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星给贺军翔的颜值！跟朋友们说最近在看这部剧，每个人都在感叹他帅。原来世界上真的有可以统一审美的人，就像和小伙伴说的：贺军翔可以不长在所有人的审美点上，但是没有人否认他帅。

就剧情来说，前面几集很好看，言情剧果然是暧昧时期最香。女主给男主受伤的手抹药、问男主疼不疼，这处剧情好苏！最后一集我也很喜欢，江猛去意大利已定，他说要去找朋友吃饭，齐悦平静地嘱咐他不要吃太多披萨意面，去意大利会吃吐，这里真的虐到我……我爱你，可是为了让你补偿儿时失去的母爱，我愿意放手。爱是成全，是我放你自由，太感动了【但是江猛诶，明明是你主动的，怎么把齐悦的心勾住之后却又决定去意大利了呢？】

这也是我想给这部剧四星的原因，虽然它剧情尬，但每个主角都闪烁着人性光辉——男主看起来生人勿近、恶霸痞坏，却为了阳平暴揍教练、保护遭到校园霸凌的莉香；女主肯定会被一些人说圣母心，可我觉得她是充满爱的孩子，用个时髦词来说，她的原生家庭很幸福。女主不会觉得一个人憎恨他人很恶，而是会担心对方恨太多，就会活太累。这样美好的女孩子哪里找？！男女主爸妈也是如此善良，一个想要为了女儿和继子在一起而放弃和爱的人结婚，一个则表示自己的幸福和孩子们的幸福都不可以丢掉，爸爸妈妈太伟大了。所以抛开一些尴尬剧情不说，这部剧传递的核心真的很正能量！

不过允许我在文末小小吐槽一下，为什么女主确定要和男主走下去之后，忽然说了句日文呢??就算知道ww那边因为历、史原因比较爱讲日语，那我也被尴尬到了。。

看完电影，没有对男主人公很愤怒，也没有对女主人公太同情。看了看网上的评论，大部分或在骂渣男，或在赞扬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诚然，男主人公的作品其实都是妻子的，他一直享受着妻子的才华给他带来的荣誉，除此之外在婚姻上还有些渣，经常出轨各种各样的女人，但这种悲剧的不正常关系是属于夫妻二人的，是整个家庭的，把夫妻二人任何一者的行为分开来单独评价都是不恰当的。

首先，女主人公无法取得属于自己的荣耀，这种悲剧是时代性的。在那个时代，女性是不收人重视的，女性作家想要实现一番成就是十分艰难的。剧中那个穿着黑裙子，调侃着购买自己作品的全是亲戚朋友的女作家，对女主人公说 “Don't do it”，姣好的面容和精致的妆容透着憔悴和失意。出版社的编辑言谈中透露出对女作家的不在乎。丈夫占妻子的名的确不对，但那不只是他的错，而是时代的错，连妻子本人都在时代的压力下妥协了，总是说着自己不在乎出名之类的话，有认命和妥协的意味。

其次，这种代笔行为的开始，妻子是被时代逼迫的，但也有个人的因素，有她丈夫的因素。她爱着自己的丈夫，不愿同他分开。在争吵后，男人说“我们分开吧”，她说“不能没有你”，第一次提出了“我帮你修改”的建议。妻子或许出于对丈夫的爱，自己选择了代笔这条路（当然其中也有时代的压力）。而丈夫，就像他说的，“帮你揉背，给你端茶，给你做饭，帮你带孩子”，而且“你是有才华的作家这一点多少次害得我想死”。要说丈夫完全没有付出，没有忍耐和牺牲也是不对的。要维持这种畸形的关系，他们想必需要更艰难的磨合，和对对方的包容和爱吧。

他们在代笔这条路上走了几十年，直到诺贝尔奖这个荣誉砸到了他们头上。这个荣誉太大，举世瞩目，更是对个人成就的巨大肯定。这个荣誉撬开了这种畸形的关系，妻子渴望着得到本该属于她的世人的认可。但在相濡以沫几十年之后，他们彼此都变成了彼此的生命，谁也离不开谁。到了这种时候，正名、荣誉甚至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了。他们老了，死亡威胁着他们；他们有了家庭，有了女儿和儿子；在诺贝尔奖这样大的荣誉下，他们不能不在乎外界的评价。到底怎样选择才是正确的，谁又说得清呢？如果丈夫没有心脏病突发去世，妻子也许会揭露事情的真相，拿回属于自己的荣誉。但当一切尘埃落定，她也可能会因为夫妻间的伤害，家庭受到的巨大影响和世人的不堪言论而伤心后悔。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无所谓对错，而是个人的选择了。

