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e is no justice with a biased presumption and a collapsed system.

自诩是接受力很强的一个人，在看了Part 1的一半之后，就感觉难受得无法看下去。是无力、绝望又愤怒的情感。

那些个14岁左右的孩子，在本应该被保护的环境，因为肤色的问题被“有罪推定”、“刑讯逼供”，他们根本就无法反抗。别说反抗，甚至在那个时刻，都没有被当作人对待了吧？就像影片里用的词 "animals"，可能这本就不是一个metaphor，是那些人真心实意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如同神祇一般进行审判，并为自己的结论捏造各种证据。

同时难受的是看到这个judicial system的运行过程，更让人知道了procedural justice的重要性、investigation power过大的危害性还有judicial review的必要性。与拥有绝对优势的权力organ，个人的任何权利是基本没有办法靠自己保障的，这也就要求必须要在制度上的宏观设计。以前思考过的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问题，看起来也已经有了答案。

这部剧到最后都没有救世主的出现。所有的孩子们从头到尾都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甚至最后沉冤昭雪，也是因为真正的加害者“良心”发现。那些最初参与调查的人士，到最后，也不愿承认做错了，真是令人感叹一句，人啊！6-14年的监狱生涯，之前之后的无力与绝望，从头到尾，这部剧都不会让人看到爽。

最后的时候，会有流泪的感动，为的是那些勇敢的被污蔑的孩子，他们没有再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起码他们自己终于是为了自己。

（转自本人日志）

第一次听说电影《夜半歌声》是在我上小学时，74年，家母因事得去河南的平顶山呆上一段时间，就让我在武汉工作的小姨那过暑假。那时小姨还是个姑娘，就带了我住在集体宿舍，当时有位很会讲故事的小阿姨，是她们一向推崇的故事高手，在晚饭、洗漱后，就在门前的树荫下以听她讲故事来渡过武汉那著名的悠长而闷热的夜晚。这位小阿姨的故事也真是叫多，不论是什么都能让她讲的有声有色，我们听的是津津有味。她的故事来源很杂，有世界文学，史学名著，有中外老电影，还有当时盛行的，在青年人中流行的手抄本。在我日后长大点后，有了阅读的爱好后，才能依稀地在回忆中分辩出她所讲的那些故事的原始之源。其中印象最深就是这部《夜半歌声》，《夜半歌声》被称为“中国最早的惊悚片”，据说当年公映时吓死过观众。现在看来这位修养颇高的小阿姨无疑是位音乐爱好者，她虽没唱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却很在描述这首主题曲的音像画面时，真可谓是绘声绘色，吓得几个胆小的小阿姨一个劲直骂她死鬼。可以说，正是因她的这番极其出色的，独具特色的表述，那影片恐怖的氛围极其成功的感染了我，虽也在当时吓得个半死，以致过后的几日在朗朗睛空下偶尔看到路边草丛中有蛇出行，立刻想起那小阿姨所言的，歌声一起，那在深夜水边草丛中，在惨白月色下慢慢爬行的花蛇，顿时不由毛骨耸然。正因为恐惧，反倒对这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80年代初，在湖北阳新的军垦农场进行测图工作时，意外地发现农场商店竟有一盒三十年代的电影歌曲精选的录音带，上面就收了这首插曲，并特别声明是原声原唱。那盒录音带要价6元，但对当时月薪才三十多元的我来说也足让我犹豫了数日之久，最后是在临离开此地时咬咬牙找人借钱买下了这盒录音带。这盒出版社不明，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此带纯属盗版无疑，但所收录的曲目，首首是三十年代有名的电影金曲，其中那首《夜半歌声》。现在我在听过多种不同的演绎版本后回忆起来，能肯定的就是盛家伦原唱的版本，音响效果极差，记得歌声响起时，我们就坐在那秋风乍起的湖畔，月色惨淡，满目苍茫的烟气弥漫在天地间，几簇树丛，几丛芦苇，远远的港湾上横了一歪歪的小木板桥。我们无以反顾地沉浸在那沙沙的岁月之声里细听，时断时续的歌声悠扬、委婉、凄厉、悲怆，几只被惊起的夜鸟的双翅扇起冷风果真气氛诡异，魅影重重，一叹三咏，肝肠寸断。上海电影制片厂也曾于1985年大张旗鼓地重拍过此版，音响效果和画面质量有了质的提高，但那被删改的仅有二分来钟的主题曲，让张建一那纯正的美声唱出来，多了许华丽，少了沧桑，更不敢谈诡异。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就不属于真正的《夜半歌声》。

