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十一回 花好月圆 两个枕头成双对；出入平安 一辆小车跑得欢”的标题上升，镜头摇移扭动至拖拉机车底，音乐应时响起——我们最终目睹了刻印在车底的“结婚证”。它的出现标志着整十一回章节叙事的完成，并尤其以“不言说”的方式首次让观众接触到物质性的“证据”（evidence），从而又折返回影片内部，确定了各个叙事话语的可信与不可信：中年马福礼和赵凤霞表姐的话语是可信的，而青年马福礼、屁哥以及领导的话语则是不可信的。因此，是证据赋予话语以真值，而影片在此似乎也就可以尘埃落定。
然而，待片尾制作人员字幕滚动完毕后，在几乎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电影又突然增加了四个段落。它们从1:49:51延续至1:56:19，共计6分28秒的长度。单从体量上看，这部分已然超出了所谓“片尾彩蛋”的范畴，且距前十一回中最短的章节（第八章）仅差1分15秒，由此具备单独形成一个章节的资质。而更关键的地方在于，这似乎多出来的最后章节从外在于舞台、戏剧及艺术的时代切口重新奠定了之前部分的意义指向；或者更确切地说，“第十二回”不仅位列于章节第十一回之后，更是存在于电影《第十一回》之外——它已不再是戏中戏、甚至任何戏、任何模仿性艺术的一部分，它在某种程度上即是被模仿的那个时代客体、历史客体本身，它即是现实。只不过，这现实不再是赤裸裸的直接显现，而早已被人为的冲刷——话语、体制抑或私念——改变了痕迹。因此，无论就电影来说还是现实来说，“第十二回”都是被掩藏起来的。
于是乎，对“第十二回”的理解过程毋宁说是一种发掘或揭露（disclose）的过程，而对其掩藏方式的觉知或许也就成为开启这一过程的首要步骤。纵观《第十一回》的文本设置，一股“姜文式的气息”鲜明地浮现于其间，尤其本片频繁出现的“——谁？ ——我！”的对白几乎就是对姜文《鬼子来了》的直接致敬。实际上，就“第十二回”而言，它也采取了典型的姜文式的“掩藏”方式，即突出体现在《太阳照常升起》里的符号隐喻法（疯母亲、歪脖树、天鹅绒......）。由此，“第十二回”的掩藏方式亦即隐喻式，关键在于为四个段落的能指揭示出被掩藏的恰当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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