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纳·帕纳西应该是一个能和阿彼察邦形成互补的导演。他以一种将异象溶解到日常中的方式呈现了生活的哲学和神秘。 虽然以偷渡为背景，但路上遇到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像对眼前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就像当初德勒兹在谈到帕拉杰诺夫的电影时说到的。这是一层更显悲苦的面纱，一种也许更有灾变色彩的场景，就好像这些人找到了一种将波动的大地维持在原样的站立姿势。片中的父亲恰好腿部骨折，已经打了四个月的石膏，靠双拐行走。这个家庭的每个人都在以艺术家的方式变得轻盈，无论是神色、举止还是对话。可以感受到伊朗文化无踪无迹地完全转变成了电影语言，你甚至会莫名觉得他们在这种时刻都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头上仍有吉星高照。

我认为这时中国电影缺乏的特质，但并不意味着这不是我们的生活。电影中，一家人停在服务区和商店门前时就像这个时代的任何旅行者、任何驾车出行的家庭一样表现正常，都是最常见的场景，比如小孩儿在车上拿起太空杯要喝水的镜头，那个爱闹的孩子一路谈着蝙蝠侠，他不知道哥哥前途未卜，家里也把房子抵押了。整个过程母亲和父亲的每个表情特写都非常传神。 妈妈满头白发——听说那个地区的妇女不爱染头发，这就是电影的细节——猛然看比父亲苍老许多，但一路上活跃气氛逗大家笑的是她，负责和路人搭讪、夸奖其他小孩儿的也是她，父亲负责沉思。这不是家庭“分工”使然，而是艺术的生活和生活的艺术，失去这层面纱，地球上也许早就没有了家庭。 近两百年来，一个天才的诞生其实也就只需这一点家庭条件：对小孩子来说，这是欺骗和谎言，因为大家说哥哥要去国外结婚，这是在私奔的路上，但缪斯喜欢到这样的地方—— 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灵的书》的序言中提到当德国人说没有闲暇读他的书时他沉默了，在片中，这个家出这么大的事，被赴死的恶兆萦绕的父母给孩子心理空间上的闲暇，孩子身上已经有了诗人的情感。正是这类不走意识形态路线的电影更好地抵抗了种族主义 。

小孩儿动不动就跪在地上亲吻大地。妈妈说：“别再亲地了，你再这样我砸你的头。”这是一种即便在孩子面前也难以掩饰的对当局的绝望。次日早上，哥哥终于被负责偷渡的蒙面人带走，妈妈哭晕在夜宿的草地上，这种情况下小孩儿睡醒走出帐篷揉揉眼第一句话就是“好美啊”，然后又依照自己的仪式，跪下亲吻这片伊朗的大地，另外附加一句：“你们这些小淘气现在都起的很早了。”他把大人叫小淘气，就好像他才是父亲。这就是用电影语言回应惠特曼的诗歌。小孩儿在电影中是个很神秘的角色，并不是表面看上去的起到割裂画面、打断音乐和沉思的作用。仔细看小孩儿的秋衣秋裤是传统波斯纹样， 仿佛是从集市货摊上买来。实际上小孩子唱的波斯歌曲就是出自古波斯艺术家的心灵，他也仿佛先知转世，在大人旁边进行的肯定，也呼应了继沙漠里的骆驼、狮子之后的一次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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