1995年，著名香港演员张国荣又重重拍了这部电影，张国荣本人就是位有名的歌手，他亲自演唱的港版《夜半歌声》的主题曲，更是重新起炉换灶，在当时的青年人中却是传唱一时，却是与原版的《夜半歌声》更没了一点半系了。前些年，在无聊之际翻看了些闲书，着重地了解了一番在历史上名显一时的“二流堂”的来龙去脉，意外地了解到原唱者盛家伦的一些日常生活点滴，不由让我破颜开怀，此公真乃是一等宝物，很是对我的脾气。这位盛家伦先生（1911-1957），广东中山人，作曲家，因病盛年早逝。从吴祖光笔下的回忆看来，盛家伦是个颇为特别的人：“盛家伦学贯中西、堂堂一表，永远西装笔挺，打着领带……他是个鲁男子，只有男朋友。对于女性，他从来无动于衷，多少个好事者、好奇者热心地为他作过介绍配偶的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他在高兴时喜欢吹口哨，吹得十分轻盈、流动，很好听。”此公一生未婚，唯爱，书，吃，史。留下了不少佳话让后人一窥名士派头与丰彩。据说虞静子有一次请他吃饭，她烧了一只鸡，大家都吃得很有味，盛家伦吃了一口，立刻吐出来：“死鸡。”那鸡果然是死后再加工的，这不免使大家感到惊讶和叹服。

在上海的时候，有位年轻的女实事业家，对他狂热地单恋，约他参加舞会、看戏，甚至听音乐会，他都是一个“不”字。后来知道了诀窍，叫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只请他一个人。他来了，二话不说，举箸便吃，但只是蜻蜓点水似地吃了一下。吃毕，他开了口：“嗯，不错，营养够了。”拿起大衣，拜拜。后面一个娇嗲的声音追来：“家伦呀，家伦呀！”他很客气地加了两句：“再见，再见。”

他除了吃美食，议论天下大事，以及一些非常必要的事花时间之外，他所有时间都用在看书。重庆的夏天，就像蹲在大火炉旁，人们都找个阴凉的去处。一次他全身脱光仅留一条三角裤，靠在“炕”上看书，他似乎看得入迷了，有个女明星进来，他没有发觉。女明星坐在他身边，他还是不知道。女明星用手轻轻地在他的滑如凝脂、柔若无骨的胴体上抚摸着，他仍未感觉到，一直到读完一篇，他突然放下书，瞪着眼睛，全身登时白中带青从上往下直至脸上，倏地变成玫瑰色，同时用高亢的声音河道：“干什么！干什么！”女明星一惊，花容失色，捂着脸抽噎着飞奔出门。

