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进行了蓄谋已久的阴谋，史称“九一八事变”，日本奉行对华侵略扩张的政策，企图对中国殖民化，侵占东三省成为了侵华政策的重要步骤，这次事变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同时也揭开了中国电影走向新阶段的序幕。

早期电影市场中广受大众欢迎、符合市民审美趣味的神怪武侠片和鸳鸯蝴蝶派已经不再适应时代潮流，传统、腐朽、低俗的世俗阶层文化被否定和遗弃，其中的文化断层和文本裂隙急需新的语言和理念去填充和重建。由此“向左转”的趋向成为了主流，在左翼工作者的影响下，“新兴电影运动”（左翼电影运动）在全国上下轰轰烈烈的展开，增强爱国意识、反映现实矛盾、激励民族精神成为了新的电影语言和制片风格。

创作了《火烧红莲寺》的明星公司率先扛起了“左翼电影”的大旗，拍摄了第一部左翼电影《狂流》，其中进步的思想意识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得到了业内的认可，不少民营电影公司也纷纷转变制片路线，以适应现实民众的欣赏要求，其中邬丽珠所在的月明公司就包括在内。

月明电影公司是由早期著名导演任彭年于1928年成立，任彭年是我国第一代电影导演，也是中国武侠电影的最早和最重要的开拓者，中国最早的具有武侠片痕迹的影片《车中盗》、《荒山得金》等都是由他导演的，月明电影公司成立以后也一直坚持武侠片的制片路线，拍摄了《女大力士》、《飞将军》、《女镖师》、《关东大侠》系列等广受大众欢迎的武侠片。1933年，任彭年的月明公司也开始改变制片路线，不再拍摄娱乐大众的武侠片，转而拍摄反映抗日思想和社会现实的影片，其中以《恶邻》、《昏狂》、《血书》最具代表意义。

在“新兴电影运动”（左翼电影运动）中，这种“激进”的意识尤为明显，而这一时期武侠女明星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或银幕形象来呼应文化转向。在左翼作品中，她们摇身一变，变成了“救国”的侠女。

由邬丽珠主演的《恶邻》是一部具有左翼进步思想和反抗精神的优秀作品，也是武侠女明星邬丽珠为数不多留存至今的电影，重新审视《恶邻》这部电影，会发现其中蕴藏多种文化的合流和兼容，是体现当时动荡时代的重要的历史言说和多元文本。

《恶邻》讲述的是恶邻黄猷和其子晖士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为了夺取同乡富贵人士黄华仁的田产，不惜动用武力逼迫黄华仁屈服，黄华仁一味委曲求全一忍再忍，最后终于在妻子钟国芬的鼓舞下起身反抗。这部影片具有鲜明的反日倾向，因为抗日隐喻太过明显，《恶邻》在租界放映时遭到了当局的查禁。在当时的“三民画报”中就将《恶邻》称为“警世名片”，并介绍电影：

“其中布局，尤像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种种，剧中人黄猷与其子晖士，横行乡里，强夺黄华仁东北区田产，和倭寇占我东北相同，黄华仁沉迷酒色，混账糊涂，与我国的不抵抗军事当局相同，华仁忠仆蔡马夫，痛击恶徒，又与淞沪抗战的蔡廷锴和嫩江苦战的马将军相同。”

影片的电影语言和影像风格也多处具有指涉意义，片名《恶邻》便不言自明（众所周知，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国），片头的字幕“国有国事，家有家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将传统的家庭伦理剧与国家政治层面关联起来，讲的虽然是小格局的“家”事，实则家国不可分，“家”事即反映“国”事。开篇场景以桑叶、蚕这样的自然景物喻指人与土地，黄猷的夫人抱怨桑叶不够蚕吃，则明显是将侵略原因外化，进而黄猷引出了同乡的黄华仁家产丰厚可以“蚕食”。

在对待反面角色时，影片在介绍时通过绰号表明了对恶人的态度，如黄猷，乡人呼之为“恶狗”；黄猷之子晖士，混名“黄矮子”；白金济，绰号“笑面老虎”等，这些恶邻以侵略者的形象出现在影片，显然创作者是因为现实中对侵略者的不满而在电影中有意敌视、丑化侵略者形象。

