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的印度电影很少，因为实在受不了观影过程中突然唱跳起来。但是鉴于《杰伊?比姆》在某瓣上有8.7的高分，某瓣评分虽然不一定靠谱，但大部分高分电影总不至于烂到哪去。观看之前，有了解到是一部讲印度低种姓平权的电影，对标韩国的《辩护人》。所以看之前觉得挺没新鲜感的，觉得无非是靠这种揭露国家腐败黑暗的题材得的高分。看完之后，wow，影片还是加了挺多巧思和反转的，值得这个分数。

印度的种姓制度我不了解，只知道低种姓和高种姓的生活有云泥之别，低种姓毫无人权，该电影就把这一现象剖析的淋漓尽致。女主和其丈夫都属于补蛇一族—低种姓，在1995年，靠着当廉价劳工赚取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他们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权，印度社会不允许他们在城市里拥有自己的砖房，甚至不允许他们拥有户口，他们只能聚居在山林里，居住在自己垒的茅草石头房子里。

这样的一群人，无疑是警察拿来顶罪的最好的牺牲品，女主的的丈夫就是这样一个无辜的牺牲品。女主丈夫雇主家的金饰被偷，迫于当地警督需要结案率升职的需求，女主丈夫被诬陷为偷窃犯，并被当地警长动用各种私刑，来强迫他认罪，直到警方发布消息，说女主丈夫一行畏罪潜逃。这是前1个小时的剧情，老套，毫无新意，让人昏昏欲睡。直到我们的女主找到了平权大律师男主—杰伊?比姆，整个剧情才终于开始进入了正题。

后面的剧情，我可以用峰回路转，跌宕起伏来形容，哪怕当它是《误杀3》都不遑多让。前面说到警长诬陷女主丈夫畏罪潜逃，于是分别找了三个警局附近的医生、药商和目击者做伪证，证明女主丈夫潜逃，被男主杰伊?比姆在法庭上无情拆穿。后又有丈夫工作的米厂老板说，接到过丈夫的电话，说丈夫告诉他已经畏罪潜逃，结果被证明是警长架着丈夫威胁他打的。一系列的伪证，让法院同意由另一高级警督开展对这些滥用私刑的警察的调查。结果发现，低种姓活着就是原罪，基本上每个低种姓都被警察扣押过，盘讯过。而此时，女主丈夫的尸体却在该地区的边界线被发现，死因是胸骨断裂刺伤脏器，但是法医却无法确认其是由于死于卡车碾压还是警察的虐杀。后面男主杰伊?比姆通过调查通过关键证据确认丈夫是死于警察虐杀的那段特别精彩，这边就不剧透了。

看完之后只想感慨，即使玛莎拉国家看起来都这么不入国人眼了，却还有此类批判社会黑暗的片子出现。而我国却还在拍些几万岁的神仙情情爱爱的片子。上一部我国稍微有点批判色彩的还是《我不是药神》，18年上映，距今已经4年。据说动画电影《杨戬》和最近超火的《隐入尘烟》都为了过审有过改动。艺术文化这种东西真的需要堵的那么严实吗？古人治水都知道堵不如疏，我们却还要采取如此原始的手段来对待电影吗？我不奢求放开电影审查制度，但好歹，如果真的需要，是不是可以尝试电影分级制度，给爱好电影的人一份净土。

这是基于真实的故事。看完之后我依然有深深的疑问，这样的故事，他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表面的说当然是法律的正义得到了伸张，让人看到法治的力量，人民看到了希望。但真的是这样吗？整个故事里面需要的是一个超级英雄，他不畏强权又绝顶聪明，充满执行力，还温情脉脉。故事还需要一个绝对公正的最高法院。影片中只是冰山一角的显露出来的是这背后有深刻的政党角力。法庭的公正有多少是来自于政治斗争的平衡呢？这个问题问出来就显得如此的政治不正确，和充满阴谋论。但是对于一个阴谋论者来说，这个就意味着真相。