电影全程都十分吸引人，夫妻之间的相处信息量很大，关于诺贝尔奖的一切也十分吸引我（以前完全没有看过很有意思有没有！）。另外，这部片子让我不断地想到，当我老了，生活将会是怎么样的，我和我的爱人会是什么样的状态。时间和生命，谁都战胜不了，谁都无法逃避啊。

影片拍的四平八稳，形式上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就如正常的政法教育片，充满了说教，但台词还有情节里有很多值得说一下。

在八十年代，也只有在这个年代下产生的经济纠纷案，程戈承包了常年亏损的重点国营厂，他在短短九个月的时间内就扭亏为盈，并且得到员工的支持，一来说明这个人有点能力，二来说明国营企业的经营烂到根，完全无效率可言，但他却突然被厂组织违约解除合同。

剧中人物已经点明了中国改革的步伐已经不能停止，而与程戈站在对立面的厂组织领导住的是破楼，生活清廉，甚至败诉后也不允许孙子乘坐私家车，他不是一个好的企业家，也并非是个典型贪官。

二者对抗的核心就是对于改革理念的理解，组织在企业生产究竟要发挥怎么样的作用，这句话在马玉问庭长时，庭长哑口无言可以看出来，当时大部分理解就是组织管一切，就简单等于掌管生产经营的一切决策。

也许在现在看来程戈的思想在现在看来已经稀松平常，按照规章开除没有效率的员工，将多获得的奖金按劳分配，刺激生产效率。但在当时的时代，国营企业没有进行全面改革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对于怎么改，怎么做依然是抱有了很多困惑，被裹住了双脚。

第二条线就是经理审判庭的郭庭长，这位庭长是位年轻而又有能力的理想主义者，最开始就暗示他要升任院长，面对上司的暗示审判结果时，一来被开除的员工里有个省委书记的小舅子，二来就是省委认为这件事挑战了自己的权威。本来这件法理判罚清楚的案件就变得左右为难，出于自己儿子改造后无工作可做，审判时被程戈雇佣改造人员的精神触动，又加上社会上对于经济法院天然的不信任感，不信任案件的审理能依法处理，为了打破这个僵局，他决心公开公正审理这个案件，最后，程戈胜诉，轰动全国。

第三条线就是两位媒体人的艰难追求新闻报道自由，一位励志独身将自己奉献给媒体事业的独立女性，和一位郁郁不得志的男编导，现实题材被毙，台长明里暗里阻止报道程戈案，报纸就是要和省里保持一致，女记者叹息双百方针如同一纸空文，依旧无法发出不希望的声音。

最后一连串的结局还是回归到现实主义。大热门郭庭长被调到郊区做庭长，媒体人努力了好久也没能发表报道，播放影片，合同期一到，程戈就被踢出了管理层，其他领导本来看中他，想推荐继续担任管理层，但马玉却因为当时程戈想要自杀，判定他没有斗志和能力，很难说这是一个客观的评价，更多人会认为他还是被穿了小鞋。还有大领导的儿子杀人却轻松保外就医，工厂会计贪污七十多万是为了打点领导，这些现实案件最后在上级指责T省守旧势力严重，改革速度最慢的压力下，才进行纠正。

总得来说，这部片子是在当时特殊经历时代的法治教育片，但现在这些问题是否都解决了，我们不知道，最起码这样的片子是不会再出现了。

特别高大上的青春剧，看着这些一个个的场景都觉得是一个特别认真，特别追求完美的制片人，花了多少心血才能打造这么完美的一部剧，就是吧太虐了，每次看着看着我就不忍心看下去了，看着疼先生流泪，小漫画的人生，希望不管遇到什么事你们都没冲破阻碍，相爱的人就应该在一起，虐就虐吧，继续让我虐虐的看一下去，支持为这部剧付出的每一个演员，希望结局能不让我们失望

都不忍心往下看了。看到第二集，我能够理解一个受害人放在那里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命运也就此改变，需要处罚施暴者给受害人一个交代，但是找到真正的坏人才是应该的呀，才是对受害者应有的交代，才是践行法律的尊严，执法者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守。怎么能随便这个样子找个替罪羊出来示众，这样的执法有何意义呢！

电影的使命之于历史，不在于还原，重现甚至怀旧，而在于召唤，显影那些被胜利者遮蔽和掩盖的历史，给现在一个质询历史真相的契机。《我们的母亲》正是这样一部承载着电影使命的电影。2019年，危地马拉导演塞萨尔·迪亚兹凭借该片一举摘下第72届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同年10月，该片在第3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获得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最佳导演和卧虎单元最受欢迎影片两个奖项。《我们的母亲》在短短的78分钟内揭示了鲜为人知的危地马拉内战的创伤和惨遭屠杀的玛雅民族的悲痛记忆，讲述了就职于法医学基金会的埃内斯托根据遗骸指认失踪人员，为审判发动内战军官一案提供证据。一天，他通过一位老妇的证词，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线索，展开了一场寻父之旅。

