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麦当雄公司出品的《上海皇帝》，忽然想借这个机会聊聊香港的枭雄片了。什么叫枭雄片，我觉得这个类别可以算是香港独有的一个片种，算是传记片的一类，又以时间的大跨度和对一定历史背景的联系而显得有一点史诗片的味道，但常常港味十足，跨度有余，而厚度不足。主角往往挑选些黑帮中的真实人物，但跟生活真实又保持着暧昧的距离，比如《跛豪》、《五亿探长雷洛传》还有这部《上海皇帝》。

常有人说香港电影有佳句而无妙章，枭雄片可谓其中的代表。其所选题材，往往本身就颇具戏剧性，但常常流于粗制滥造，有些章节令人拍案叫绝，但总体上来讲，很难逃离看了就忘的娱乐模式。以这部实际上是讲杜月笙及上海黑帮三巨头的《上海皇帝》为例，很可以分析一下：

第一，总线大体真实，细节大体胡闹。杜月笙的发迹线，这部电影保留得还是不错的，从当初的梨贩到后来入黄金荣门下，一步步发展势力进而超越黄金荣，电影里都保留下来，甚至一些个别事件的安排，比如对革命党的帮助和四一二中起的作用，也都确有其事。但问题在于，每当具体事件出现时，电影采取的处理手法就是香港人喜闻乐见的胡闹化。这种胡闹化有多种体现，比如在每个小事件出现时，基本都可以从电影中分割出来，看成是跟所谓的史诗基调完全不符合的小闹剧——哪怕是有剑拔弩张的场景，也会尽量以嬉笑怒骂的手法处理掉。还有，在这类场面出现时，角色的台词和举止，就会几乎完全脱离当时的背景，再怎么鬼马怎么符合当下时尚的话都可能会跳出来。比如片中上海总工会里面，居然是一派文革气象，与其说是增加历史味道，不如说利用港人对大陆暧昧的取笑心态来加点佐料。这一根“史诗”的糖葫芦棍上串的每个小山楂，其实都是现在的香港小情节剧。当然，还要稍微保持点分寸，不能过分无厘头，虽然可以加入很多不合时宜的喜剧要素，但还是要跟纯粹的港味闹剧或者文艺片拉开些距离。

第二，角色性格基本单一。这些枭雄片，主角基本都算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够残忍、够狠，但往往比较讲义气，总会重情义，最后会在情义原则与个人欲求之间痛苦挣扎。基本上只要讲主角往这个路数上去塑造，影片就不会失败到哪儿去，但也显得很单一了。除了主角之外，必然还要设立一个或几个对其一往情深的红颜知己，一个或几个好兄弟或者喽罗（通常其中会有为他死的，也会有他不得不干掉的），一个提携他的boss，一个始终的对头——此人肯定是小人。你看你看，这个其实跟007设计也差不多嘛。

从上面两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其实这样的电影，结构是很松散的，往往事件与事件之间，不会有太复杂的联系，甚至只要角色能有个同一性，事件上的同一性都可以稍微忽略。还记得当年学习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时，老魏不是说当时他选了多少多少典型事例，后来又筛选掉多少多少吗？拍这样的电影，最关键的就是你得有老魏那样的眼光，都挑对——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编对——典型事例，将已经预设的性格不断重复，递进与否都无所谓了，只要跟小布什的辩论策略一样，不停地强调，然后再把事情说得好玩一点，观众就会跟着你跑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往往因为题材本身的诱人，影片能在一开始，就构筑一个相当的格局，但这个大架子是空洞的，里面其实还是一派小打小闹，看到一半就失去了原来的魄力，看到最后更是让人觉得虎头蛇尾。所谓史诗性，不过是噱头而已。

我并不怀疑这些编导们的能力和水准，只是香港的电影业太功利了，观众们也根本没有好好品一部电影的耐心，久而久之，本来可以做大菜的厨师，也只能去kfc炸鸡而已。这类枭雄片最盛的时候，恰好是80年代到90年代初，港片最盛的时节，镜头上和叙事上都散发着一阵遏抑不住的浮躁和夸张的味道，对于怀旧的人来说，这种味道在港片中已经是久违了，但换言之，从这种味道中倒也不难理解，港片后来的趋向萧条。

    
    没有想到重温一遍后感觉竟然还如此强烈。世人眼中简单俗气的那套爱情故事在时隔六年后重温，我仍然逃不过深沉的感动。
    可真希望我的身边也有这样一个忧伤但纯净的男孩子，我真愿陪他一起难受，一起呆在影子国。我们相爱了于是一起快乐，一起堆纯白的雪人然后一起看到光明。
    六年前我的思维就是这样简单的，为什么在一次次的失望和所谓的领悟后变得世故又污秽，会站立会思考会分析。我们是不是忘了最原始的梦想里那份美？
  
    总记得十年后的民亨从美国带回来了会让他的朋友们感到舒服的笑容，他已经不是那个格格不入的俊尚了。他不会蜷着背走路了，他的身板挺得直直的，他不会低低地一直叫着“有珍哪”了，他只会称呼她有珍小姐，更不会一次次和母亲闹翻让母亲伤心，他会了理解还会了给母亲美式的拥抱。他真的不是当年那格格不入的俊尚了。他的眼睛里充满了自信和希望，他的思想理智有力量，他甚至可以和一帮朋友畅谈甚欢。他已经不是俊尚啦。他失去了俊尚的美德。
     
    姜俊尚和李民亨不一样。俊尚是个不幸的孩子，他当私生子的时候经历过的痛苦，民亨不能了解。俊尚他不不太了解怎么和周遭的人相处，他让身边的人难受，可他直接的方式让人无从责怪，他缩着背走路的时候是种感觉不安，他甚至从未轻松地笑过，他是个可怜的让人心碎的孩子。可是从他清澈的眼里却一眼就能看出来善良和单纯。这个讲着影子国故事却不懂得出来的男孩，刚从有珍那得到一点的快乐他就死了。
     
    好在有珍记了他十年，好在故事没有结束，好在他们再次的相爱了。影子国的故事有珍恐怕也记了有十年吧，碰到民亨后她终于可以讲出来了。“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那些可怕的事情最终统统降临了，你说是韩剧的套路也好，我只知道那就是爱情故事。他们有善良执着的心他们才可以相爱到那个地步，让看的人心醉了又碎。纠结了分开了又眼瞎了，可是有什么关系？他们始终是要在一起的，他们是恋人哪。
     
    看完整个剧集后倒回去再次看到十年前的俊尚，看有珍一步步带他从影子国走出来，这种陈旧的温情我向来抵抗不住。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曾经有多可爱，爱情在最青涩的时候，美得让人不知如何让是好。

