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导演宫崎骏的新作《起风了》于7月20日正式开始在剧场公映。其主人公是因设计出参与过太平洋战争的战斗机——零战而为人所知的堀越二郎。宫崎骏在电影创作之余，也一直坚持战争与兵器类写实漫画的创作。为何如此着迷于兵器，以至于去描写一个兵器的设计者。我们来听听他复杂的内心想法。
问：听说你过去曾想购买美国一架零式战斗机的真身。
宫崎骏：飞机只有飞翔在空中时才是最美的。当时我特别想看零战飞行的样子，并且想看到日本人操纵它飞翔，而不是美国人。我还梦见它飞行在横亘于吉卜力工作室上空的高压线之下。但最终被妻子的一句“傻瓜也得有个谱”给了当头棒喝，这个想法才告一段落。
问：让您如此着迷的零战，其魅力在于哪里。
宫崎骏：包括我自己在内，日本某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少年对之前的战争都怀有非常复杂的情结。这种情结的象征便是零战。日本因为愚蠢的自大发动了战争，给整个东亚地区带去灾难，使这些地区变成了焦土。在实际的战斗中，也只拥有一段作战能力低下的不光彩历史，比如中途岛海战。而在这样不光彩的历史当中，只唯有零战才能称得上“并没有输掉”。开战时多达322架的零战和历次战斗中的零战飞行员都拥有骇人的力量。
使零战成为一流飞机的，是它的设计师堀越二郎非比寻常的灵感。与零战同时期的还有另一款出自其他设计师之手，的名为“隼”的战斗机。二者大小类似，引擎也相同，彻底轻量化的设计理念更是也如出一辙。在武器装备方面，零战还要更重一些。然而，两款飞机并排开始飞行时，零战的速度却更快，而且飞得远多了。简直不可思议。堀越二郎他掌握了难以用语言描述了用语言无法说明的空气力学之谜。
那些整天把零战挂在嘴边的狂热迷，大多是一些怀有顽固情结，虚荣心极重的人。我不想看到堀越二郎这样一个超越思维与技术能力的天才所创造出的极富才华的成果，变成爱国主义和民族情结的发泄口。我想用这部电影，把堀越二郎从这一类人手中夺回来。
问：你一方面批判战争，另一方面又对零战这种兵器情有独钟。内心不会矛盾吗？
宫崎骏：非常矛盾。我对兵器的爱好更多的是一种童心的流露。有一次，在大学财政学的课堂上，作为题外话，教授滔滔不绝地讲述了战争经济如何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他的话对我的打击很大。我忽然觉得，自己收集的那些有关兵器的书还有模型简直毫无用处，回去后一狠心，全部扔掉了。
虽然如此，可是多年过去后，每次碰到这类书，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买下来。而且我的看法也完全改变了。与工业水平更高，资源更富饶的国家作战时，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只要比较一下日本和英美在战争中造了多少辆飞机，就一部了然了。
零战在战争中期以后也卷入了消耗战中，眼睁睁地目睹很多优秀的飞行员葬身于天空。此后则是一路败北。机体构造也停止了大量生产。欧洲有个航空史学家曾这样写道：“如此复杂的飞机，居然制造了一万台以上，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问：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描写了战败后，伫立在如山一样的飞机残骸前的堀越二郎的孑然身姿。您的想法是？
宫崎骏：我觉得那时的他变得支离破碎了。他朝着制造美丽飞机的梦想鞠躬尽瘁，从设计电影中出现过的九六式舰上战斗机到设计出紧随其后的零战，达到生涯的顶峰。然而面对战争中技术人员不足的局面，又得在新机型的开发与零战的改良中忙得不可开交。正如吉卜力提出“一年制作五部新动画，但人手得维持现状”这样的命令一样。他奋不顾身地努力了，可结果却不如所愿。不过他依然拥有“自己没有失败”的自负心。他明确地写到：“很多人都说我对战争也负有责任，但我认为自己并没有责任。”
问：辅佐堀越二郎的技术人员曾根嘉年看到零战被用到特攻队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太悲惨了，早知道这么多人会因此而死，不制造它该有多好，不设计它该有多好。”堀越二郎的想法与他有不同之处吗？
