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为了《长城》放弃出演《海边的曼彻斯特》的马特·达蒙被主持人吉米·坎摩尔无情调侃，看着手捧小金人的老友卡西·阿弗莱克，马特·达蒙心情之复杂，恐怕不足与外人道哉。

自那之后，马特·达蒙“知耻而后勇”，选片变得分外谨慎，接戏不多，但部部剑指奥斯卡。

可惜，难遂人愿。

17年他主演亚历山大·佩恩导演的《缩身》，影片还没上映，就被热议为冲奥热门，然而剧作上的过于刻意，让这部电影在颁奖季到来前便口碑崩坏。同年，他主演的《迷镇凶案》卖相也不错，但乔治·克鲁尼借来科恩兄弟的剧本，却借不来科恩兄弟的才华，挺好的故事，拍得却太平庸了一些。

之后就是19年的《极速车王》了，口碑极好，但既然是“双雄戏”，就难免存在比较，马特·达蒙在片中的表演不如贝尔出彩，而那年奥斯卡影帝竞争激烈，贝尔都没能入选最终的提名名单，马特·达蒙就更是毫无希望了。

一次不行，那就再来一次。在冲奥这件事上，马特·达蒙的尝试次数并不算多，至少比不上曾经的小李和如今的贝尔更有发言权。

今年，马特·达蒙的新作《静水城》又有冲奥的架势。

能不能帮他圆梦？不好说。但我看完全片，可以说一句：

影片拍得很好，马特·达蒙演得也很好。冲奥当然得看缘分，但就水准来说，这片绝对是够格了。

片名里的“静水城”，指的是马特·达蒙所饰演的男主角比尔生活的小城，位于美国中南部的俄克拉荷马州。

俄克拉荷马州在美国各州之中存在感并不算强，除了龙卷风，最出名的大概是它的“深红”属性，简单讲，作为共和党的大票仓，这里大部分的人在投票时会选择特朗普而不是希拉里或是拜登。

换句话说，这个地方是“红脖子”的聚集地，“保守”是这些人的代名词。

马特·达蒙演的比尔，是个典型的“红脖子”，工人身份，普通家境，甚至连外形和穿衣风格都符合人们对“红脖子”的刻板印象。高大、壮实、蓄须，太阳镜和牛仔裤是标配，那件Carhartt衬衫，更简直就是身份的象征。

影片要讲的则是比尔这个美国“红脖子”远渡重洋到法国海港城市马赛想办法给身陷囹圄的女儿脱罪的故事。

换句话说，这部影片的主线剧情并不发生在俄克拉荷马州的静水城，全片中出现的美国人也远没有法国人多。

但我必须得强调的是，影片的片名起得非常精准，比尔的身份属性决定了整个故事的走向，导演汤姆·麦卡锡醉翁之意当然不在法国马赛，而是在自己所生活的美国本土。

回到故事本身。影片中，比尔的女儿艾莉森在马赛留学时被控杀死女友莉娜，获刑坐监，在她意识到自己的案子有了新的转机时，便委托来探视她的父亲比尔帮她联系律师给她脱罪，比尔在被律师告知翻案无望后，孤身一人在马赛找起了证据，并最终帮女儿重获自由。

艾莉森的这个案子，在现实中有原型存在，即著名的“诺克斯案”。

所谓“诺克斯案”是指发生在2007年的意大利佩鲁贾大学的英国交换生梅雷迪斯·克尔彻被奸杀案，此案中，克尔彻的室友阿曼达·诺克斯及其前男友索莱西托犯罪嫌疑最大，并很快被警方拘捕，但在审理过程中，诺克斯多次翻供，并在四年后的2011年最终被无罪释放，法庭给出的理由为主要证据存在瑕疵。

毫无疑问，《静水城》里艾莉森的案子，和诺克斯的案子非常相似，除了人物关系有所变动，案情的走向几乎如出一辙。很显然，编剧在写剧本的时候受到了这件轰动一时的案件启发。

自然而然的，很多熟悉“诺克斯案”的北美观众就把《静水城》当成一部“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来看了，但看完之后，有不少人被激怒了。

原因很简单，影片虽然借用了“诺克斯案”的壳子，但并没有想要踏踏实实地去还原案情，对于案件中的几个重要角色，编剧不但在人物关系上进行了改动，更是大胆地对所谓真相进行了虚构。

“诺克斯案”到现在都是一直没有定论的。虽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诺克斯和她的前男友就是杀人凶手，但证据存在瑕疵，按“疑罪从无”的原则，大家只能接受诺克斯重获自由的事实。

而在《静水城》里，导演则清清楚楚地告诉了观众真相到底是什么。

事实是，对于《静水城》这部电影，北美观众的差评围绕着关于“诺克斯案”的讨论展开，并非常有趣地分成了两派。

一派认为，改编这样的真实事件，以“杀人凶手”的父亲为主视角展开就已经很有问题了，这样的视角会给观众造成一种“凶手无辜”的心里预设，让观众去同情“凶手”和“凶手”的父亲，对于被害者一方来说，非常不公。

