懒，闲聊天，效率低，为了工资而劳动，缺乏中国工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与加班加点、任劳任怨的中国工人相比（他们背井离乡来此一两年，仍拿中国的几千人民币月薪，不过每日多了五十美元餐饮补助），曾经骄傲的美国工人的落差甚至幻灭感显而易见，不仅对于“福耀”，也对于他们的国家对待他们的方式，及美国劳工阶层的未来，甚至影响到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俄亥俄所处没落工业区（所谓锈带/rust belt），本来是摇摆州，此次成为川普的票仓——有工人认为希拉里代表加州湾区高科技新贵利益，与制造业底层脱节，而被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蛊惑。这一口号也被曹德旺后来换上的华人总裁刘道川使用，用以鼓励美国工人加强生产力。赖克特与伯格纳尔将2016年选举前后拍摄的素材全部舍弃，大约担心有喧宾夺主及制造分裂之嫌。

“福耀”的管理方与美国工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当然不可忽视。美国人的确在充满赞扬与鼓励的环境下长大，更在意自己是否被尊重（哪怕是表象）。中国监工则要维护自己的权威性及层级体系，以批评为主。美国工人认为不被尊重，因为中国人从来不说：干得不错！然而，文化与种族碰撞的表象遮蔽了超越国别的阶层利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问题被转移置换为种族与仇外问题（如川普一再强调“中国人偷走了我们的工作”），或曹德旺将美国工人的不满归结为：“美国工人对中国人有敌意”。这令我想起华裔女导演崔明慧的纪录片《谁杀了陈果仁》（Who Killed Vincent Chin, 1987）。1982年，华裔青年陈果仁在底特律被“克莱斯勒”汽车厂的两位白人男子以棒球棒打死，只因对方以为他是日本人——当时日本车在美国市场成为强劲对手，令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岌岌可危，很多美国工人失业因而仇恨日本人（乃至亚洲人）。这除了美国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也是资本主义残酷竞争下同为受害者的最基层工人自相残杀的悲剧。其实“福耀”雇佣的无论中国人还是各层级美国人（包括律师及管理者等），由于利益驱动（收入数倍、十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工人的工资）而成为剥削者的代理人和打手。《美国工厂》开篇不久，副总裁Dave听到一位议员在庆典讲话中提到“福耀”应有工会便恨不得“剪掉他的头”。

美国工人慨叹：以前那种高工资高福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他们无法不接受这样的现实：从前在“通用”工厂时薪是29美元，“福耀”是不到13美元。反观“世界工厂”中的中国农民工/新工人，他们甚至从未体会过那种福利与尊严的“奢侈”，不仅因为后发资本主义的时间差，也因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中，“第三世界”的工人永远居于底层。尽管与欧美国家的工人同为全球化的被剥削者，与后者的待遇相比，他们是“更低廉的劳动力”，更少受劳工法律保护。中国政府逐步改进劳工法时，自由流动的资本的逐利性便使得工厂向劳动力更低廉、更少劳工法的地区迁移，比如东南亚国家。

拍《美国工厂》时，赖克特与伯格纳尔怀着对美国工人的感情进入，逐渐发现中国工人同样值得关注，这是全球化中劳工群体的共同命运。但因不懂中文，他们无法与“福耀”两百来名中国工人沟通，拍了一年后意识到这重要缺失，因此找到两位中方制片人、纪录片导演Zhang Yiqian与李米杰。她们每月到俄亥俄拍摄，也同去福清，与片中中国人建立信任与联系。导演夫妇认为她们帮导演理解中国的企业文化、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与历史，教他们看待普通中国工人的生活与情感状态。此片的确没有很多西方导演拍摄中国时先入为主的猎奇的刻板印象表达，态度温和谦逊，唯一遗憾为中国女工视角的缺失。

二．美国工厂，美国工会

俄亥俄州非裔民主党议员弗莱德·斯特拉霍恩（Fred Strahorn）指出：工人和劳工运动建造了美国。美国工人的权益，是无数参与工会的前辈流血牺牲抗争出来的，并非财团与资本家格外仁慈。《美国工厂》中出现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为美国最大的独立工会，成立于1935年，1936-1937年间组织了一系列罢工、静坐等活动，迫使三大汽车公司（克莱斯勒、通用、福特）承认其代表工人谈判的合法地位。工会的基本目的是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工人话语权，找到企业盈利与员工权益之间的平衡点。UAW为工人争取更高工资与更好福利，支撑他们稳定富裕的“美国梦”，鼎盛时（1979年）有150多万名成员，如今由于汽车工业的国外转移及财团各种反工会措施而缩减到30多万人。尽管UAW后来有官僚化及腐败等问题，不应否定其争取劳工权益的历史与积极意义。在各种右翼媒体与政客不断丑化、抹黑、以偏概全的宣传下，工会似乎成了美国制造业衰落的元凶，而不提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全球化、资本转移、去工业化等问题。