不记得在哪里看过，所谓的正义，所谓的文明，所谓的进步，其实不过是一种在资源充分，社会经济持续增长期的一种幻觉。一切的问题其实都是资源和分配的问题。这是印度的故事。我们可以做一下思想游戏，如果在这个南亚次大陆古老的土地上，真的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它包括土地的革命，思想的革命精神的革命。只要资源是有限的，土地是有限的，而人口在继续的增长，那么这些革命的人们如何去面对资源分配的问题? 种姓，你把身份证烧掉他就消失了吗？哪怕所有人皮肤都漂白，婆罗门，刹帝利就全部都和谐了吗？我怀疑这种可能性。

唯一的办法就是增长，如果我们不能够走出星辰大海，而不得不困守这蓝色的匮乏的星球，这样的事情，1000年，2000年，1万年，2万年仍然会不停的，持续的发生。和法律无关，和正义无关。偶尔的英雄事迹，不过是在无边黑暗中的迷幻。

《杰伊·比姆》是一部并不震撼，却让我十分感慨的片子。

平心而论，影片整体上并没有那么优秀，8.7的分数也有些虚高。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故事本身：一个遭到恶警构陷的绝望的“达利特”（不可接触者，贱民）家庭因无法动摇的卑贱而升起反抗的浓烟，最终在各方援助下沉冤昭雪。“不可接触者”的境况，小人物的不屈和胜利，既挑战了权威，又问责了社会，属于近年来“社会现实批判”类型的典型。

可惜，叙事的凌乱、剪辑的零散，又纷纷冲散了故事原本的冲击力。用力过猛的暴力渲染更因过度的煽情而尽显乏味，让人无法审思，只能识别出一堆磨出老茧的套路化处理，譬如漏洞百出的罪名罗织，求锤得锤的辩护过程，甚至调查的曲折也都是意料之中。直白的视觉陈设，以及印度电影特有的“表现手法”，均未能与影片的整体基调达成和谐。

尤其是，抛开技术层面不谈，作为一部反映底层人命运的电影，本片的叙事结构依旧是十分陈腐的“天降圣人”模式。“贱民”只能随风摇曳，留待圣人挽冤案于既倒，扶正义于将倾。稍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可能仅仅是圣人家中居然高悬马克思头像，高举镰刀锤子旗，然而这些细节除了作为妆点门面的共趣主义元素外，于故事再无瓜葛，更遑论提供一种解决冤情的“左翼方案”。

最终，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美式正义鸡汤，一个剔除了灵魂挣扎的无害版《辩护人》，像《绿皮书》一样温馨且柔软：恶警伏诛，冤情大白，法庭在上公正不阿，律师在下犹如一个伟人，至于“贱民”，则在风雨中感激涕零，祭奠着死去的冤魂。

蜻蜓点水般的批判，说了，又什么都没说。看了，又什么都没看，充其量有一句，“哦，原来印度是zhei样子的啊”。

可即便如此，本片依旧让我感慨，甚至是一丝惆怅。

细数“社会现实批判”这一类型，韩国自不必说，我国也不算一片荒土。无须溯及《牯岭街少年》，就算近年，也有《嘉年华》《过春天》《少年的你》《我不是药神》等耳熟能详的作品。这一类型的特质，要么以一则冤案作为切入点，要么就铺陈主人公违法的“不得已为之”，总之就是秉持“恶劣环境之下，一切皆可为”的叙事逻辑，最终导向的往往都是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或者恶的内生性。

以这一标准来看，《杰伊·比姆》其实远不够格。因为它最终导向的毋宁说是一种恶的偶然性：律师是好人自不必说，知识阶层、统治阶层也各有负责任的良善人士，恶人终究只是一小批，且愚笨不堪；至于“贱民”，除了烘托一个“惨”字外，再也看不到任何别的主体性因素——他们是失语的、不可接触的，于是他们只能是留待被拯救的，哪怕他们都为人正直、敦亲和睦、精诚团结。影片反复提到“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也是一个“贱民”，可惜此君除了像马克思一样被用作神坛供奉起来外，再无别的叙事作用。