最让人捧腹不止的则是，这位爱书的盛先生在书上的秩事。盛家伦爱书如命，在几经颠沛流离之后，回在北京那个被叫做“二流堂”的楼上数百尺的房间里，全是堆积如山的书籍，更不要说他在抗战前的藏书了。那时他不光买、借、拿、看、竟然还偷。上海南京东路沙逊大厦楼下有一家洋人的大书店，他可以站在书架前看一整天，站得太累而觉得书又太可爱，爱不释手，他便把书带回家，美曰其名为；带回家去看。当时有一说：“偷书不算贼”。有一回，他遇到一个书呆子、穷教员，胆子太小，不敢下手。在他怏怏地走出书店大门时，家伦把他不敢下手的那册洋书塞在他手里，那人对神偷手的感激之情是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此公一生唯为这部1937年版的《夜半歌声》配唱过这么一首插曲。也是现在仅存的唯一录音资料。查找了一些资料照片细观，倒也可称为儒雅魁伟的奇男子。倾听他这唯一的录音，再联想到他活灵活现地生存在同龄者的记忆中，那样的生动，这种长存也足让我们这些后辈不由为之感叹，感慨不止。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台湾导演杨德昌1991年的作品。本片获1991年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判团大奖及影评人大奖，法国三大洲影展最佳导演奖，新加坡影展最佳导演奖，台湾第28届金马奖最佳影片奖，第36届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杨德昌，广东梅县人。1969年毕业于台北交大控制工程系，1972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获电脑硕士学位，又去南加州大学电影研究所学习一年。这又是一位理工科出身的现代艺术家。而理工科的学习经历，让杨德昌总是能用他理性的手术刀深深切入社会的胸腔，展示其残酷鲜血淋漓的横截面，并在风格上保持着一种冷酷的现实感和锐利的现代感。这是一部根据台北发生的真实案件改编的影片。60年代初，杨德昌就读的学校夜间部初二的男生茅武因女友移情，在牯岭街杀死了女友，当时震惊台湾社会，也给杨德昌留下深刻印象——那一年杨德昌14岁……多年以后，步入中年的杨德昌重新追溯那段少年时空的现实，参与编剧并导演了这部电影。或许是因为这个故事混杂着导演本人过去中学阶段的真实成长经验与时代抑郁体验，故在影片中交织呈现出比从前作品更复杂的情感关系。全片因拍片需要，共有92个需要修改、重建的场景，一大批十三四岁的年轻演员，还有上百个角色绵密交织的复杂网络，资金从预算的1300万扩充到2700万，影片更是长达4个小时。在杨德昌的创作生涯中，很少有如此庞大的制作架构。尤其是对年代写实性微小细节的雕琢，都处处流露着创作者对自身成长经验的虔敬感情。而且这部作品在保持他一贯的内省风格同时，同从前作品相当不一样地弥漫着一股特殊的有着些许温暖意味的情感，虽然这种情感表现得很克制……在杨德昌其它作品里，如《恐怖分子》、《独立时代》、《麻将》，杨德昌刻意表现了在台北社会中飘荡着的人际冷漠感，在其中即使是青少年的身上，也有着一种异化的病态或邪恶。但在这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却出现一大批纯真但不冷漠的少年，藉着逝去的60年代，杨德昌投射出对过往不可复见的纯洁性的追怀。杨德昌是那种有野心勃勃的艺术家，抒情短诗式的作品是没法满足他的艺术野心的。而他身兼的社会分析学家的身份，更是让他在这部表现少年成长的电影中，勾勒出了当时台北社会众生的群像，使之成为了一部拥有巴尔扎克式宏大视角的台湾60年代的哀伤史诗——他用摄像机和胶片再现了那段压抑绝望、惶惶不安的年代，也传达了他本人对那段灰暗错乱的历史的看法。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对历史课中学到的东西一直存疑，原因是它与我个人所目睹的状况不相同。几百年来人们就在这种真相不明的状态下过活，多可怕。所幸的是，许多有智慧的人在他们的艺术、建筑、音乐、文学中留下足够的线索，让他们的后代能多少重建事实，以及恢复对人性的信心。电影也应对后代有相同作用。”电影中的主要角色小四由台湾演员张震饰演，有趣的是，片中小四这个角色的名字也是叫张震。类似情形我们在王家卫的《春光乍泻》中也曾见过，张国荣和梁朝伟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的名字，竟是电影剧组中的两个工作人员的名字。当电影结束后的字幕泄露这一秘密时，着实让人忍俊不禁。关于张震，大多数人知道他，或许是因为他在我们熟悉的《春光乍泻》、《卧虎藏龙》等影片中饰演过角色。在十年前的1991年，他还是一个青涩稚嫩的少年，但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却有着淋漓尽致的出色表演，他将那个沉默倔强的，有着绝望纯美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少年角色塑造得极具表现力。