十七岁的段柏文，自幼丧母，而且与继母有很大矛盾。在天中，他遇见了“小耳朵”，并爱上了这个“年轻、漂亮”的老师，这是他的最大秘密。但他不知道,他的发小于池子喜欢他——这也是于池子的秘密。高二那年，于池子发现自己的朋友斯嘉丽居然和段柏文有着不一般的关系，而且她也...  (展开)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亲子电影# 《笨鸟大冒险》，今年陪娃看的第一部亲子电影，故事内容很简单，一只小鸟在学习飞行的时候，爸爸因为救它而牺牲了，于是它抗拒飞行，最后没能和大部队一起去往南方。留下的它，遇到了温暖的大白，遇到了知恩图报的老鼠，虽然也遇到了危险，但都安然度过。最后等回了...  (展开)

（这不是影评，只是个人写着玩的。）


由于是童话改变成电影，所以剧透神马的根本不叫事。

这里暂且不说一只包子如何逆袭，也不说灰姑娘其实就是绿茶。单就她最终成为人生赢家胡乱说说。

灰姑娘和王子第一次见面，是灰姑娘受气之后独自骑马去树林里发泄。故事总是无巧不成书，于是灰姑娘在个人信仰严重抑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理念的平台/对象.她牢记母亲临死之前的告诫“坚强而勇敢,仁慈而善良”，并把这个道理像信条一样灌输给王子，成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人说了，灰姑娘并不知道他是王子啊，看不出是刻意的讨好吧？
这就涉及到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的待人接物。有的女孩子空白的觉得自己还有几分姿色，忽视了自我才华的修养和温婉可人。其实情商高的无论对谁那永远都是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假装的也罢，养成习惯的也好，伸手不打笑脸人，爱笑的女孩永远运气好。

再看看灰姑娘的表现，不卑不亢，笑语盈盈，谈吐风生。几句话就把自己的风度才华展现出来并引导对方共同探讨人生这么重大的话题。实在是高手。

第一次的会面，可以归结为女孩子日常的修养。也是留心处处皆是缘啊哈哈。。

第二次就是奢华宏大的王室舞会了。现在你跟我说灰姑娘只是去找那个学徒工不是去参加舞会十个人里面至少十一个人不信。灰姑娘有明确的信念，不管她本意是想豁出去尽情的去玩耍一晚上也好，还是发现学徒工就是王子惊喜的馅饼从天上掉下来也好。(其实我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怀疑灰姑娘其实是认出了王子的身份的)

总之，灰姑娘的表现：跳舞，那叫一个美，去花园，约会那叫一个暧昧。真是把温情蜜意和若即若离运用到极致。这个分寸把握留待个人理解。
我要说的是，午夜钟声敲响了迫在眉睫的时候，灰姑娘还不忘停下来回头给未来的公公留下好印象！！各位啊，你们当高富帅二代是那么好嫁的？那必须得是经过大家长的同意才行啊！！

第二次是灰姑娘以最美的璨烂展现在王子面前。可谓是不留余地全力以赴面面俱到。(同样适用于职场面试啊,就看机会能不能把握并在规定的时间完美展现了)

第三次就是王子带着水晶鞋挨家挨户的寻找灰姑娘了。灰姑娘由于竞争对手的强势被软禁。怎样才能通知外面的人并引起重视呢？她选择了唱歌。唱歌很有意思，假如你唱的好听那很容易被人捕捉到，假如你唱的难听那也没关系，反正动静闹出来了，存在感就妥妥的。选择对的方法很重要啊。

于是王子终于见到了灰姑娘。灰姑娘知道自己就这么一次机会了,要么成功上位得以入主王宫，要么失败继续被继母和竞争对手排挤。灰姑娘怎么做呢，大胆的说“我爱你！！”

灰姑娘的每一次，几乎都是把自己最美好的倾囊而出，对自己的人生明确而执着，就算是破釜沉舟也好，她善于把握对方的心里，她赢了。


于是一切尘埃落定，岁月静好。圣母依旧“坚强而勇敢,仁慈而善良”。。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骑士]从第一帧开始就迷人。 黑暗只泄露一匹马的侧影，鬃毛扬起风，马蹄踏起尘土。 有某种野性，被狭窄的特写禁锢了。但这只言片语，好像还是冲出了画框。 马尤如此，人何以堪。 男主角，那个骑士——布雷迪——一出场，就举起刀子，撬出嵌在自己伤口上的订书钉。 看客都已经倒...  (展开)

   看电视剧最好不要看完结局再回头，因为，会有失落。用酸点夸张点的句子来说，就是“人生若只如初见”。

    一直觉得最虐的片子是军旅剧而不是言情片。因为在铁和血、生与死面前，爱与恨才分外真实且凛冽。

    尤其是兄弟情。
    是那么明朗痛切而又痛入骨髓。
    《我是特种兵》里的兄弟情是出色的，六个人——除了作为刘猛自恋象征的那个小庄，都是各有各的味道，各有各的意思，尤其是伞兵和卫生员这一对斗气冤家好兄弟，百看百不厌，卫生员那小眼睛一扑闪，就有好句子要出来了。

    如果一直是这六人组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故事应该比现在好看，因为除了夏岚之外的女性，都很浪费胶片。感谢电脑，可以让一看见她们的脸就往后拖进度条。其实不只这一部，刘猛剧中的女性角色，一向都是漂亮木偶，本来以为小影这个角色已经够假了，谁知道后来又出现了个丫头考验承受观众极限，什么跟什么啊！

    走颓废路线的小庄和走硬汉风格的他一样那么不招人待见，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到处有人给他开绿灯，顺利的像个官家二代。

    开头又寂寞又潦倒的老炮确实很震撼，有一种英雄的沉静，我被秒了。

    终于要回归主题了，看电视剧最好不要看完结局又回头，如果看到一伙人自相残杀，卫生员被爆头，一圈人的尸体横了一地——我当然知道那是忽悠马云飞和观众的，但还是忍不住凄怆，又是这样，总是这样，故事到了尽头，总会令人伤悲，再回头去看开头，忍不住会想，初入狼牙的时候多好啊：年少轻狂，幸福时光。

    岁月流转，功成名就也换不回当年的唇齿相依，兄弟四散，好兄弟、一辈子的承诺要接受残酷现实的考验，这是怎样的成长？

   所以我偏爱情景剧，一两百集看下来，始终是那几个人在兜兜转转，嬉笑怒骂的过着俗常人生，宁可不要壮怀激烈，也不要故事一点一点走向不可知的所在。所以我从来不纠结《红楼梦》里众人的结局，因为我愿意相信，那些花红柳绿的女儿家，就那样在大观园里哭哭笑笑，永远永远。

    看电视剧最好不要看完结局又回头，尤其，我还马上毕业了。

每一季都很好，但我最喜欢第四集，唢呐一出场，热血马上沸腾了。其实小时候看剧，有时候看喜欢的人物死了特别不甘心，就好比鲜参，小时候的思维一定是为什么她要出去，如果她不出去就不会死，蚩梦就至少还有母亲。但现在长大了，好像懂了，作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她在死溪林努...  (展开)