因此，《杰伊·比姆》的力度终究是柔弱的，甚至是有些反动的，它的价值内核最多只能提炼出“做个好人，善有善报”这种无趣说教，余下的只有安逸的旁观、舒适的愤怒，只有“社会在进步”的美好愿景。说了，但什么都没说，既不能让人窥见深层的社会心理（同样是昭雪冤案，想想《我控诉》里对于恐犹主义那种深入骨髓的刻画），又不能提供一个属于底层的行动方案（想想肯·洛奇或者达内兄弟）。问题就在这里。

但至少，它“说了”，且说出来了。

在这里我并不是要提“批评自由”“敢于揭黑”这类新闻专业主义的老调，因为它们真的是不值一提的“最最基本”的前提。我的关注点在于电影的社会意义。

好的电影，我一向认为，是能够成为一种社会运动的蓝本的。这一点当然不必然与电影的艺术性相关，却是电影之社会属性或文化属性的应有之义，且后者并不一定就与前者相冲突。比如雅克·贝克的《洞》（1960），没人会怀疑这是一部具有高度艺术性的“纯电影”，其角色没有一个旨在唤醒一种社会认同，但同样没人会怀疑它批讽权威的锋锐程度——它的题材，在极致真实性的加持下，更为犀利地刺中了权力的心窝：明明只是电影，却几乎是一本越狱的教科书。（相比之下，《肖申克的救赎》就只能算一个娱乐工业的爽片，当然它也有它的社会意义）或者，就像《寄生虫》这种集电影工业之大成的杰作，能够从视觉上彻底颠覆人们的社会认知，把“底层”的社会图式深深印在观众的脑海之中。这样，只要一提及“底层”，看到大城市里不起眼的角落，我们就能时刻想起那些悲伤到绝望的镜头画面。

由此来看，《杰伊·比姆》虽不能与上述最优秀的作品相提并论，但它同样针对印度的社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视觉化方案。它首先让你看到了一个“贱民”家庭完整的生活形式，从田中捕鼠到陋室恩爱，哪怕非常的浪漫化，也仍充满向上的期许，美好且完整——由此，这一家庭的无端碎裂才能唤起悲愤，唤起一种主视角的认同。同样，对于冤案，电影至少没有让“贱民”僵坐原地，它让一个坚强的女性行动了起来（虽然到了影片后半部分，这位女性的存在感已经弱得可怜）。甚至在对好人律师的呈现上，也隐含着“不要迷信国大党，也听一听共产党”这样的视觉信息。可以说，本片就算力度薄弱，也依旧有自身的力度。

更可贵的是，这样的电影，对于整个的印度电影市场来说，并非是昙花一现，而是诸艳中的一朵。前有《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有《误杀瞒天记》《第15条》，有与本片同一年的《白虎》，甚至包括《摔跤吧！爸爸》。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套路：在一部商业片中夹杂一些批判社会的元素，这样资方满意，观众也满意。文化批评家或者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不会满意，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在这日复一日的观影过程中，在观众与电影人对类型片套路的逐渐谙熟中，一种大众审美与制作审美的口味与习惯逐渐形成了，由此营造的其实是一种审视自身的氛围感（会有印度人因为这样的片子感到民族自尊心受挫，会担心给中国势力递刀子么？）。这种氛围，既可以包容电影，也可以包容一个社会自我调适的种种过敏反应。确实，美并不意味着善，但审美习惯绝对关乎道德和政治。

我常和人说，可能要100部合格线以上的类型电影，才能提纯出一部伟大的《寄生虫》。这还并不仅仅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简单过程，其中更关乎个人的天分，关乎社会的对立程度、信息的透明程度以及最重要的价值宽容程度。但无论如何，只要印度的电影人整体上仍然坚持这一创作思路，哪怕总是乏味的类型片和套路，但终归会有打破类型的一刻，实现电影与社会的某种共振。因为印度并不缺乏素材，（目前来说）更不缺环境与时间。