先谈一下关于这部电影的历史背景。正如我们所知，国民党1949年的失败，使台湾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难得一见的历史大迁徙，不同省籍、不同背景的人士，或自愿或被迫随国民党来到这个孤岛上。十年过去，他们的下一代逐渐出生、成长，反攻大陆的希望渐成泡影；物质的匮乏，长期的战乱流离后第一次的苟安；恐共心理尚未退潮的歇斯底里情绪导致的政治高压；省籍的歧见，日本文化影响的消退，美国文化影响的增强，这一切都使60年代的台湾成为弥漫着晦暗绝望的奇异时空。在这样的灰暗压抑的环境中，成年人大多都在自己的圈子里蝇营狗苟、卑微无望地生活着，并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那么他们的下一代又是怎样呢？电影主人公小四是台北建国中学夜间部初二的学生，影片中还有许多和他年纪相仿的男孩儿和女孩儿。而小四无疑是属于这其中的好学生，并不像身边的一些男孩儿那样卷入少年帮派的暴力活动中，而更多的是处于旁观状态。一次在校医务室的偶遇，让小四结识了眷村的少女小明，并渐渐喜欢上了这个看上去清纯文静如天使的女孩儿。可小明实际却并不是如她外表那样单纯简单。她是一个单亲的女孩儿，只有一个多病的母亲，反倒时常需要她的照顾。小明和她的母亲甚至连固定住所都没有，只能是当母亲为某家做佣人时寄居于别人家。又多因她母亲的体弱多病而被解雇。每每此时她们只能搬到小明的舅父家，却要忍受境况同样艰难的舅父的冷言冷语。而小明的母亲更是早早将希望寄托于还在念初中的小明的身上，让她快快长大。在这样的现实生活的重压下，小明在本该无忧的年纪里丧失了作为一个女孩儿的快乐，而过早成为了一个女人。我们该如何定义一个女人呢？忘记叔本华的那些刻薄的关于女人的言说，我们亦可得知女人不同于女孩儿的另一种生物，她更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并知道靠什么技巧或什么样的面目来攫取那些东西。人们常会迷恋这样一位风情万种的女人，虽然她们的心冷若冰霜甚至狠如蛇蝎。可那些尝遍人生苦痛的男人还是希望遇见这样一个女人，来拯救他们平淡无奇或肮脏猥琐的命运。就像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提到自己的诗《自惩者》时说的如下这段话所描述的女人：“让我在爱情中休息。——可是，不行——爱情是不会让我休息的。——天真和善良是令人厌恶的。如果你要使我欢喜，恢复我的情欲，那就残酷吧，谎骗吧，放荡吧，荒淫吧，偷窃吧！如果你不愿如此，我就要毫不发怒地痛打你。因为我是冷嘲的真正代表，我的病是绝对治不好的。”如果小四读过这段话，读过《恶之花》中的那些邪恶的情诗，也许他就不会去杀死自己心爱的小明了？我知道这样的假设着实让人厌恶，因为在少年小四的纯美内心里，波德莱尔的教诲无异于魔鬼的诅咒。和《坏孩子的天空》中的新志一样，少年小四也是另一个美丽世界的美丽生物……说回到小明的话题，小明就这样早早丧失了纯真，而选择了与其年龄不符的成熟。正如无论我们做什么总要为之付出代价一样，少女小明过早成熟的代价是本该属于她的那些欢乐。小明的爱情方式是在她无论漂到任何地方，总要依附于她认为最能给她安全感及保障的那些人身上。而在小四遇见她时，小明正同时周旋于几个男生之间，而小四身处的“小公园”的老大Honey更是为了小明争风斗狠杀人而逃亡台南。Honey是另一个让人难忘的角色，虽然他在电影中戏不多，但却是杨德昌电影中不多见的，一个同样被附上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即使是他还未在电影中出场，杨德昌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Honey凶狠且不怕死的形象。而在Honey从台南忽然归来出场亮相后，我们却会发现这是个浪漫到极致的人物，浪漫到近乎幼稚。这在下面的这段台词和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可以得到印证。“……我在台南，无聊得要命，每天可以看几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跷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抓到了。‘战争与和平’，其它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一本……”而后，他同那个俄罗斯“老包”一样，孤身一人去和“217”眷村帮的老大“山东”谈判。却在一片铁轨旁的黑暗树林中，被“山东”暗算而死……可以说Honey是一个对小四影响至深的一个人，而某种意义上Honey也并没有死。因为小四已默默将Honey的精神继承下来，并像Honey一样，继续同这个丑陋世界争夺着小明。