公正点讲，《心迷宫》（2014）只是相对来说还算不错的一部电影，尤其是跟大陆产的其他电影相较而言。之所以说它还“不错”是因为（1）以一种特殊的叙事结构来讲述一个巧合的故事，这种叙事结构一直能引领观众看到最后；（2）以非常有代入感的演员来演绎这个故事，的确没让观众出戏；（3）以小成本制作这样水平的电影，让人感觉真正电影不是“装”出来的。之所以称它是“相对来说”意义上的“不错”，是因为（1）一部真正好的电影，除了有好的故事外，它应当要有能触动人心的地方，除了一点黑色幽默带动了我们的笑感神经外，还真没有什么引起我们情感变化的因素，无论是压抑的，还是欢快的；（2）一部好电影应当给观众留有值得思索的东西，然而，无论是“人情”还是“世故”，它似乎都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值得我们咀嚼。当然，这虽是我非常私下的标准，但它相对于大陆之外的观众来讲，它还是有些东西值得玩味的，那就是它展现了后宗法社会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现状、农村的人情世故以及造就这一切背后的人性肇因。

或许有人会认为，本片揭露了中国农村人的丑陋面貌。如果说本片的目的就是针对这点，那就有点偏颇了，如同本片中的人性丑恶面，农村人有，难道大城市人就没有吗？“小三”好像是城市人发明的吧，讹人的城市人比农村人更多吧；“亲亲相隐”从来就合乎法理和人情（不讲法理和人情的社会除外），更没什么值得批判的。事实上，只要有人的地方，那点子破事都不陌生，只要你想“揭”，它就有恶可揭，你想“扬”，它也定有善可扬。所以说，本片决不是想从揭露视角来反映我们农村的人情与世故。

然而，它又的确是反映农村的人情和事故，只不过是放在后宗法社会背景下来讲述的。中国传统农村就是个宗法社会，村子里的大大小小的事靠宗法制度基本上就能解决，根本用不着公权力介入就可以将一些重大事件消弭于无形。然而，现在中国大陆的农村不再完全由宗法制度来统治了，但也决没达到一有人命关天的大事，公权力就能立马介入的地步，这就有了如同本片所设定的场景，虽然，村长或其他人可以立即报案，农村人也不再唯族长家长的命是从，但他们的思维还是习惯于宗法社会的那一套，至少在办事程序上还是希望村里有声望的人能够先出面解决问题，即能不将事搞大就不搞大，因此，对于死了人这样的大事，他们还是想着先“入土为安”为上，这就有了本片向境外观众展现特有的故事背景。所以说，展现后宗法社会背景下农村人如何对人、对事，如何维持人性中对道德、秩序的本能需求才是本片中心主题所在，因为但凡法治观念强点的地方，这个故事就不太可能会演绎下去，无论它发生在同姓聚居的村落，还是异姓杂居的小城镇。

那么，本片是如何展示这一主题的呢？在说明这个问题前，我们不妨先探讨一下本片到底结束在哪儿好。有人认为，本片结束在村长与儿子宗耀对视于殡棺前这一幕为妙。我也认为，为了过审，在这一幕上加上“自首”的字幕介绍是一种败笔，但其后拜神的一幕绝不是续貂之作，也就是说，如果仅结束于殡棺前这一幕，这虽有震动人心的一面，但本片就完全讲述了一个故事，它没有什么升华；反而加上了后面一幕，即使编导也认为自己是不得已加上去的，但我认为，这恰是将特殊背景下人的行为的根本动因揭示了出来，它不应被认为是一种所谓的“救赎”，既然本片在叙事方式上整体是呈倒叙的，那么，最后一幕恰恰是所有故事的开端，肇始剧中人的所有行为的本因。

越是所谓文明程度不高的地方越能看出人的原始本能。相对于大城市的人来说，农村人的处事风格更近乎丛林法则，那首要原则就是“自保”。处在法制尚不健全，宗法体制又早已崩溃的农村，那里的人们自保方式的首要特点就是祈求神灵的保佑了，因为在外在无所依的情形下，内在的东西必然会占优势。这样，求神拜佛就可以认为是人的自保本能在信仰层面上的反映。那里人们总觉得有了神灵的护佑就多了一层保护，这种保护当然是个人性的，你求则佑你，你不求就增加了危险的可能。所以，本片中的白虎进入道观求神保佑赌博能赢，宗耀母亲也来为儿子求取护身的灵符，而那无神保佑的宗耀的女友也在闺蜜的告诫下准备实施她独有的自保措施——假称怀孕——来诓住宗耀，这样我们就从自保的角度解释了故事中行为人是如何有了推动情节发展的第一动力。

当然，我们可以继续从自保的视角来解释其他人物是如何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比如宗耀为何要推倒白虎、其父又为何要焚尸伪造犯罪现场、丽琴为何否认宝山夜里跟她在一起、宝山为何在关键时候说他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不知道等。然而，除了自保这种本能，我们还发现这些人的行为原因中还有道德和秩序的本能夹杂其中，这就从中看出了人性的挣扎：宗耀想维护女友颜面又不想让全村人知道他的婚前性行为、其父在保护儿子与违法犯罪间作了艰难抉择、丽琴想保全名节又不想将事情闹大、大壮想追求自己幸福又不敢违法犯罪、宗耀女友为了自保而藏匿奖章后又自责而掩埋奖章，从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行为人在自保的同时又不想违背公序良俗或法律，而后者也是一种人性需要；这种人性的挣扎或许正是“心迷宫”的真义所在，即人性需求是复杂的，人的内心决不是单向度的。然而，无论我们怎样看待人性，若脱离后宗法社会的背景，故事的起承转合似乎都会有障碍，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定背景下特定人群所创造的一种特定的故事，其中所反映出的人性的特殊性要远大于它的普遍性的，因而，我们可以这样说，本片的价值和局限性都在于此。（文/石板栽花 2015年10月17日）

这篇剧评可能有剧透 ◆ 未来学大会 >> 这年头，太空航行只不过是逃避地球上各种问题的手段。换句话说，你飞往群星的时候，暗地里会希望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地球上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并且结束了。 期待《1899》不是一天两天了。在它上线之前，我就向身边的朋友们多次推荐这部剧，打着《暗...  (展开)

镜头很碎，很多镜头没啥意义，并没能服务于电影剧情，不知道是预算少怎么得，美术太糙了，宇航服看着很脆皮，特效也是避重就轻。 导演对于情绪推进的掌控不抓人心，没能让人共鸣出一个女性宇航员飞完后落地后の矛盾和敏感，可能是真的制作预算有限把，一切都省时省力的。 虽然...  (展开)