今天，对于印度的种种“社会新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议程设置之下，偏见也在累积。不过即使在偏见之下，也仍有几分肯认：印度是一个大国，国内确实矛盾重重，但另一面却有着鲜明的活力；它的起点确实甚低，但相应的，每一层改变都引人注目。这种活力总让一个中国人遥遥观望而难以理解，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又仿佛看到了自己失去的东西。于是我们只能归结为这是一种自得意满的、迟早摔跟头的飘飘然，然后转身投入到我们满是欢乐与胜利的防疫生活中去了。

仅有一丝惆怅——

我曾一度以为《我不是药神》是个起点，孰料竟成暂时的绝响。

昨晚看完杰伊·比姆，难过得迟迟不能入睡。

其实影片的处理是有些极端化的——绝对的正义+无辜VS绝对的邪恶，律师的形象过于伟光正，受害者符合“完美受害者”的定义，对于黑暗势力的描绘也是典型的不见一丝光明的恶——按理说会让人觉得不真实。然而镜头语言的呈现太真实了，以至于在看到拉贾坎努死亡照片的瞬间我听见自己小心翼翼怀抱着的希望碎裂的声音；在警察殴打三人意图屈打成招的画面闪回中我捂住眼睛，恨不多长出两只手同时堵住耳朵，脑海里浮现的全是拉贾坎努帮助别人时淳朴的笑容，看向妻子时深情的眼神，他们还期盼着有一天住上自己烧制的砖砌成的新房……这是镜头语言对于容易共情的人的力量。虽然最后正义得到了伸张，但逝者已逝，仍是久久意难平。

今早读到一篇从“共情”角度探讨这次东航空难的文章，忽然找到自己最近情绪化的部分原因。我理解还原真实事件或灾难的痛苦的意义，杰伊·比姆或熔炉之类影片中的还原是为了警示世人，促进社会进步；空难后报道的还原是为了追问和反思，为遇难者和家属发声，避免后续灾害的发生。然而被这些新闻报导刷屏的同时，共情能力强的人难免不由自主地去代入，想到最后几分钟飞机上的人得有多绝望，想到亲属得有多么崩溃……

所以当共情的痛苦超过自己的承受能力时，提醒自己暂时放下手机，别再去看那些还原痛苦的文章，好好休息，同时也好好去关心一下自己身边的人。

[比姆万岁]改编自印度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真人真事，中国影迷将它誉为印度版[辩护人]：律师凭一己之力对抗国家权力的恶，为平民伸张正义。影片经过戏剧化的处理，赋予主角理想主义的光环。

观众看到的不仅仅是律师帮助弱势群体的个案，更是反抗不公正待遇的精神。这里的弱势群体是印度教种姓制度里的不可接触者，被贬称为“贱民”，而他们自称为达利特人，即是指受压迫者。

片名“Jai Bhim”的意思是“比姆万岁”， “Bhim”是印度宪法之父、首位贱民(种姓制度里的不可接触者)出身的法学博士比姆拉 奥·拉 姆吉·安贝德卡尔(Bhimrao Ramji Ambedkar)的简称。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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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片在两个半个小时的时长里没有一句废话，叙事流畅、步步反转，最后将这个残酷事实的真相抽丝剥茧地展现给观众。

表面上这是印度人权律师钱德鲁帮助社会底层百姓打赢官司、讨回公道的故事，实质揭露了在种姓制度下各阶层之间的残酷压迫。

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是泰米尔土著居民被排斥在印度四大种姓之外、被称为“不可接触者”的残酷历史。钱德鲁站在法庭上为各位高高在上的大法官以及权贵勾结的警界联盟“讲述”这段历史。在真实的事件中，钱德鲁这场人权官司打了整整十年，漫长的取证和诉讼，最终赢来了胜利的曙光。

