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张善琨的国联电影公司开拍影片《家》。严格地说，影片并非直接改编自巴金的原著，而是根据舞台剧进行了重新的改编。这也是后来所说的是“改编的改编”。1941年10月，在上海开始上映。无论如何，这部影片都可以说是一部极为忠实于原著的影片。但对我而言，我更关注的是，为什么在1941年的上海“孤岛”会去改编这样一部在十年前出版的小说？这样一部表现家族故事的影片与1941年的时代——抗日——有无内在的隐秘关联？至少从我现在刚刚看过影片的感觉而言，电影中觉慧对爷爷所代表的封建专制的反抗，与觉新的妥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应和了1941年的时代主题——面对日本侵略者，到底是妥协呢，还是反抗？显然答案是不言自明的。但高觉新这样值得同情的人物形象，是否也正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立场呢？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与现实与妥协，与侵略者妥协，未必就不值得同情。这是否正是相当一部分生活在沦陷区或者上海孤岛里的中国人（知识分子）的自我辩诘呢？
而另一个必须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琴的戏份远超瑞珏与梅，甚至是鸣凤。可以为说1941年版的《家》中第一女主角当属琴。而琴的扮演者是当时有电影皇后之称的陈云裳。尽管另一位有中国电影皇后之称的蝴蝶饰演了梅，但依然无法遮挡陈云裳的琴。琴能够成为第一女主角，一方面跟电影公司老板张善琨的力捧有关，另一方面可能跟陈云裳成功地出演了《花木兰》（1939）有关。后者的成功，让陈云裳本身具有了明星效应，具备了票房的号召力。而影片中的琴，不断地强调“我要自己做主”，这让我们会想到鲁迅笔下的子君，这个高喊着“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的权力”。这无疑是五四时期最具有震撼性和鼓动性的声音。而影片赋予了这个女性角色极其鲜明的反抗性格，她反对和师长儿子订亲，反对包办婚姻。在某种意义上而言，琴和觉慧属于同一个阵营的战友。他们主张反抗，为了自己和家人。觉慧和琴（包括觉民）的反抗，是否可以视为是对抗日这一时代主题的有力呼应呢？联系到琴成功主演了替父从军、保家卫国的女英雄花木兰的角色，这是否也可以从陈云裳主演的琴的身上和觉慧身上看到这部影片所呈现的一份家国情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