基本忠于史实，改动也不小。两名躲在大使馆电报室里的枪手被杀就有争议了：这两名枪手负责看押人质。当ＳＡＳ向使馆发起突击之后，枪手当即开枪，打伤了一名人质。那位名叫达加尔的人质身中６弹，但神志依然清醒。他回忆说，人质们都劝两名枪手投降，这样就不会被打死。两名枪...  (展开)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门神，显然是先于道家神仙体系出现之前的上古神袛。早在山海经里便已记载，又有古书说俩人原是蚩尤手下，被女娲收服后专职驱鬼除魔，守住鬼门关，变成了门神。 中国的神仙传说也是有历史更迭的，不乏有其中的政治意味。从盘古女娲后羿开始，到炎黄共工祝融大禹都算是门神的同...  (展开)

不同时代的英雄们与“白日梦”
——从《叶问》系列看电影对社会心理需求的迎合

弗洛伊德认为，在梦中，我们的过往记忆、创伤刺激、白日经历等残片混合在一起，经过一系列无意识的加工之后，糅杂在一起，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在梦中得到实现。根据这一理论，我们不难发现，电影，尤其是如今的主流商业电影，与“梦”本身有着非常相似的特征和功能。事实上，早在电影诞生初始，便有人提出了电影就是梦工厂的说法。我们在电影中所观看到的故事，所获得的满足和快感，恰恰来自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缺憾和匮乏。通过一两个小时的观影活动，我们的缺憾得以补足，由此心灵得到慰藉，尽管仅仅是个美妙的幻觉。唯一不同的是，与梦的无意识相比，电影是人们有意识的造物，因此，它更加具有逻辑性和完整性，可以说电影是一出美满的“白日梦”。
自从卢米埃尔兄弟拍出第一部电影，短短的百余年间，电影迅速覆盖并取代了许多传统艺术的基本功能和社会位置。成千上万的人义无反顾的钻入电影所编织的“白日梦”中，获得教益，获得日常生活的信念和价值，获得生活的方式与时尚的信息，祈求从心理上逃离日常生活的繁琐与痛苦，遗忘世界的苦难与不公，从而进入正义永远战胜邪恶、爱情永远征服死亡的完美世界。于是，电影院成了跨越种族、国籍和文化的“教堂”，在电光幻影之间，人们进入一种集体的典仪，获得宣泄和抚慰，享受安宁与独处。
然而，大众的心理缺憾和需求，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成功的电影恰恰就是踏准了这样的节拍，适时的送上最符合时代心理的“白日梦”，填补缺憾、满足需求，因而为当时的大众所接受，收获不菲的票房与口碑。《叶问》和《叶问2》这两部从本质上讲并不太出色的影片，就是因为符合了这一规律，造就了成功的典范。《叶问》获得第二十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和过亿的票房，以及《叶问2》目前不俗的表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纵观香港功夫片历史，几起几落，其每次勃兴，都无不与迎合了当时的社会心理需求有莫大的关系。
【马永贞】
60年代至70年代中上期，是香港制造业的成熟期和现代工业发展的全盛期。那时的香港人大多数都把全副精力用于奔忙事业和拼命挣钱，因此单打独斗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成为大佬的个人英雄形象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而为人们炮制一个乌鸡变凤凰的“香港梦”则成为那个时期电影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在那个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影院的观众也以男性为主，因此，用男性的阳刚来适应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观众的心理需求的香港功夫电影迎来了一个高潮期,其代表人物有张彻、胡金铨和李小龙。
以张彻的《马永贞》为例，山东小子马永贞独自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打拼，虽然在社会底层做苦力，但因为身怀绝技，逐渐成为上海滩知名人物。有了声名之後的马永贞逐渐迷失了初到上海的本性，开始变得飞扬跋扈，并崛起成为大上海一帮势力。然而，猛虎终归山上丧，他也逃不过人在江湖、利字当头、惨遭厮杀的宿命。
那时的香港已逐渐由传统的农业文明背景下的“集镇”,发展为现代工商业文明的“都市”。它的强烈的世俗化、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影响了功夫电影的价值取向及其发展流变。马永贞不再是老粤语武侠片中老成持重、行侠仗义的君子,而是年轻气盛、快意恩仇的“现代”青年。他的卑微出身和奇迹般的成功，无不令坐在影院里那些正在拼搏的年轻人们欢欣鼓舞，极其有效的预支了他们对于成功的喜悦。同时，对于那些在经济大潮中业已获得利益的人群来说，马永贞后半段的经历，则迎合了他们的迷茫与思考。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面对诸多利益诱惑，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实现个人的理想抱负,或者干脆说是为了向上爬,而难免以个人的欲望取代了正邪之分、是非之别。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道德与欲望、集体与个人的碰撞之中，这些人难免会产生一种无助的茫然感。马永贞的成功映照了他们的现实，同时马永贞失败也让他们寻求到了一种虚拟的赎罪感，如同在教堂中做礼拜一般一吐为快。人最恐惧的就是未知的不确定感，当电影为他们展示的最终结局出现在眼前时，他们的恐惧随之消失，得到的是一种确定的释然。同时，马永贞的失败也为他们敲响了一记警钟，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提前警醒，可以让他们有所警觉，最终安然度过，从而内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正是因为恰如其分的迎合了时代的需求，《马永贞》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将第16届亚洲影展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奖收入囊中，同时成为香港电影里程碑级别的巨作，最终启发了一整个时代的香港黑帮电影。“马永贞”这一银幕形象也从此家喻户晓，他身上所具有的个人奋斗、迅速暴富、违背既定规则等等特质，也成了那个时代的标签。
【黄飞鸿】
80年代至90年代初，当年埋头打拼的香港人都已获得了不同的成就，开始走入中产乃至富豪阶层，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和鲁莽，取而代之的是成熟和理性。他们开始关心更加宏大的主题，比如国家、民族等等，加之殖民地文化的影响，使得这样的思考更具复杂性。同时，男性在获得自身成功以后，开始需求感情的慰藉，追求美和浪漫。因为经济独立，很多女性也已不再是男性单纯的附庸，她们走上社会，并且越来越多地涌入影院，成为不可忽视的观众。这个时候，香港的不少功夫片导演便适时地随之转型，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出一个个成功、有产、心怀天下的男性形象，同时为加强女性地位，又为功夫片增加入情感成分，因而大获成功，成为香港功夫电影的又一高潮，其代表人物有袁和平、徐克、成龙、李连杰等。
以徐克版“黄飞鸿”系列为例，黄飞鸿是个成功男士，拥有自己的产业——宝芝林，兼任当地民团教头，与黑旗军的林永福交情颇深，在佛山当地拥有着相当的社会地位，同时，黄飞鸿与十三姨的情感也经营得风生水起。可以说，这样的人物设置，完全符合了当时主流观众的心理需求。
其实以黄飞鸿为主角的电影早已有之，从1949年香港拍摄的第一部《黄飞鸿传上集之鞭风灭烛》开始，如今已经有100余部“黄飞鸿电影”问世。每部电影中的黄飞鸿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或是个严谨的老人，或是个顽皮的少年，或是个唯唯诺诺的闷瓜，或是个气度不凡的圣人，但无论如何变化，黄飞鸿终归是个武者、侠士。到了90年代初，这种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徐克操刀的六部《黄飞鸿》，将李连杰饰演的黄飞鸿真正推到了“侠”之大者、一代宗师的地位之上。
徐克版“黄飞鸿”秉承了“黄飞鸿电影”的内在精髓，但又完全再造了一个全新的“黄飞鸿”形象，并使之成为经典。相比关德兴版那个行侠仗义的严肃长者，徐克的“黄师傅”则处在青壮年，举手投足间没有了原本那个代表传统父权文化的权威形象，转而以另一种潇洒利落的风姿彰显他的“新一代”王者之风。相比成龙创造的欢乐英雄式的青年黄飞鸿，徐克的“黄师傅”则又多了成熟稳重，时时彰显一代宗师的气质，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儒家之侠，正邪分明、忍而后武。徐克有意突出了黄飞鸿所处的时代背景，在这个内忧外患的社会转型期，黄飞鸿面对时代变化会有思考，面对愚昧落后的民众会有痛苦，面对新科技会有茫然，而面对爱情又会有无措。黄师傅不再是个只会好勇斗狠的青皮，而是一个处在社会变流中愿意思考、企图改变的中产阶级。他不再只是悬壶济世，而是忧怀国家，将原来的修身习武、为民除害提升到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民族矛盾及国家存亡的高度之上，多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厚重感。虽然历史的局限注定他的眼界是狭小的，但他的人格和心境却使他本能地选择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他对责任的承担也许是被动的，但一旦承担了就义无反顾，他也许无法改变社会，但却绝对是一个时代转变的见证者、参与者。徐克版的黄飞鸿揭示了香港与内地之间无法割舍的历史，并深刻地探讨了属于香港人的历史情结以及那个时代人们所期待的人格境界。
徐克版“黄飞鸿”从青年时代转向壮年心态的经历，迎合了香港的社会发展阶段，引起了普罗大众的共鸣，难怪连关德兴本人看后也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当年仅《黄飞鸿》第一部就狂收3000万港币，荣登年票房前十名，同时还获得了第十一届香港电影金像的最佳导演奖，真可谓是名利双收。新“黄飞鸿”身上所拥有的有产阶级、反思、理性、忧国等标签，成了那个时代香港人的写照。
【叶问】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政治和经济上的差异所产生疑虑和担忧在逐渐消除，香港人对自己的身份、文化寻求认同的心情则日益迫切。因此，渗透着浓浓乡土、家国的意识，彰显民族精神的电影作品，更能迎合此阶段香港人的心理需求。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无论香港人还是内地人，均感觉到来自西方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侵入压力，这样的痛苦也需要一种途径来进行消解。于是，在《叶问》及《叶问2》中，便不再有黄飞鸿那样对义和拳的反思和对中西关系的探究，转而变成了二元化的简单对立，在击倒外来的日本武士和西洋拳手的一刹那，国人集体释放抑郁胸中的苦闷。
在宣扬民族精神，迎合时代背景的同时，电影也在进一步的迎合大众的个体需要。这个时代，集体主义开始让位于个人主义，于是影片便同人们探讨起在一种民族的或更为普遍意义上的正义和个体伦理需求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个人应该如何选择？在民族危难到来之初，叶问并没有想担当正义，他只想在乱世中保全家人，生存下去。但终究覆巢之下无完卵，叶问被推到了一个历史的也是他个人生命的风口浪尖，他必须用他的功夫，为生存而战，为妻儿而战，为朋友而战。也许观众会将他的行为理解成为人性尊严和民族正义而战，但这都不重要了，叶问已经成为一个英雄。而叶问走上英雄之路的心路历程非常丰满，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个体性情的真人，让他做出既合乎历史也合乎人性的选择。这一刻是一个普通人生命中的光辉一刻，它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更为接近真实的人性因而感人至深的英雄主义。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是缺乏英雄的时代，不如说是缺乏真实可信的英雄的时代，以往的“高大全”形象已经败坏了大家的胃口，使得一个个英雄形象变得那般虚假，因此遭到人们的抛弃。但这并不证明我们不需要英雄，其实人们永远在期待一个英雄的出现。只不过，这个英雄不能再像从前一样从石缝里蹦出来，不是高高在上俯视着我们的神，他首先应该是我们当中的一分子。从这点来看，叶问爱妻、无不良嗜好、整天努力在外扒拉钱养家、并不像惹是生非，怎么看怎么像当代大多数工薪、小白领、小资的生活写照，小人物们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其实并不是无能，而是为了自己对家庭那点小小的责任。明崇祯年间，如果皇帝不搞驿站大精简，如果不裁掉一个叫李自成的小驿卒，那么历史上也决不会有“闯王”这个人物了，所以不要把大家逼急了，没准里面就藏着张问、李问什么的。
马永贞、黄飞鸿、叶问等英雄，与其说是电影工业制造出来的，不如说是不同时代的人们从自己内心中呼唤出来的。电影人只是迎合了时代的需求，将人们渴望的形象以技术手段投射到银幕上，使得这些“白日梦”看起来如此真实可信。当然，制造“白日梦”同时也是个技术活，影片获奖大卖并不一定能证明是你的活儿好，手艺上叶伟信要向张彻和徐克多多学习。