本片片名《杰伊·比姆》就是比姆万岁的意思，比姆是印度上世纪50年代贱民出身的伟大改革者，既是印度宪法之父又是印度第一位法律部部长。在当时的印度社会，种姓制度、司法体系和作为执法者的警察，共同编制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这张网看似维持了社会的民主和自由，但却是有条件和相对的，他们心照不宣的压迫和奴役作为“不可接触者”的贱民。因此比姆曾说，只要一个人没有实现社会自由，法律所提供的自由对他就是没有用的。这句话深深影响了钱德鲁，他一生致力于为贱民阶层伸张正义，为印度种姓制度的废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就已经出现反对种姓制度、出身不能决定能力和阶层的论调。印度佛教的兴起更是诉诸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分别心的世界。但是人性幽微，当权者不肯放弃手中的特权，神解救不了世人，自由和平等需要法律的维持。在影片中，得到钱德鲁帮助的社会底层百姓献上花环，钱德鲁却躲开了，他说，“我是人，不是神，我不需要花环”。

《杰伊·比姆》让我想到了美国的《刺杀肯尼迪》和韩国的《辩护人》。这三部电影都和法律相关，感染力极强，影响力极大。我多么希望我们也能拍出、并且能上映这样的电影。

这部电影还让我想到两部国产电影，一个是《让子弹飞》，张麻子上任之后伸出三个指头：我上任只办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另一个是《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火爆网络引发热议，我们真的太缺这个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因为种姓制度，印度一直是压迫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看《杰伊·比姆》的大多数时间里，我和妻子都捏着拳头揪着心含着泪……

杰伊比姆是光，杰伊比姆是爱，杰伊比姆是黑暗通向光明的道路，杰伊比姆是数百万人眼角的泪水。

正所谓“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惟愿公平正义满人间，窦娥冤屈永世休！

观众看影片时，有立场预设，有上帝视角，所以我们很自然就可以代入主角的经历，认定基本的善恶，这是电影的功劳。然而若把这样的案件放入现实中，再悄悄修改一下剧情，使得受害者不是完美受害者，而是一个略喜欢贪小便宜的人，那么在警察看似完美的证据链下，旁观者又该以什么样的姿态来观看这个案件呢？

结合近年来“网民断案”的倾向，我想不难猜到舆论的反转和对立。

正如影片里“IG”警官为自己打断猥亵男十指的私刑辩护那样——“如果不动用这种刑罚，我怎么能保护那个女学生？怎么惩戒那些罪犯？”——大多数民众朴素的正义感往往只能让他们认识到法律双刃剑的其中一面——惩戒犯罪——而忘了另一面：约束公权力。

我想引用罗翔《圆圈正义》中通俗的阐述来解释这个观点：

“刑法不仅要惩罚犯罪，还必须有效地限制国家的刑罚权，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古话说：‘刑不可知，威不可测，则民畏上也。’如果刑法的使命只是打击犯罪，其实没有必要制定成文刑法。它只需存于统治者的内心深处，一种秘而不宣的刑法较之公开明示的法律更能打击一切所谓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公权力如果不受约束，那么“一切有关谁应该构成犯罪，谁不应该构成犯罪的问题，也就只能依赖权力者的偏好……这样，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出现疑难案件，因为只要是我们想打击的，那它就是犯罪。”

《杰伊·比姆》用一个小时的刻画，让观众体会了公权力之恶，甚于民间违法。

民间的违法，由公权力去制裁，而公权力对人权的践踏，更容易使人毫无申诉的余地。也正如影片中律师钱德鲁所说：“他们（那些被公权力践踏的人民）只剩下我们了。”

看完本片，不由得对坚持正义的律师心生敬佩。每一个国家，都需要这样的人，为手无寸铁的民众举起对抗部分邪恶公权力的法律武器。

他们就像罗翔在送给所有人的书里都会写的那句话一样：做法治之光。

印度年底有部电影很火，名字叫《杰伊·比姆》，讲的是低种姓贱民被欺压被整治被炮制成一桩桩冤假错案来顶罪，因为当地警方升职主要靠破案率，警长无能但又想升职咋办？就拉着无人在乎的贱民来顶罪，于是就有了一位名为钱德鲁的人权律师奔走劳碌，大声疾呼，为了被冤枉的贱民平反，维护社会公平人间正义。