宫崎骏：也许他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但同时，他更可能会这么想：“这与我并不相关”。当然，作为日本国民中的一员，堀越二郎的确背负着战争的责任。但一个技术人员是没有必要去肩负整个历史的责任的。我认为去责问他的责任毫无价值
我能理解曾根的“不制造它该有多好”的心情，但不制造的话，人生不就变得更无趣吗。电影当中也说过，飞机是“美丽却该被痛恨的梦想”。制作想制作的东西，接着被痛恨，接着受伤。不过，曾根后来肯定会认为“这也是不得已的”。像主人公那样，在时代的潮流中努力活下去的方式才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在时代的裹挟中，谁都没法故作伟大地指责这个是好，那个是坏。
问：听说令尊曾经经营过军需工厂，制造过零战的部件，而且，经历过地震和空袭后开始信仰起虚无主义。
宫崎骏：说起虚无主义，会给人一种冷静地斜侧着身子，没有品味印象，家父并不是这样的。他只是认为“家族是最重要的”。经历了世界崩塌一般的悲壮经验后，他放弃了“这样的价值观很重要”，又或者是“人如果不这样的话”之类的豪言壮语，开始认为应该保护好家族和朋友等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没有必要对国家以及社会全体负责。他的口头禅是“不要搞破坏”。
问：您自己现在会这么认为吗。
宫崎骏：区别只在于半径是30米还是100米。这个范围是自己能力的界限，这就够了，我也只能这么认为。以前也曾有过为了全世界又或是全人类，得有所作为的想法。但现在变了很多。对社会主义运动也不能说没有兴趣，只是那时比较随便。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毛泽东的照片时，心里觉得这是一张多么令人讨厌的脸呀。可周围的人说他是“极其温和的人”，于是我试图去想，可能是那张照片照得不好吧。其实当初相信第一印象就好了。除此之外也有很多判断上的失误，我自己实在是一个经常犯错误的人。
问：电影的舞台选择在了从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这段时间，那时发生了关东大地震，世界陷入恐慌，国际关系也日趋紧张。
宫崎骏：与当下这个时代很相似。只不过那时候的人们并不能奢求健康和长寿。过去，东京曾是世界上结核病患者最多的地方。年轻人不断死去。因为未来毫无保障，他们就想，在能活的时候，一定要尽力活下去。
    从去年到今年，和我一起工作的40多岁和50多岁的朋友中有好几个人都去世了。死亡并不排队等候，有时真感觉它就在身后。就我自身而言，如果精神上变得消极，死亡就显得很恐怖，要是自己能够持续创作，情况便会好很多。
问：虽然您说“只对身边力所能及的范围负有责任”，但还是通过电影影响了很多人。
宫崎骏：创作电影对我来说不是去建设文化事业，而是一项工作。只不过有时候卖得很好罢了。如果观众不买账的话，工作室瞬间就会倒闭。最近新加入吉卜力工作室的人总会抱有这是一家安稳企业的错觉，简直莫名其妙。
问：在动画界，向人力成本低廉的海外国家外包业务的情况也在增加，致使内容的空洞化在加剧。而吉卜力仍然在国内招聘很多的正式社员。这是为什么？
宫崎骏：为了创作一丝不苟的作品。公司职员化的契机是二十多年前《魔女宅急便》的制作。当时，工作室的做法还是一旦有作品，就与动画人订立合约，根据作画的产量来支付稿酬。但是，一旦提高画面的精度，作画的速度就会相应地下降，动画人的稿酬也会减少，变得贫穷。计件制很大程度上在消耗着劳动者。职员化以后，又必须为了公司的经营而不断地创作新的作品，效率也会下降。虽然明白这样会很辛苦，但为了持续创作出好的电影，只能如此。
制作这次电影时，3年前进入工作室的员工们提供了强大的作战能力。在绘制复杂到让人有想哭的冲动的群众场景时，他们严谨勤恳。出来的效果我们自己看了都觉得吃惊。
在日本国内，拥有一定数量正式职工的动画公司，除了吉卜力以外，估计只剩下《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庵野秀明导演所经营的“khara”了吧。我和他有着三十多年的交往。他为作品的创作竭尽全力，为新人的培养也鞠躬尽瘁，吃了不少涂炭之苦。我邀请他担任了堀越二郎的配音。庵野本色地在这个时代当中竭尽全力地活下去，在我看来，当代社会中与堀越二郎最为相似的应该就是他了。
摘于《朝日新闻》
原载《电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