参考文献：
戴锦华 《电影批评》
蔡洪声 《香港电影八十年》
陈墨 《香港武侠电影的发展与衍变》
孙雁冰 《剑啸江湖侠客梦》
陈捷 《叶问：个体伦理、民族正义与历史选择》

一周来，基本处于一种心力交瘁的状态，脑子高速运转，怎么也停不下来，又理不出头绪，千军万马践踏而过，泥浆四溅，泥足深陷，黑暗没顶的感觉从如此清晰、强烈。

去年十月，我曾说要把《铁西区》看完，说这话的时候我刚看了个开头——九个小时的前二十分钟。就在一周前，我给自己腾出两晚的“空闲时间”，一鼓作气在电视面前呆了两晚，加起来，正好九个小时。

之后是白天黑夜的回想、思考；千头万绪的找寻、提炼。可我到底失败了，面对这样一部纪录片，面对由一部纪录片而起、对一个国家、两代人命运的诘问，语言迷失了方向。

不是没想过要放弃，直到我发现，它已成为我背上的石头，而我化身西西弗斯，不把它扛到山顶，再眼睁睁看它轰隆隆滚下山谷，我无法解脱。

那么，就让我尝试说点什么，面对一个民族臃肿僵硬的身躯，面对一个时代巨大空旷的废墟，面对孓孑般卑微顽固的生存。

王兵的《铁西区》，去年十月看《八十年代访谈录》林旭东一篇时，他固执的推荐引起我的注意。出于对纪录片本能的关注和持续的寻觅，从国内带回来的影碟里，正好有这么一套四张《铁西区》。之后重温《书城》过刊，惊讶地发现：早在02年第6期，张献民的《DV潮》一文中，已经提及《铁西区》，这个名字夹杂在朱传明《群众演员》、贾樟柯《公共场所》和杜海滨《铁路沿线》队伍里，很不起眼，估计也就“业内人士”偶有耳闻。至于说目睹，读过张献民《看不见的影像》系列关于《铁西区》的文字，我才知道林旭东的热烈推介事出有因，也只有他，有这个资格固执己见：王兵长达300小时的影像素材，林旭东从头到尾看过一遍，按每天看十小时计算，全部看完要三十天。听上去好象并不很长，可一部9小时的纪录片都有可能叫人望而却步如坐针毡，连看三十多遍是什么滋味，并且所有的素材乍一看都是那样乏味、庸常、昏昏欲睡。