讲的差不多是这么个故事，其中用了大量的笔触详细描写了印度警方是如何系统性的迫害低种姓贱民群体的，非常黑暗，黑到了骨子里。

这个电影拍的不错，评分高达8.7分，但它也仅仅是不错，其实配不上这么高的分数。

在我看来，电影的败笔就出在钱德鲁这个律师身上，这也是电影制作的通病——总喜欢刻画一个英雄形象，这位英雄是人格品德上的完人，极度高尚，大公无私，且业务能力精专，做好事简单，做各种艰难的好事，还是手到擒来。

去年有部美剧《成瘾剂量》，也是一样的套路，也是邪恶集团侵害民众，正义检察官/律师化身英雄，向邪恶开战。

这样的故事描写方式，精彩是很精彩，但看多了会感觉腻味，枯燥，没太大意思。

不可否认，在现实中极度高尚完全大公无私的人，可能确实是有的，我也愿意相信他们确实存在，只是我的个人经历和我所学所闻，基本上是没见过的。

现实具体是个什么样子，这个我们要看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了解下清末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件。

杨乃武是清末的举人，家里略有资产。小白菜是个嫁了老实人的小媳妇，颇有姿色，租了他们家房子住。小白菜的老公身体不太好，稀里糊涂的突发疾病死掉了。

本来这个事很简单，没什么大不了，但这件事被有心人记在心上，联合县令一起借机把小白菜收押，令其供出杨乃武，治了一个勾搭奸夫，谋害亲夫之罪，按例要处斩。

杨家人在当地也是颇有能量和胆识的，自然不能坐视自己家亲人被冤枉，于是就告到知府，结果知府也包庇县令维持原判，那就告到督抚，督抚还是维持原判，那就告到北京。慈禧太后闻言此事，立刻发旨要求重审，推翻死刑判决，杨乃武和小白菜得以沉冤昭雪。地方的糊涂官员全部被革职查办，判处流放。

这个案子和开头提到的印度电影美国电视剧都很像，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案件中并不存在一个「英雄」人物。

如果单独看杨白案，地方官员无疑是邪恶黑暗的落后代表，是不是？

但实际上他们是曾国藩的湘军嫡系，在当时大时代背景下反而是励精图治开化进步的代表。

而慈禧太后看似主持公道，其实她根本也不在乎小民冤屈死活，她自己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她一定要给案子平反的原因只有一个：

湘军系势力太大，已经有了指挥不动的苗头，这么一起案子都官官相护，团结一致，意思就是东南一带已经脱离大清统治，成了湘军自己的天下。

这种局面是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无法容忍的。

慈禧已经处心积虑想了很久如何处置湘军系集团，刚瞌睡就送了个枕头，刚好借这个案子，把整个东南地域的湘军势力全给一锅烩了，革职的革职，流放的流放。

你说她真的会体谅什么百姓疾苦关心民间冤屈，那是把她想太好了。

在杨家人进京告状的过程中，有两个人物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胡雪岩，

翁同龢。

胡雪岩的人品和名声一向很好，急公好义，遇不平事一定要帮上一帮，看似好像是个英雄。

但实际上胡雪岩出钱出人出力，几乎是尽全力帮助杨家人告御状，只是因为这件事有利可图——胡是左宗棠派系，和湘军一向不对付，东南一带作为经济商业最发达的地方，湘军系被打倒，左系上台，他作为左系的钱袋子自然会大放异彩，好处无限。

翁同龢这个人就更不用说了，标准的糊涂蛋，落后保守顽固势力的代表，他不停的在慈禧面前力主重审此案也不是因为他真的就突然转性成了正义之士了，而是因为他作为顽固保守势力，本来就和湘军系不对付，难得有机会踩湘军系一脚，肯定得努力上。

换言之，在杨乃武小白菜案件中，除了受害者小白菜和杨家人，故事中的正方，反方，双方运动员+裁判员，没一个是好东西，没有人在乎天理，正义，公平，他们在乎的只有自己的利益。