美国劳工运动与工会组织主要蓬勃于东、西两岸与中西部。在美国南部，组织工会则困难得多，也与政治保守及种族隔离有关，因此，后来在美国投资的德国与日本汽车公司，都选择在劳工法保护薄弱的南部投资建厂。这些工厂，在各方阻挠下，至今工会也无法组织起来。资方压低工人工资，即降低人力成本，保证日本汽车在自由市场竞争中的价格优势。这些对资方的“好处”，是历史悠久、工会力量强大的美国汽车工厂无法比拟的，所以他们在美国关厂，转而去压榨价格更低廉的墨西哥工人。

《美国工厂》并未解释工会在美国的历史与现状，大约对美国观众来说算是常识，但它细腻揭示了“福耀”如何斥巨资（一百万美元）雇佣反工会咨询公司（LRI/labor relations institute）在工人被强制参与的培训中将工会歪曲为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障碍而非为他们争取权益的代言人，并断言组织工会的结果可能会对工人薪资福利更不利。“双管齐下”的另一端，管理层提薪收买部分工人、找借口开除组织工会的积极分子，从而分化工人力量及削弱加入工会的声音。很多工人被“培训”和灌输恐惧后而投否决票，尤其是没有工会抗争经验也担心因此失去工作的年轻人。当然，工会再组织工人罢工也不会再吓到雇主（劳工法的漏洞使得雇主可随时解雇罢工者并雇佣其他工人），他们不再有谈判筹码。在资本的强势碾压下，心怀正义感的中年叉车女工Jill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从姊妹的地下室搬出来住上自己租的公寓，又因参与工会运动被开除而生活无着。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类似LRI这样破坏工会的私营公司炙手可热，成为一个庞大且利润不菲的产业，他们在公会成员下降、工人工资减少的企业文化间推波助澜。

精明的资本家曹德旺曾算了一笔账，除了人力成本，在莫里恩投资设厂各项成本都低于国内（可知国内工厂很大程度上依赖剥削工人来降低成本牟利），兼之美国各地政府争夺投资项目，不断推出巨额优惠补贴政策。“福耀”因雇佣两千多名当地工人，市与州政府给予各项补贴，使得其买地与改造厂房等于免费。除掉“工会”这个心腹之患，再换上身手敏捷体力更佳的年轻工人及自动化对工人的威胁，他已不必再担心美国工人“制造麻烦”。

《美国工厂》结尾字幕写道：到2030年，自动化将令全球三亿七千五百万人需要寻找全新种类的工作。画面是摩肩接踵上下班的中国和美国工人。想起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1936）开篇以蒙太奇手法将羊群与熙熙攘攘上工的产业工人剪接在一起，暗示同样任人宰割的命运。《美国工厂》最后一个镜头是工人模糊的背影，一个暗淡未知的未来。赖克特说《美国工厂》的结尾令人不安，它不是那种人们看完会起立欢呼的电影。全世界无产者早已没有联合的可能，资本和资本家却张开“全球化”的翅膀顺畅地流动游走逐利。有人说：资本将人变成机器，等机器成熟了再抛弃人。

三．美国工厂，美国导演

“福耀”工厂所在地代顿，有当地人引以为豪的创新发明与工业制造的历史，几乎是两代人以前的“硅谷”：这是赖特兄弟发明飞机之处，收银机也诞生于此。美国汽车制造业三巨头之一“通用”（GM）公司的工厂在此开了86年。“通用”工厂对本地至关重要，在1950至1980年代之间，通过工会的抗争与保护，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蓝领工人可获得不错的收入与福利，过着有房有车、可送孩子上大学的中产阶级生活，不同族群和平共处。七、八十年代后，耗油更少及人力成本更低的欧洲与日本车在美国市场份额激增，美国汽车行业受到冲击。为降低成本，美国汽车工厂不断迁往墨西哥，代顿社区每况愈下。2008年，“通用”生产线开下最后一辆卡车后关闭，留下数千名失业工人与他们绝望的家庭。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导演赖克特与伯格纳尔每日去工厂门口及附近酒吧拍摄和采访——他们在代顿住了数十年，住处离工厂仅二十分钟车程。因美国汽车厂工人总被反工会的商业媒体抹黑，他们对持摄像机的人怀有戒心。导演以真诚和坚持获得了工人的信任，拍摄了40分钟纪录短片《最后一辆卡车：通用工厂的倒闭》（The Last Truck: Closing of a GM Plant，2009，HBO出品）。该片获当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遗憾的是《最后一辆卡车》 里只有工人视角，因为“通用”管理和决策层拒绝受访及禁止导演进厂拍摄，派保安在厂门口附近阻拦和驱赶他们。工厂车间的镜头，由工人用手机或用赖克特提供的小型高清摄像机秘密拍摄，部分出现在《美国工厂》开头。