整个观影过程，我不断想到陈桂棣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可以说，一本书和一部纪录片（也许还应加上管虎的一部《生存之民工》），涵盖了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急剧蜕变，描摹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两大群体日益滑向边缘的生存态势。记得《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在《当代》2003年第6期摘要发表时，曾有这样一段稍许煽情（谁又能说它不真实！）的文字介绍：全景式记录了那些“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在我看来，这段话的一部分同样适用于介绍《铁西区》：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

也许还该加上一句：想象不到的绝望，想象不到的坚韧（而这坚韧最令人心酸也最震撼人心之处，恰是它纯粹出于本能）。

几乎赶上一部电视连续剧长度的纪录片，注定了它的流传离不开这样几个关键词：地下、小众、独立。之后是国外获奖，于是再加上个制作者会报以一声无奈叹息的关键词：盗版。《铁西区》就这样来到了千千万万淘碟者的手中，出现在零零星星网上评论的字里行间。

从1999 年独自拎着DV走进铁西区，两年时间王兵积累下300小时的原始素材，经过一年时间的剪辑，终于成形。影片分三部分，前两张碟长度大约都是两小时，合成四小时篇幅的《工厂》；第三张碟有三小时左右，叫《艳粉街》；第四张碟长度两小时多一点，叫《铁路》。它们之间有内在联系，又能彼此独立。对一个广大区域的持续注视，理出头绪很不容易。王兵在访谈中也说他头脑里从一开始就很清晰，需要分成工作和生活、两条线索。铁路本来包含在“工作”中，后来单独成篇，作为 “工作”部分的延展、梳理，及与“生活”的串联。这实际也符合铁西区的真实样貌：这是一个位于辽宁省沈阳市，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机械加工业基地和基建配套工业基地，鼎盛的八十年代初，就业的工人数量达到100万左右。它历经日据时代，苏联援建时代，和计划经济积累增长时代，直到市场经济的衰落时代，王兵镜头对准的，正是一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最后的喘息。

交叉的剪辑计划在庞大的构架面前很快被证明并不可行，王兵需要找到一种节奏，表现工厂这头钢铁怪兽和人之间的联系，他们荣辱与共，相生相惜；却又彼此间离，相互漠视。王兵说，《工厂》这个核心的节奏找到了，接下来的《艳粉街》和《铁路》，剪起来就很顺手了。

一，工厂——丧钟为谁而鸣

我没去过沈阳铁西区，但我在四川一个工业区长大，熟悉庞大而门类齐全工业区所有的气息和脉动，象王兵说的那样，他们无一例外，全都巨大而空旷，哪怕有人在里面活动，也显得荒芜。我熟悉任何一条进入它的大路、小路，但我从未思考过一个全局的角度。王兵思考了，或者说，他的摄像机找到了这样一个角度：铁路。

开篇就是铁路，火车慢吞吞行驶在铁轨上，路过一座座厂房高炉，一个个道口岔路，其过程恰似引领我们的眼睛对铁西区进行一次宏观的巡礼。长达七分钟的镜头，沉着冷静，意味深长，奠定了整部影片的基调。我不由得想起普西金的长诗《青铜骑士》起兴几句：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我爱你铁栏杆的花纹，你的幽静而悒郁的夜晚……小波先生的哥哥王小平回忆兄弟俩对此诗共同的热爱，曾评价道：“这是一段流动的心绪，一种徐徐扫视市容的方式，但它是何等从容不迫、气象万千。”

现在我要告诉你：《铁西区》也有这般“徐徐扫视”的雍容凛然。只可惜，它所注视的，不是气象万千彼得建造的大城，而是沉荷深重病入膏肓的困兽，越从容不迫，越带给我们一种切肤之痛，累积压抑，引而不发，直至失语。

在铁西区众多的工厂当中，王兵选择拍摄了沈阳冶炼厂、沈阳电缆厂和沈阳轧钢厂，因为这三个工厂分别处在三个不同的运转阶段。同时，这三个工厂可以说代表了整个铁西区在1999年期间的一个整体状况。沈阳冶炼厂是处于生产与经营运转比较正常的工厂，可以在这个工厂内拍摄到工人们完整的工作状态；沈阳电缆厂 90%的工人已离岗，工厂内只有中层以上的领导在正常工作，可以在这个工厂内拍摄到领导阶层的留守状态；沈阳轧钢厂是一个基本上废弃的工厂，只有少量的车间继续开工，成为捕捉大工业颓败先兆的最佳视角。

刚开始看有些乱，摄像机仿佛无头苍蝇似地跟随这个工人、那个工人在不同车间、不同休息室、不同澡堂子之间游走。事后回想，原来有着层次分明的脉络可寻（其中冶炼厂的构造比较复杂，分炼铜、炼铅、炼锌等多道工序），简洁说便是一个个车间依此拍过来，之后又回过去拍它们的收梢结局，不外乎八个字可以总结：物伤其类、殊途同归。

镜头掠过巨大的吊钩、火红的铁水、移动的行（hang）车、氤氲的雾气……这一切汇聚成一股强大而不容置疑的冰冷怪诞，朝我们压迫而来。工人们行走其间，却游刃有余、驾轻就熟。事实上，王兵的镜头多在工作和生活的衔接部位——休息室内徜徉流连，工人们在这里聊天、打牌、吃饭、听广播、做洗澡前的准备工作和洗澡后的换装整理。所有的环境都昏暗肮脏，油渍片片，铁锈斑斑；所有的谈话都带着脏字，好跟环境保持一致，共同抗拒机器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带给神经巨大的损耗。

我的神经也被损耗了，集中不起精神，嗡嗡地滞顿着昏沉着。所谓感受，一时近在眼前，伸手可及；一时又远在天边，渺不可闻。抓挠下几段残思断想，不能成篇，勉强罗列如下：

[个体的无力感]：工人谈论厂子的前途，悲观失望的同时只伴随着任人宰割的无奈。我们看见他们在混日子，但这并非工厂倒闭的直接动因，哪怕他们埋头苦干，结局还是一样，时代的战车隆隆向前，很遗憾，工厂和他们，在资本搏弈的过程中，被动成为牺牲品的命运已经注定。

