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6邀请主演达式常与导演陈家林26年后《流金岁月》再聚，经过了大时代的变革，老朋友间的笑谈早已脱掉了1980年代文艺工作者的书生意气。

主角，是传统的文人，是“典型化”、概念化、模式化的文人，卡通化的文人。

编导，是按1980年代文艺工作者的价值观进行创造，不论是讲故事，还是塑造人物，都是按当时文人的理解，必然局囿于当时的历史观，以及文人难以克服的自身的缺陷。

达式常的表演，是整个电影最闪光之处。他用细致入微的眼神，充分表现了文人的通病：

1）理想主义，准确地说是脱离现实，把曾经见过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当作理想来追求，并作为自我肯定、贬低与鄙夷别人最大的资本。——文人们，骨子里会天然地自负，天然地鄙夷别人，从而精神胜利，甚至以为已经打败了别人。

2）从现实到理想，很简单。他们以为，只要告诉别人，那些更高级的东西，别人就会理所当然地接受。即使不是心悦诚服的接受，别人也必须要接受，因为他们声称的目标是为了“国家”，“四万万人民”。如果别人还不接受，他们就强制要求别人接受，因为他们已经说服了最高长官，皇上的命令别人必须要接受。——文人们，对于变革，只是纸上谈兵，他们会用文字游戏，把事情简单化，超级简单化。

3）对时局的简单判断。他们可能很自然地，以为权力结构，会是如何如何，比如金字塔，这样形象而简单的模型，就是他们以为的权力分配。

4）书卷式的计谋。准备策动政变，达式常的表演很传神，文人们非常严肃认真地讨论，甚至有些呼吸不匀，并积极进行心理上“赴死”的准备——而不是进行有实际效果的人力、物力的准备。不畏惧强权敢于斗争，为了理想勇于牺牲，都值得称颂。但是，他们实在缺少斗争的力量与智慧，更没有牺牲前斗争的计划，不得已才牺牲的必要条件。他们的计谋，有些慌张，有些冲动，基本上是被对手逼着做出的决策。而在对手的逼迫下，他们实际上应该采取撤退，而他们的“牺牲”精神，甚至可以说是“找死的冲动”，使他们采取了他们认为可以胜利的路线，精神上已经取得胜利的路线。

5）轻信。他们以为袁世凯是可以依赖的，只是因为袁当面说了些他们中听的话，这些话满足了他们书生的自负。他们没有真正的政治意识，也不知道如何建立政治联盟。被逼得没有选择时，只好求袁世凯。袁世凯的谋算，则方便很多，只须眼珠一转，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6）文人屈尊，作为恳求别人的重要代价。谭嗣同求袁世凯，求大刀王五，都是以文人真诚的付出。文人们，从来是傲骨的，而且他们一直以为这是他们立足于天地间的根本，也是其他人认可的生命的底线。他们放下这些傲，去真诚的恳求别人，他们以为已经丢掉了很多自尊，他们以为自己付出了很多很多。而对方却不认可这些东西，因为对方看来，文人们本身就是他们利用的对象，哪有什么自尊。随便逢迎一下，哄骗一下，让他们赶快走吧。

7）义、信，作为让袁世凯行动的动机。文人们不知道，真的要和对方谈，凭的是实力。谭嗣同他们，以为“三寸不烂之舌”有很大的功效，以为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说客的故事应该是真的。谭嗣同，就想以“义、信、自尊”，这些文人们以为最重要的东西，让袁世凯行动。而这些东西，在袁世凯看来，则是欺骗别人的手段、工具。

 

关于影片的另外几点：

1）慈禧太后的扮演者王玉梅。应该说，她不能驾驭这个角色，虽然她还因为这个角色得了奖。大臣让慈禧“训政”一场，从表演到配音，都非常象卡通片。当然，这也不完全怪她，编剧的台词非常简单化、模式化。

2）谭嗣同与其妻子的戏，这本是通常的做法，但是并不精彩。尤其是最后一场，妻子抬着棺材来到法场，既违背现实，又情感涣散，观众迷失了情感方向。

3）用乞丐表现深刻，这是大陆文人惯用的。至少是从《红楼梦》开始，用乞丐的言语、行为来传达作者的内心，或者作者的愤世嫉俗，就成了一种习惯。这个影片的结尾，也是以乞丐的无表情传达“深刻”。类似的还有贾平凹的《废都》，李连杰版的《霍元甲》。

4）好人，坏人，非常明显。好人们出口成章，而且喜欢用成语，表情从容淡定。坏人们，则喜欢用反问，喜欢睁大眼睛。这些特点，在谭嗣同、康有为与大臣们斗嘴的一场中，非常明显。好玩的是，后来还出现了一群大臣痛哭流涕——不知道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滑稽的事。

5）编剧的工作，就是把已经定论的历史评判翻译一下，把那些抽象的评价翻译成形象化的语言。如谭嗣同的“霹雳行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等，非常书生化的表达。慈禧的颐指气使，还有些女人的无赖；大臣们思维简单、蛮不讲理；市井生意人，目光短浅，贪财自私；无知百姓，只是把杀人当作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