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轨者因为心理问题而不能越轨”,这个命题和“艺术在失去了边界的同时也失去了艺术性”一样,这大概是作者想要传达的辩证法之一,正好集中体现在了高潮那场破坏现代艺术展的狂欢之中。另外也能看到对极权主义propaganda一种远景的恐惧,“精神宰制”。主人公没有被父亲精神宰制而成为艺术家,但他同时他被更大层面地宰制了,他要不成为了精神分析师,要不成为了侦探,他没能成为父亲的愿望,却成为了父亲现实的某一面。个中藏着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父权焦虑的命题,人以父亲给予的来杀死父亲并成为他。主人公成为艺术家的焦虑被抑制在潜意识里,它一要越过那条界限上浮到前意识,就会带来“被迫展出”的焦虑,噩梦就是这一焦虑的自救法之一,窃取画作则是最终解法。影片中的画作在博物馆被公开展出,这正好与主角潜意识的“展出”表里契合了。所以主人公要成为一个收藏者。当主人公的父亲真的死去的一刻,作为对“弑父渴望”的恐惧和愧疚,像一把钥匙似的,潜意识留存的父亲的意志被打开了,开始外化。噩梦即是前意识表的挣扎,正如主人公好友所说,噩梦只是开始,冲破梦的前意识之后,势必伤人或自伤。现实中被展出的画作既是“红丸”也是“蓝丸”,它们无关的、不受控制的存在却不断提醒主人公被强加压制“艺术家渴望”的存在并引诱它向外泛滥,同时,它们的存在也正好提供了方便的现实解法(“现实”仅对影片而言)——这也确实是心理治疗会用到的一条思路——在现实中找到潜意识的映射物,通过操控现实重新把它们纳入自己的控制当中。把对外展出的画作取回来,重新藏回自己的潜意识中。这也是为什么他是collector而不是theft的意义。这里相互指涉的编剧法堪称完美,潜意识之于画作,外化之于展出。“取回”画作让自己方便地达成了父亲的“艺术家渴望”,这其中反而得出的结论是:父亲的精神植入根本就是荒谬的,父亲没有植入“我要成为艺术家”的愿望,只是植入了“我要获得那十三幅画”的愿望。灵性的追求哪有什么捷径可走,美好理想的意识形态化宣灌只会制造欲望错置的怪胎。这大概是电影藏到最后想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