电影的开场镜头非常惊艳。俯拍镜头下，埃内斯托将遗骸一块块复位，根据DNA拼凑出完整骨骼，并记录下受害人的信息。对遗骸的复位同时也是对历史的复位，电影借由埃内斯托似乎提示着我们这是一个关于新世纪之子如何处理20世纪遗产的问题，更具体来说，是如何处理六十年代遗产的问题。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在其著作《极端的年代》（1994）中，六十年代被称为“极端年代中最为极端的年代”。美国左翼批评家杰姆逊在《为六十年代断代》（1984）中将古巴革命的胜利视作六十年代的开端，它鼓舞了拉美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解殖运动，危地马拉内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然而危地马拉未曾如愿走上民族解放的道路，而是经历了自1960年到1996年长达36年的战争，期间共有二十万人死于或“消失”于这场战争[②]，当地玛雅人遭到近似种族灭绝的屠杀。电影中埃内斯托一边工作一边寻找父亲的下落，据母亲所说，父亲是一名游击队员，80年代在战争中失踪杳无音讯，他手中只留有父亲的一张游击队合照。

寻找父亲本身便是意在寻求身份认同的努力。最初支撑整个寻父的过程的动机更多的出于私人情感，但在寻父过程中埃内斯托逐渐认识到，还有更多的战争受害者经历着相同的痛苦，因而埃内斯托肩上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他倾听老妇人的证词，她们似乎放弃了仇恨，仅仅希望将丈夫的遗骨安葬。在这里颇为有趣的是，挖掘出遗骨的地方是一个私人庄园，埃内斯托所在的基金会无权参与挖掘工作，埃内斯托无奈之下只好用重金贿赂了守门人才得以进入。战场早已成为资本分割土地的私人财产，金钱也随之成为了穿越权力的直通车，一个资本支配权力的时代已然到来的事实昭然若揭。

故事虽是寻找父亲，但如片名所言，电影更多是让观众看到 “母亲”，即使她们处于一种异常默契的集体失语的状态。面对埃内斯托对于父亲身份的追问，母亲先是闪烁其词，希望儿子放弃寻找父亲，就当父亲已经死去。在儿子的一再逼迫下，母亲对儿子说：“别再问，我宁愿去死也不会说。”同时，埃内斯托收集证词时，受害母亲们的言说成为近乎静止的肖像，我们听不到她们对痛苦记忆的回顾（台词和声音空白），直视摄影机镜头在营造纪实感的同时，却使得她们眼角皱纹里镶嵌的泪水清晰可见。她们作为战争的幸存者，背负着丧夫丧子之痛却甘愿选择自我吸收。这种失语一方面是创伤之深如梦魇逼迫人选择忘记这一更轻松的方式，另一方面是面对“你为什么活了下来”的残酷质问时沉默成为最高生存法则。导演选择了一种更去冲突化和情绪化的处理，极尽节制地与观众产生距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观众看见，并产生一种温柔的凝视。

幸好，电影并没有止步于失语，它给了母亲一个发声的机会，一个重新审视自身，勇敢说出真相的机会。无论是在海边母亲向埃内斯托袒露心声，用爱化解伤痛，还是在庭审时母亲直言屈辱遭遇，掷地有声地作证，呈现在眼前的是那么强大，那么坚强的母亲。“二十世纪是实践乌托邦理想的过程中玷污了乌托邦的年代”。正如瑞士电影《乔纳2000年将25岁》（1976）片头字幕：“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梦想是革命的梦想，我们这个年代的记忆是革命失败的记忆。”她们将青春献给理想的年代，即使在遭受迫害后，仍能保持对理想的敬畏，以国际歌代替生日歌致敬理想。这是一个多么富有情怀，多么令人崇敬的时刻。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最后的庭审，加害者也没有出现在画面之中。这一处理与其说是为了最大化的去掉戏剧冲突，或者更为形而下的原因为了通过审查，不如说它表露了一种历史的无奈。在画面之外的加害者不能被清晰指认，不能被简单地被刻画为某一张面孔，甚至不能被语言所建构。或许因为战争激发了人性的罪恶，即使个人的生命遭到了多么大的摧残，他们的罪恶也会在历史中消解。

当埃内斯托终于得知自己是在母亲在狱中被数名军人残暴强奸后产下的孩子，他仍愿意相信父亲是那个母亲口中所说的游击队员，他安放好父亲的遗骨，贴上了父亲的名字。被放逐的母亲，处在历史之隅，她们的命运被遗忘。好在她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予以放逐，“我们的母亲”终将返归，在电影中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