或许是Honey触动了小四，小四也渐渐卷入了帮派间的斗争，并在后来参与了为Honey复仇的活动，亲眼目睹了害死Honey的“山东”的死前的惨状。而此时小四的父亲因为政治问题被隔离审查，小四自己也因为顶撞学校而被开除。身边发生的种种事件，让小四也日渐迷惘，他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虚荣、丑陋、残暴的那一面。他有些不知所措的内心深处认定他爱着的小明是他唯一也是最后的希望，而他也认为自己也同样是小明的希望。可就在这时，他听说小明现在已经投入了他的那位有钱有势的好朋友的怀抱，这让小四陷入了绝望和崩溃的边缘。在牯岭街的旧书市与小明相遇后，小四再次向小明表白心迹，可遭到了小明的断然拒绝。“……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这时小四拔出了那把日本女人用来自杀的短刀，狠狠地刺向小明的身体，又似乎是在刺向这个残酷的现实世界的内脏。小明当场死去，只剩下小四在她的尸体旁徒然呼唤：“小明你站起来啊，小明你站起来啊……”小四和Honey，这两个电影里的少年，都有着理想化了的纯美内心世界。虽然电影都有着强烈的写实风格，可这些理想化的艺术勾勒，却没有给人不真实的感觉。这或许是由于这个世界的一些少年有着天然的优美品质，虽然这些品质在日后可能会在时间中消失。那些品质正如 Eric Burdon 在《在我年少的时候》中所唱的：“……在我年少的时候，信念是如此的强大。对朋友的友情充满坚定，我是如此的成熟，在我年少的时候。”我想这首歌词中少年的成熟，完全不同于成人世界的那种所谓的成熟。后者更擅长的是一种压抑的经验，并将冷漠当作保护衣。而少年的成熟品质就像尼采所说的精神的三次变形中的最后一种，他们是“天真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的肯定。”正因为如此，他们比很多成年人更了解幸福，也更能体验到幸福。“爱里总有疯狂的成分……在我这爱生命者看来，我觉得蝴蝶，肥皂泡和一切在人间的与它们相似之物，最了解幸福。当查拉斯图拉看见这些轻狂、美丽而好动的小灵魂，他便要流泪而歌唱起来。”那些有着天然优美品质的少年，那些另一个美丽世界的美丽生物，正像尼采所说的这些美丽好动的小灵魂一样，只会信仰一个会跳舞的上帝。他们是人类完美类型的一种，可完美本身就意味着疯狂，就像爱也意味着疯狂一样，在完美的瞬间他们只能是在另一个美丽的世界，就像法国诗人兰波所说的那样：生活在别处。王尔德曾说使孩子品行好的最好方法，就是使他们愉快。而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年人在让孩子愉快这点上，都显得出奇的吝啬。而就在他们或是粗暴，或是和蔼，或是歇斯底里，或是语重心长地夺走那些让我们愉快的事物时，他们总会不忘附加这样一句：这样做是为了你好。而这真的是一句带有说服性的辩词，它会在最后使我们也同意毁灭自己。当然他们可能还会说自己更有经验，他们吃的盐比我们吃的米还多，他们过的桥比我们走的路还多。而且他们总会把他们自己思考很久的东西就当作正确的，而有些东西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有思考过，只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父母和老师就是对他们那么说的，只是因为电视里是那样演的，报纸上也是那样写的。而对于那些在他们自己的少年时代里，曾困扰他们的难题，他们从未真正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他们只是生存得比那些问题更久一些，这给了他们已经解决了那些问题的一种假象，就像那些不可能恢复性能力的人，不会再为性而苦恼一样。而对于那么多的来自成人经验世界的限制，我们能做的或是默默顺从，或是去做那些他们认为不正确的事。于是我们第一次逃课；我们第一次在街上用暴力维护自己的尊严；我们第一次燃起一支香烟然后学会吐第一个烟圈；我们第一次爱上某一个人；我们第一次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手淫……而在日后当人们尝尽人生的悲喜和冷暖，这些记忆似乎都变得那样珍贵而迷人，而其它那些曾苦苦追求的东西则变成可怕的虚妄。就像某位法国作家所说：“我在临终时，会对来访的客人说：我不需要你的同情，我只是希望你能说一些粗俗的往事使我快乐……”（几年前写的东东，其中的一部分发表在一份电影杂志中。刚刚在电脑里看到它，就贴到这里了，很长的一坨，那时真能写。同时也缅怀一下永远的大师...）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the economic's influence to the artists by this chance.in this movie the pianist was born in a poor family.