这就是我喜欢说的那句话：

这世上没有什么天理昭昭，只有邪恶互斗。在各个邪恶集团互斗的缝隙中，普通小民才有了喘息的空间。

近几年的电影，不论是《杰伊·比姆》，《成瘾剂量》，《正义的慈悲》，都号称是根据真实案件改变，都喜欢塑造一个圣人，完人。

但现实告诉我，这样的完人圣人，存在率太低了。

尤其考虑一个很重要的可行因素：

好人基本上是斗不过坏人的，

只有坏人，才能打倒坏人。

从这点上来说，其实美剧《亿万》中的正邪对战更真实一些：

里面的检察官雷厉风行，百战百胜，关押了无数资本大鳄，有效维护了市场的金融秩序。

但是他并不是因为正义才做这件事的，他纯粹只是为了升职和权力才做这件事，整个人和仁义礼智信都丝毫不沾边，反而极度的腹黑阴暗凶狠，无所不用其极。

说这么多，我想可能对我们来说，了解真实最大的意义在于：

永远都不要妄想生活中出现一个救世主。

如果你真遇到了救世主，这个人反而可能会把你推入深渊。让你本就艰难的困境彻底无法挽回。

与人交往，以利为基点，多想想这件事对方能否得到好处。

如果出现了一个无私帮助你的人，大概率他是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万不可盲目相信他人，更不要天真的以为自己真的会遇到好人，圣人。

以及，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

诗人马拉地写道：“杰伊·比姆是光/杰伊·比姆是爱/杰伊·比姆是一条从黑暗到光明的道路/杰伊·比姆是数百万人的眼泪”。

原本以为杰伊·比姆是主角的名字。没想到它是一句口号，意为"比姆万岁"。

而比姆的全名，比姆拉奥·拉姆吉·安贝德卡尔（1891—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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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ind

八年前上映的《辩护人》，相信是许多影迷心理难以忘怀的经典。关于正义与那段难以磨灭的韩国历史，它交出了震撼人心的答卷。今年，印度电影也大胆总结了自己黑暗至极的九十年代。冤假错案背后深植人心的歧视，需要用一次次的正义斗争去改变。

从印度教发源而来的种姓制度，在印度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等级，代表着神话中原人的嘴到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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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杰伊·比姆》之前，我把他当作是《厕所英雄》《护垫侠》《误杀瞒天记》《白虎》之类反映印度底层人种的电影。

看到一多半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高种姓律师帮低种姓村妇替夫伸冤的普通故事。

但是，当看到故事最后钱德鲁律师一层层剥开案件的冰冷真相，犯案警察被绳之以法时，我的内心异常承重，这种沉重来自于我失去了看《厕所英雄》之类印度电影时的相对“优越感”：女人不能在家上厕所这类荒谬的现实不可能在中国发生。

因为我知道，在电影男主拉贾坎努悲剧发生的1995年，我们的身边也同样发生了一个无法挽回的冤案：聂树斌案。

这个案件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杰伊·比姆》（具体可自行百度、知乎），聂树斌虽然已经被最高法在2016年宣布无罪，但当年他是否被屈打成招？从找到真凶王书金的2005年到2016年，十几年间改判的阻力究竟在哪里？聂树斌被枪毙的时间究竟是官方宣布的4月底，还是那个谜一般的“冬季某日”？那个关于器官移植的“谣言”背后究竟真相如何？

依然有太多疑问。

然而相比之下，拉贾坎努的妻子森加尼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她为丈夫赢回了清白，她得到了真相，得到了应有的赔偿；森加尼的律师钱德鲁也是幸运的，他赢得了案件，他把真凶送进了监狱，他在和整个黑暗警察机构系统性造假的斗争中笑到了最后。

但聂树斌的父母没有这么幸运，诚然他们的孩子已经平反昭雪，但是他们依然没看到应有的追责。最早披露“一案两凶”、一直未聂树斌案真相奔走的公安人士郑成月也没有那么幸运，他没有这部电影中钱德鲁律师的主角光环和开挂的庭审表现，他丢了官，被视为“异类”，身患重病无钱医治，18年靠众筹才得以获得更好的治疗。

我一直记得当年媒体报道中，2016年11月30日，当时重病中的郑成月和聂树斌的姐姐通话时说的一句话：“我活不了多久了，我死了以后，要给我在聂树斌的坟墓旁边树一个碑，写上——人民警察爱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