《美国工厂》有点像《最后一辆卡车》的“续集”，因为数年后“福耀”买下了“通用”废弃厂房，在当地政府与民众热烈欢迎下高调进驻。赖克特与伯格纳尔认为：上升期的中国资本家遭遇衰落期的美国蓝领工人，这里会有故事，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文化交融或更多。当地商界人士喜欢《最后一辆卡车》，向曹德旺提议由赖克特夫妇拍片记录这个历史性时刻。曹德旺同意了，并不设任何限制，任由赖克特夫妇团队五个人、五台摄像机拍摄了三年（2015年2月到2017年12月）。在那些工会之争白热化的艰难时刻、曹德旺容易招致非议的时刻（比如开除美方管理人员等），他也自行其是，从未干预过拍摄。

《美国工厂》为了保持独立性，并未受“福耀”集团资助，制片方为Participant Media——该公司也出品了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电影《罗马》（2018）及非裔女导演艾娃·德约列的剧集《有色眼镜》（When They See US）。《美国工厂》在圣丹斯电影节获美国纪录片最佳导演奖，8月21日在Netflix上线。在Netflix不覆盖的中国，也有广泛传播与热烈讨论。很多媒体宣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及夫人“投资制作”该片，甚至暗示这是“奥巴马的电影”，非常不确。奥巴马夫妇的确筹办制片公司“高地”（Higher Ground）且与Netflix合作（为了“名流站台”效应，后者要支付前者数千万美元报酬）,《美国工厂》是“高地”选择发行的首部电影，且以较低价格购入版权（Netflix规定不许公开收购价格），但“高地”并未在任何程度上参与影片制作，仅后期发行。颇有反讽意味的是，尽管被视为对劳工友善的总统，2009年奥巴马任总统期间，并未着力推进“雇员自由选择法”，该法令会使工人更容易组织工会及增加对违反劳工法雇主的罚款。有人认为他抛弃了劳工运动。十年后，他高调支持涉及劳工权益的《美国工厂》，避重就轻，不断强调“讲好故事，让我们增进理解”之类的心灵鸡汤。

尽管几乎被奥巴马夫妇的光环遮蔽，赖克特与伯格纳尔并非名不见经传，尤其前者，是美国纪录片历史上重要人物。若以奖项论英雄，她有三部作品获过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本人也于2018年获国际纪录片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今年五月，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了她的个人作品回顾展。赖克特是位于代顿的赖特州立大学的退休教授，在那教了28年纪录片制作。她一直是有良知的纪录片工作者，秉持对性别平等、社会公义的关注，几部重要作品如《成长的女性》（Growing Up Female，1970）、《工会女仆》（Union Maids ，1976）、《正观“红色”》（Seeing Red，1983）等常在美国的纪录片历史及性别研究课程被观摩讨论。

赖克特是美国战后成长的一代(baby boomer)。那代人大都接受过反越战、种族与性别平权运动的洗礼，思想倾向进步并强调行动，对社会公平、劳工权益有不懈追求。赖克特自述开始纪录片创作是为了作为女性，要打破影像表达的男权结构，且以这样比较亲民的形式将自己的想法传播给更广泛的民众，从而激发思考与讨论，进而付诸行动来改变社会。与当时伴侣吉姆·克莱恩（Jim Klein）合作的《成长的女性》是赖克特的毕业作品，关于俄亥俄某镇几位女性的故事，探讨女性被教育体系、流行文化、社会期待等规训、形塑的性别认知及劣势社会地位，如今看来仍针砭时弊。这是美国女权运动的一部重要作品，多年来不断在美国各地放映，以直观方式提升观者反思意识及对持怀疑态度的民众解释什么是性别平等。1971年赖克特创办“合作社”（co-op）形式的发行公司New Days Films，避开电影院的商业运作，直接在学校、工会、社区组织放映，是一种非牟利的公共教育模式。

赖克特与克莱恩合作的《工会女仆》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是采访三位经历过1930年代美国劳工运动的女性的口述历史纪录片，不仅涉及工会领导工人为改善恶劣工作环境、超时低薪工作而进行的抗争，也不回避讨论白人男性领导的工会内部的官僚化及种族和性别歧视。两人合作的《正观“红色”》再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此片重新挖掘美国共产党人被湮没的历史：在美国“大萧条”（1920年代末）与“冷战”（1940年代末）初期之间，有一百多万美国人加入美国共产党，带着激情与希望，为劳工阶层的权益与尊严、为了一个更公正平等的世界而抗争，相信这是美国未来的正确方向。随着“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对进步人士的迫害与“反共”气氛愈发紧张，人们噤若寒蝉，闭口不谈这段历史，这种恐惧在导演拍片时的八十年代仍在。