if he does not have the talent and the talent scout,he won't get the great achievements.I used to think that my family is a very normal family,but now according to some other people like Ali I have found that I am a enough lucky man to major in art.

两天看完了这部迷你剧，其实算长电影了 。太多一镜到底的长镜头了，而且情节整体起伏小、情绪多，所以演员们都很厉害，有几个转场也是唯美灵光。服化道堪称纪录片了，可能因为要过年了，印象最深的镜头是蒋不凡的姐姐在木菜板上切红肠，让我想起小时候过年我家会买一兜得利斯香肠，放在窗户密封不严、满是冰的后阳台，我总偷摸去掰一截。再就是导演太热爱这个小说和自己的家乡了吧，把背景从沈阳搬到了呼和浩特，作为东北人的原著粉我理解但略预期落空。同时导演也太慈悲了，原著小树就是皮孩子忘性大、简单的没去赴约，剧版改成去过了，虽然温暖但把小树和作品最大的无力挣扎给削弱了，没去才让他冥冥中成为悲剧的帮凶并达成命运无稽的升番，去了就把他从悲剧中倏然摘出来，个体被宿命碾压的顿挫感大幅降低。有些关键情节和对白都删减了，但题眼依然压轴出场，我不能把湖水分开，但是我能把这里变成平原，让你走过去。很妙，15年2月山西人笛安发的微博用了摩西把红海分成两半拯救以色列人的典故，3月收获就刊载了双雪涛这个直接以摩西为名的中篇，李斐借阅的书里有村上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傅东心怀念的文学院叔叔被带钉子的木板打死，16年张悦然「茧」的重要发端就是wg中一颗穿进男主爷爷大脑的钉子，23年播出的这部充满私心与热情的迷你剧，使用的语言属于晋语区。这一代成长环境轻松的青年创作者跑不开向父辈的历史借力，也跑不开西方文学与文化的被动入侵和主动吸收。黄平专门写过「平原上的摩西」的论文，高度评价重返铁西区艳粉街去理解和拥抱下岗职工的情节是当代文学热泪盈眶的一幕，但看着老舅演的庄德增就想起他的「送情郎冬雪」，mv里有我坐了四年的54路，以及从「钢的琴」到现在各类以子视角展开的东北工厂文化的艺术作品已颇具规模和审美体系，那黄平评论郑执那篇论文的结尾就更萦绕––––这一代的写作，不是说出了什么，而是告诉我们，有什么在牵扯着我们，但又无法说出。《仙症》最终展现出对于东北的精神治疗及其不可能，东北最后的尊严，是拒绝被“治愈”。

剧里年龄差最开始是15岁，后来又变成男主虚岁42，女主25，这种年龄差设定都不走心，真的觉得这剧就没用心。那些说42岁哪有看起这么老的，这剧应该是2016年拍的，男主实际年龄也才46岁，女主实际年龄28岁，男女主演员实际年龄相差18岁，我觉得他们2个至少看起比流金岁月里的那对老少恋简直不要好太多，至少这对从感官上还能接受继续看，我挺喜欢看大叔恋的剧，从感官上我都看不下去流金岁月陈道明倪妮那对，剧里他们是相差20岁，但演员实际年龄相差了30出头，难怪我这种专业磕年龄差大叔恋的都看不下去，真搞不懂剧情设定差20岁，为什么非得找个实际年龄差还多出10几岁的搭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