一个工人说：现在的情况就象捂着盖子，锅盖打开前，啥也看不见。
一个工人粘连不清说了半天、个体与集体共生共荣的关系。他也许不知道海明威的大名，可他分明听到了丧钟敲响的声音。
一个工人歪在长椅上追溯往事，讲他久远而荒废的学生时代，这时候，他的同事走进来说：“决定了，就是明天，厂子关门。”

[虚无的乐观]：被动选择的无奈，直接导致及时行乐的消极等待。所有的人都知道死期临近，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导火索的真正长度，生存本能趋使下，人还必须活着，必须找乐，必须一点一点磨时间。于是，我们看到镜头里的工人们该吃喝的吃喝，该玩闹的玩闹，炼铅厂的一批工人，因为工作的严重污染性质，甚至还参加了最后一次疗养活动。所谓疗养院，不过是远离厂区的几幢楼房、一条小河、几垄田地。工人们在宿舍拉琴唱曲儿，在娱乐室看黄片儿，去食堂打饭，去医务室打针。

我很讨厌学者们的牵强附会，把工人对裸露的身体（指看录像）和身体裸露（指洗澡），说成什么“身体的裸露与否已经不构成对文明的定义，文明和欲望一起消失，剩下的只是被强大的工厂机器所阉割的无能的肉体，以及不能被肉体实现的本能……肉体成为‘物’和‘他者’的存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吕新雨：《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些被高深理论武装得过于晦涩的头脑总爱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不这样就显示不出“学术水平”似的，说严重点就是“强奸民意”！

看黄色录像面无表情怎么了，好比农村田间地头的荤笑话，司空见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自然波澜不惊，大将风度。正奶着孩子的大嫂说得兴起，就敢扑上来扒毛头小伙的裤头——在城里人眼中过于“生猛”的行为并不意味着流氓下作；同理可证，在教授们眼中过于平淡的反应，也不意味着精神的阉割和肉体的无能。

再说洗澡。王兵镜头对准了许许多多洗浴镜头，这意味着影片不可避免总晃悠着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身影，他们的胯下，被打上了马赛克。吕新雨教授看到的是“肉体的去势+文明和欲望的一起消失”，我看到的却是具体生存的窘境，及长期忍耐、习以为常的坦然（当然，从中也能看出王兵整天跟他们混在一起，熟到了什么程度，他手里的DV，跟桌上的糖瓷杯，肩头褪了色的劳模奖励毛巾一样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跳到《艳粉街》部分看工人们的生活环境，很容易明白他们的家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及时酣畅的洗浴条件，他们的工作环境又无一例外地油腻肮脏、尘土飞扬。这也是为什么影片中频频出现脱得精光的躯体的原因：不是因为王兵有什么 “特殊”癖好，或出于什么阴暗的猎奇心理；也不是因为工人们闲得发慌，或跟小日本一样，酷爱洗澡。他们就是需要洗澡，每天下班前都需要洗个热水澡，而王兵的镜头又不分三班，连续拍摄走马灯一样换班的工人，自然我们看见的场景里，便不断有人准备洗澡，或洗完了出来。道理就这么简单。

既然裸体问题容易触动人们敏感而八卦的神经，我不妨多说两句，“八卦”到底。根本不需要扯上什么大机器附庸下人类渺小的肉体之类艰涩的理论，只要动一动手指头，换一张碟片，提前观摩一下铁西区的工人们，从巨大的钢铁怪兽身边回到自己低矮逼仄破旧的棚户区艳粉街，他们在镜头面前整齐划一的“袒露”，其根源也自然而然袒露出来：这是一种根本没有隐私可言的日常生活。我印象极深，片中那些半大截子小孩互相串门，屋里的大人无处可避（估计他们也并无此意），就这么躺在床上，男男女女一问一答聊得高兴。这里面，有床上的父亲、母亲，有自己的儿子，有儿子的朋友及朋友的女朋友。避讳是一个奢侈的词，在艳粉街；避讳是一个无用的词，在工厂里。如果说真有什么“去了势”的话，不是工人面对镜头、被打上马赛克的肉体，而是远离工厂喧嚣和生活卑微的思考方式，及由此产生、所有道貌岸然高深莫测的词汇。

[时代的荒谬感]：小人物的悲欢，个体生命的起落，本来并不能有效映照整个时代。然而铁西区里的小人物，零乱、离散、茫然，一点一滴地，汇聚成海，构成了整个体制投射下的巨大阴影。

一个工人说到自己的家庭：老婆已经下岗了，他每天早上三、四点就得起来去帮老婆批发蔬菜，天亮了好运到自由市场卖。

一个工人爽朗地说：我这人没别的毛病，就好搞个破鞋！可你听他接下来话头的意思，不过是嘲讽满大街下岗“下海”女工们、随行就市的低廉价格。

疗养院的闲散生活出了意外，不到脚脖子的小河沟，却淹死了一位同伴，工人们聚在一起谈论善后。悲伤轻描淡写，家属哭闹一笔带过，众人的关注一致指向赔付金额，“也就两三万块钱吧！”不要说人情冷漠，命比纸薄，活下来的永远比死去的重要，这便是我们千方百计所要维护的、起码尊严。

千禧年到了，电缆厂的女厂长和几个员工在小饭馆里庆贺新年，席间女厂长告诉大家，明年企业的形势可能更加恶化。与此同时，他们当中一位大姐拿着饭店里的麦克风，正在旁边高唱着：“我们走进新时代……我们开创未来……”

电缆厂交不上供暖费，留守人员也回家了，开春再来，办公室结着几尺厚的冰层，严寒中，厂子里所有的暖气片全都爆裂了……

《工厂》结尾部分，轧钢厂开始拆除设备，推平厂房。巨大的钢架被电焊枪切割下来，可能在上面呆了七八十年的灰尘，瀑布般落下……

工厂外却聚满退休工人，等待着领取拖欠了好几个月的工资。等待成为一种常态，甚至包容了每每落空的打击。怨恨、悲凉、不甘、抗争，通通在体制坍塌的废墟中埋没，消解于无形。这里，铁西区熊熊的炉火已经熄灭，高高的烟囱不再冒烟，工人们听天由命，退无可退，脚下踩着的，是生命这个词所包含、最后的底线：活着。

王兵的镜头跟随一个工人在人去楼空的车间、乱七八糟的休息室内外游走、搜寻，如幽灵一般。我不知道这个工人当时的心境如何，是否如屏幕之外的我一样：往昔喧闹固执而分明地，涌上心间，空谷回音，徒增伤感。眼前的一切象是被洗劫过无数遍的店铺现场，他是一个、来晚了的窃贼。工人这儿翻翻，那儿看看，一无所获，捡起一张工作证，研究一下，又扔掉，遗憾地说：“这里原来尽是好东西来着……”