另一派则认为，诺克斯已经被判无罪，就应该尊重法律，影片中创作者虚构了艾莉森有罪的真相，或多或少也是对诺克斯的一种伤害，如果她真是清白的，电影这么拍又何尝不是一种诽谤？

这两派，在不经意间，其实也反应出了美国社会当下的某种割裂，立场不同，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就不同。

我的看法则是，大可以将“诺克斯案”抛在一边，影片既然没强调自己是真实事件改编，那我们便权当它是个虚构故事好了。很显然，导演汤姆·麦卡锡也没有将重点放在所谓的案情上面，影片中艾莉森的案子只是个幌子，麦卡锡想拍的其实是因案子而引发的一系列冲突。

如果这部电影真的是老老实实去拍“诺克斯案”，我猜，马特达蒙不会选择去演，也大可不必让汤姆麦卡锡拍成电影，拍成迷你剧，岂不是更容易一些？

汤姆·麦卡锡和马特·达蒙所看重的，一定是这个故事所能深挖的内在冲突，这种内在冲突可以用我前面提到的一个词来形容：割裂。

在《静水城》里，我们时刻都能感受到这种割裂。

最直观的，是语言的割裂，或者说是文化的割裂。

不会说法语的美国人比尔在法国寸步难行，连给人打个电话，都得找刚刚认识的朋友帮忙翻译。最有意思的是，导演设计了这样的桥段：住在旅馆的比尔听到外面的露台上有人在大声地播放音乐，他让对方调低声音，但对方以“听不懂英语”拒绝了他，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听不懂英语”的人其实英语非常流利。

说白了，割裂不是客观上形成的，而是主观上造成的。法国人可以说英语，但法国人不愿意说，法国人可以去了解美国人，但法国人对此并不感兴趣。

割裂是偏见的温床。见到比尔，法国朋友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你给特朗普投票了吗？”

在法国人的眼里，美国人是一个又一个的符号堆砌而成的，尤其像比尔这样的红脖子，更是会被贴满标签。

导演也用了很多笔墨去刻画了比尔和马赛当地的舞台剧演员维吉妮以及维吉妮女儿玛雅之间的感情，似乎是要说明普世价值观的珍贵，但影片最终导演还是残忍地打破了他所营造的美好，告诉我们，割裂的根深蒂固让普世价值观显得更加脆弱了。

维吉妮愿意接受比尔和自己住在一起，但不代表她愿意接受比尔的“红脖子思维”，当比尔的行事方式和她的行事方式产生冲突时，他们的关系注定破碎。

影片中有句我最喜欢的台词，小女孩玛雅对比尔说：“你是我最喜欢的美国人。”事实上，年幼的玛雅对“美国人”没有什么概念，“美国人”和“法国人”在她心里差异不大，她说自己喜欢比尔，就是简单的喜欢，再真诚不过。

在那一刻，普世价值观超越了割裂，可惜只是一瞬。

割裂还存在于代际之间。

自始至终，艾莉森对父亲都充满了不信任，她不相信父亲能帮自己脱罪，也不愿意告诉父亲真相是什么，在某种程度上，艾莉森利用了父亲对自己的爱与信任，并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法国生活多年的艾莉森显然也并不认同父亲的很多习惯和观念，她的所作所为都不太像是一个来自静水城的美国人，而更像是个法国人了。她会和当地人一起支持马赛足球俱乐部而不是固执地偏爱橄榄球，在餐桌上她会谈性，而不是像父亲那样显得虔诚而拘谨。

影片中，艾莉森丢掉了父亲送给自己印有“静水城”字样的项链，项链不仅成为了影片中至关重要的道具，也似乎暗示着我们：

艾莉森丢掉了静水城赋予她的身份属性。

这里的人是保守的、固执的，但同时也是有原则的、对上帝虔诚的、信奉普世价值观的。

导演没有选择去站边，他展现了比尔这个红脖子身上的种种缺点，但也让观众看到了比尔身上的可取之处。

麦卡锡最想说的或许是，不管你是左是右，是纽约客还是德州牛仔，是美国红脖子还是法国文艺青年，在这个逐渐割裂的世界里，都更加应该选择去拥抱普世价值观。

我很喜欢影片的结尾，风平浪静之后，父亲和女儿坐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女儿说，一切似乎都没改变，父亲则说，对我来说这里一切都变了。

对于这对父女来说，不变的是外在的环境，改变的则是内在的心境。

对于美国来说，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又回到了民主党的天下，但一切都没变吗？当然是一切都变了。

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割裂逐渐形成，也正在加深，乍一看，一切都没改变，实际上，一切都变了。

在这种割裂之下，《静水城》这样的电影就更显得珍贵，它没有选择去拍最讨好学院那群老白男的题材，没有下意识地靠近白左去批判红脖子，而是扎扎实实地讲了一个足够精彩的故事。

麦卡锡没拍出什么特别炫技的镜头，马特达蒙也没贡献多少特别炸裂的表演，但节奏是对的，表演是准的，每一场戏每一个戏剧冲突的设计，都是恰当好处的。

它有点像是老东木这些年拍出的很多电影，固执到自以为是，又漂亮得无可挑剔。

遗憾的是，这样的电影如今已经注定不会被更多人关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