与赖克特以往的纪录片相比，《美国工厂》少了份粗粝朴拙，多了份圆熟，更接近主流纪录片，部分在于原创配乐及导演首次雇佣剪辑师（以前作品大都自己剪或由克莱恩帮助）——林赛·乌茨（Lindsay Utz）花了18个月将1200小时素材剪到110分钟。导演与剪辑师讨论了一星期，将墙上贴满索引卡，标注不同人物与主线。然而由于题材庞大、线索与人物太多而无法一一深入，有浅尝辄止之感。此外，人们很少谈论纪录片的声音，此片导演非常注重声音采录。他们用小麦克风，增加私密感及尽量排除人物说话时工厂车间里噪音干扰。有些访谈只录声音，作为旁白使用，配合人物做其他事的画面，观众如在听他们的思考或内心独白。因为生产线上的工作枯燥重复，人们的思绪容易漫游。导演有时随下班的工人到他们的生活空间，听他们的日常对话。有些访谈是凌晨两点在工人家里录的，伯格纳尔认为这时更可以听到人们的内心想法、灵魂思考的声音。

另一种是隐喻性的“声音”，为底层发声。《美国工厂》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放映后，一个人站起来，说：“我是迈克尔·摩尔，你们所有电影都对我有重要影响，尤其我们都在中西部劳工家庭长大，我们通常在电影里看不到自己，我们的声音被忽略，感谢你们为我们发声。” 摩尔的纪录片《罗杰与我》（Roger and Me, 1989）记录了他的家乡、密歇根弗林特作为“汽车城”的衰败——如莫里恩居民经历的，由于“通用”关厂造成当地数万人失业，民生艰难。尽管他们作品风格迥异，赖克特也敬佩摩尔，认为他拓展了纪录片的形态，如一个朋克摇滚小孩闯进衣冠楚楚的派对，嬉笑怒骂揭开各种伪善体制的画皮。赖克特也追随对她影响较深的纪录片的足迹（多为关于美国民权及工会运动的佳作），如《哈维·米尔克的时代》 （The Times of Harvey Milk, Rob Epstein, 1984）、《矢志不移：美国民权运动1954-1985》（Eyes on the Prize, 1987）、芭芭拉·卡颇（Barbara Kopple）的《美国哈兰县》（Harlan County, U.S.A., 1976）与《美国梦》(American Dream, 1990)——两部都关于美国工人在工会领导下罢工，前者胜利，后者失败，工人力量的削弱与工会的兴衰折射了1970至1990年代美国的经济变迁与资本主义走向。另一部她没提到的德国纪录片《输家和赢家》（Losers and Winners, 2006, Ulrike Franke and Michael Loeken），讲述的是与《美国工厂》类似的境况：中国工人在德国的鲁尔工业区遭遇德国工人的差异与冲突。

作为一直关注社会问题的导演，赖克特很少将个人作为纪录片的主角，她关注的是社群，尤其是被剥夺与边缘化的劳工群体。她大都采用“直接电影”与访谈形态，不以旁白叙述介入，讯息以字幕解释。因而导演的视角大都通过采访、剪辑来构造：不同视角的并置、对比、争论、对话。《美国工厂》少了赖克特以往作品中粗糙犀利的棱角与明确的政治诉求，显得四平八稳。因导演想平衡各方声音（即使那些视角彼此冲突），不在政治上“站队”，对每一方都有一定程度的同情理解，包括曹德旺。赖克特后来在访谈中说：曹德旺是佛教徒，也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想盈利，不断迫使别人达到他的目标。他怀念田园过去，又是资本主义浪潮的弄潮儿。 这个人也很复杂。他们试图将这种复杂性表达出来。

赖克特也理解美国工人的绝望，因为贫富分化已是前所未有的严重：人们从未见过CEO工资是普通工人500倍的时代。赖克特与伯格纳尔认为在这个日益撕裂的政治环境，他们想让所有人（无论老板、经理还是蓝领工人）都能看这部纪录片并讨论相关社会政治议题，如为何工人工资停滞不变而富豪阶层收入连年增加？如何创造一个属于每个人的未来？全球化带来怎样的经济与文化的构造性变化及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何等影响？伯格纳尔说：彼此对话更有意义，而非躲在自己的角落和标语里。赖克特认为我们的公共讨论中越来越少谈到对弱势者的理解与支持，即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越来越少，她希望能用纪录片教育和团结民众而非分化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