《恶邻》同时也反映了国人的劣根性，男主角黄华仁继承家产却不思进取，任由他人欺负仍然忍让退步，这是典型的传统“懦儒”形象，尤其是被欺负之后仍然同小妾莺歌燕舞沉迷酒色，一种“亡国君主”的形象呼之欲出，有趣的是，影片通过小妾唱《后庭花》这一桥段更加重了这一隐喻，“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创作者在此对黄华仁怒其不争，更是提醒当下国人亡国危机已经来临，呼吁国人不做“亡国奴”。

影片随处可见的隐喻和影射，表明了导演任彭年的政治态度，也集中反映了当时国人对日本侵略行为的痛斥和愤怒，而最让人震撼的莫过于邬丽珠饰演的妻子钟国芬的一番话：“难道他流氓多，刀枪厉害，我们的产业就要白白送给他吗？宁为玉碎，毋为瓦全！我们要保住祖宗产业，空手也拼了！”这简直就是时代强音的呐喊，“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也是《恶邻》的表达主旨和政治立场，经由“家”引至“国”同样适用，而这也极大调动了观众的民族情绪和唤起观众的集体精神，这样的“导世”作用达到了一般的教育或宣传所不能的效果。

在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左翼电影中，曾经在武侠电影中叱咤风云的女侠又将如何转变自身角色和重置定位呢？

在《恶邻》中，邬丽珠饰演的黄华仁妻子钟国芬，是一个有着传统女性身份的妇女形象，相父助家，邻里皆称之，同时武侠电影中的设定又一次搬到左翼中来——她是昆仑名拳师之女，武侠文化并没有因此完全消解，反而通过另一种形式嫁接至现实主义的土壤，“侠”精神内化为“尚武”精神继续在无意识的表达中展现奇观。

影片中，钟国芬与黄华仁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是“犬儒主义”的软弱者，一个是寸土不让的抗争者，同上文所述，女性反压制男性又一次在“女强男弱”中胜利。

而体现钟国芬“尚武”精神的是一场以少博多的树林打斗戏，黄猷之子晖士带领十几个流氓逼迫黄华仁签下伪造的欠条，此时电影以双线蒙太奇进行剪辑，一边是贪生怕死的黄华仁不情愿地签字，一边则是发现不对劲的钟国芬从床上跳起，接着电影呈现了武侠女侠的身影，钟国芬从两层楼高的窗户跳下来，身体灵活，动作流畅，流氓看到钟国芬追来匆忙逃走，在树林中，钟国芬以一人之力赤手空拳制服十几个流氓，武侠电影中的女英雄形象在左翼电影中“借尸还魂”，身体的奇观和“尚武”精神迸发出国家意识的反抗的能量。

可以说，武侠文化和家国叙事造就了钟国芬这个人物角色，她身上有武侠电影中女侠的侠气，同时多了份家国情怀，寄托了民族希冀和愿望，她在影片中振臂一呼“宁为玉碎，毋为瓦全”，成为一个思想觉悟进步、反抗意识强烈、国家立场坚定的革命者的象征。

时代的风云变幻左右着家国和个人命运，新旧文化、娱乐艺术、意识形态、历史情感在动荡的大环境焦灼、碰撞、融合，形成一股多元权力话语的文化合流。家国宏大叙事电影的强大磁场能量将游离在外已久的武侠文化、“尚武”精神、身体奇观等通通纳入进来，而武侠女明星也用另一种形式践行着侠女的激进思想。

在武侠电影中，她们在一个乌托邦的社会尽情展现女性能量的极限，弘扬武侠精神，践行惩恶扬善的传统价值观，武侠的江湖成为了与现实无关的“虚拟时空”。而当左翼大潮来临，这套陈旧的方式已不再适用了国破家亡山河破碎的时代，武侠女明星们不得不抛下女侠的光环，面对现实的残酷和历史的伤痕。

当“家”面临威胁时，女性可以成为女侠，打破父系秩序，僭越男权社会规则；当“国”出现危机时，她们成为挺身而出、一呼百应的救国的侠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