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讲述了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北方滨海城市的一段故事，新搬来的高作家两口子成了刘干部和地痞张勇武的新邻居，随着张勇武的发迹过程，三家人之间邻里关系也暗潮涌动，最终以高作家搬离原小区，一张歪斜哄笑的邻里合照为结局。
影片的人物设置别具匠心，三个主角有着符合各自身份的典型性格和行为，而且分别代表了那个特定时期下的三种社会阶层。三个配角即他们的老婆也塑造得丰满而典型，还有两个配角即秘书、刘干部女儿和大爷也绝非多余，各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叙事作用。影片用这些人物共同构建了一个改革开放时期大陆社会的微观结构，发人深思的是，就算这个故事放到现在可能过时，其内在影射的社会身份结构依旧成立，这不能说不是这部影片的深刻洞察与生命力。
以刘干部为代表的我党干部恪尽职守、安分守己、严格按照“上面的”指示和领导的交代谨慎行事，滴水不漏，生活上勤俭朴素，作风正派。然而我们随没看到刘干部收礼却看到有人向他送礼，通过张勇武的“截收”习惯知道这还不是偶然。刘干部在高作家刚搬来以一派正气和面对张勇武挑衅时的不卑不亢在高作家眼里建立了正面形象，而随着女儿的高考落榜和张勇武的发迹逐渐对自己的身份产生焦虑，派出女儿去做“地下工作”去搜寻张勇武的把柄，以期“打倒”他，正气表面之下的卑鄙用心浮现。在与女儿的争吵中又发出“张用武好像也没这么坏”的疑惑，到发现张的秘书比自己工资还高的动摇，最终发展到与新兴企业家张勇武进行“国共合作”，自然也是通过暗处活动开启。
张勇武作为一个十足的流氓，却有着打死“搞流氓活动”的苍蝇的“左”的立场，为自己和楼里居民反映问题的意愿，偷公共的植物来养，这正代表了中国民间小市民的特点，自私。他也采用了一系列建国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政治话语，如说刘干部“就是那种该被打倒的”，“公家的拿得光明正大”。在面对刘干部女儿的态度上，张勇武表现出和善慷慨的一面，之所以让人觉得真实自然，是因为张勇武认同刘干部父女“划清界限”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这更加丰满了一个受文革话语影响的群众思维。最终，发迹起来却遭到困难的张勇武在感受到“国共合作”带来的轻松惬意之后与刘干部和高作家坐到了一张酒桌上。
高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对张流氓关上门敢骂妻子开了门却不敢出声，在张刘争斗时只敢走得很远去报警。这一方面表现了其迂腐怯懦的特点，更是在张刘的交战前线架起了一道桥梁。从他刚搬来起，他就成了张勇武和刘干部努力团结的政治砝码，即“统一战线”，高作家在夹缝之中一度保持“独立自主，不干涉别国内政”，最初他主观上也站在偏向刘干部这一边，然而通过张勇武的热情接触和恩威并使，高作家始终只能唉声叹气，并最终在酒桌上收下了最初不肯收的张的烟。在最后张勇武收起和善的表面显出流氓本质时，高作家也只是在短暂的虚弱“呐喊”之后还是屈服了。
当前的形式正在起变化，所以我们的任务也应该具体分析。官、商、知识分子这样的特点和关系孕育在同一片土壤，相对主义的土壤早就相对主义的立场和暧昧的身份，势不两立的敌我关系永远会被利益的转化所化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权利可以寻租，知识让位给金钱，甚至文化沦落为给有钱人装点门面的玩意儿。
黄建新指导的这部影片即使在今天来看，依旧趣味盎然，余韵缭绕，因为直到现在，身份和立场依旧在我们这个社会模糊着，最硬的，还是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