还是不紧不慢行驶的火车，窗外的景物看似依旧，变化却溃疡般扩散开去，原本整齐的厂房，越来越多变为空城，它们走到了崩塌的边缘，即将尘归尘土归土，仿佛从未存在过。雪又下起来，空朦迷惘，远方隐没于雪的深处。一个时代，就这样留一个苍凉的背影，匆匆逝去。我不愿炒陈饭，网上几乎所有写《铁西区》的文字都引用了王兵的一句话。写到这里，我发现：到底避不开，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语言能够描述我所看到的：

“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

二，艳粉街——垮掉的一代

我的童年家住在艳粉街
那里发生的故事很多
我没有漂亮的儿童车
我的游戏是跳方格
大人们在忙碌着活着
我最爱五分钱的糖果
我们姊妹三个是爸和妈的欢乐
尽管我家里没有一个存折

艾敬这首《艳粉街》多年前曾流行一时，许多人以为这是艾敬虚构的一个街名，待知沈阳确有一条艳粉街之后，又对街名的“隐晦含义”横加猜测……不管怎么说， “艳粉街”三个字，就跟北京的“八大胡同”一样，容易使人联想到女性出卖肉体的低下场所，自然而然在脑海中勾勒出“堕落、颓败、穷困、边缘”的大致轮廓。

我不知道艳粉街名字的由来，只知道从《铁西区》这部纪录片的第二部分看，人们对艳粉街的“先入为主”基本正确。从三十年代日本人在这里建厂开始，南宅北厂的格局便确立下来，从关内涌来的工人们依厂而居，他们的子女在工厂边长大，上山下乡然后回城，仍旧落脚于此，到现在，第三代已经成长起来。艳粉街，就这样 “自我繁衍”为一处“都市里的村庄”，在镜头中袒露它简陋、低矮、破败、杂乱的棚户区模样。

王兵的镜头追随的，是一群十七八岁、整天无所事事游来荡去的艳粉街青年。吕新雨的文章中有这样的形容：“他们的青春、爱情、欲望、欢笑、嘻闹成为这个晦暗背景中的一抹亮色，仿佛是每天升腾在屋顶上的云彩。”不好意思我又要不知天高地厚反驳这位复旦大学的教授了：我的感觉恰恰相反，所谓青春的亮色我以为只不过是夜空中瞬间明灭的烟花，正好让我们看清笼罩在艳粉街上空的黑暗有多么浓重、多么广阔、多么厚实、多么难以穿透令人绝望。

《艳粉街》一节实在可以独立成片，当作贾樟柯《小武》的另类版本来解读，王兵镜头下的波波、王震等人，不正是山西汾阳街头的小武们。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他们的世界缓慢停滞，不是他们不想变，而是他们无力改变、废墟生存的命运。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大工业激情的幻灭，工厂的倒闭，父辈生计的无着，不由分说接踵而至，排山倒海的巨浪却被艳粉街卑微的沙岸尽数吸取，消解于无形——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

生活区的拍摄实际上与工厂区的拍摄并驾齐驱，同时进行。相比起工厂区的宏大嘈杂，生活区的缄默实在是一种漫长的凌迟，无论对镜头里的人物还是对观看者的心智。工人生活的真相在这里大白：穷街陋巷、家徒四壁。按波波的话说：“从家里出来，才知道外边的冷不算什么，比家里暖和。”

不大点儿的时候他们叫作“待业青年”，过几年顺理成章“转化为”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的活动区域就在这阡陌纵横、堆满垃圾和积雪的艳粉街。天气回暖的时候，在艳粉街中穿行是一项冒险，我第一次对镜头中那位老跟男友打打闹闹的女孩子脚上的松糕鞋心生好感，认识到一种事物被一个群体热爱之必然，也许无关品味，只因实用。很显然，松糕鞋在艳粉街是实用的，小姑娘在泥泞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艰难穿行，神情却轻松自如堪称愉快，果然，当他们一行人顺利抵达波波家门口时，松糕鞋的鞋面光洁如新，一个泥点子也没溅上。

艳粉街的孩子，世界局限在艳粉街，最远抵达街口的“宏祥小卖铺”。“宏祥”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电话中他们说，我还能在哪儿，就在“宏祥”呢！跟父母说，我去“宏祥”啦！在朋友家玩腻了，总有人提议，不如我们去“宏祥”吧！宏祥为什么成为这群半大孩子的据点我不知道，只知道他们有事没事爱往那儿跑。小小的店面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大家随便找个地方站着依着，开聊：交流外面世界的道听途说、畅想倒买倒卖报废汽车的发财之路、跟哥们儿倾诉追女孩子的野心和挫败……

你不能说他们麻木不仁，你不能说他们对父母的窘境缺乏体谅。当贫困成为一种常态，身在其中，自会产生“宠辱不惊”的气度，所谓“虱多不咬债多不愁”，他们的父母大都失去工作，在家呆着，无声无息躺在床上，生活的苦涩滋味不用提醒，时时刻刻如影随行，他们用青春嘻笑的本能抗拒悲哀，鼠目寸光只因为，他们看不到更远。

两个男孩脏话连篇关于“理想”的讨论，大概每一个看过《艳粉街》的人都会留下深刻印象，最后他们的结论是：“啥理想啊？当饭吃啊？！”拍摄者王兵说，当他置身于大工业衰败的阴影之下，“不由得使你感到自己也是这样，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

没有理想的青春是多么乏味，心里的想往却并不枯萎，爱情大概是这个世界上生命力最顽强最不挑剔土壤的种子了，荒漠里也能开出花来。艳粉街的青春和这世界上任何一处阳光明媚、衣食无忧的幸运之地别无二致，拥有一个最绚目的主题。

这群孩子没有收入，父母也不大可能给他们零用钱，两手空空，还特别想在情人节这天给正在追求的女孩送上一朵玫瑰。波波最后从别的女孩那里“借”了一朵，并托她送去。玫瑰送出了，并不意味着爱情告捷，波波在“宏祥”失落地强撑道：“没想到她还挺难追！”王震精心写就一封情书，却遭到众人的嘲笑；一个女孩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便高傲地不理他们这群人了；还有迟英，前面我说过穿松糕鞋老跟他们混在一起的女孩子，她全心全意护着自己的男朋友，能躲在男友怀里撒娇就是她最大的快乐，片尾，一场莫名其妙的口角之后，他们却分手了，所有的人于是也都离弃了她，迟英茫然地站在艳粉街口。被一个人和一个集体同时抛弃，这一生我们也许要经历许多次，可每一次都免不了惶惑，以为天塌下来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松糕鞋头一次显得沉重，迟英迈不动脚步，王兵的镜头远远望着她，人来人往中，倔强着不流一滴眼泪的女孩，让我心痛。

这就是艳粉街的上半部分，我想起吴文光写《小武》时候的句子，同样适用描摹艳粉街的青春：“我们这些人的舞台像什么呢？70年代，躺在床上等有个声音叫我们起床；80年代，下了床但还是窝在沙发上看看有什么东西可能发生；90年代终于出门了，但最远距离还是站在家门口的街边。”

无“路”可上、路边守候的状态，不是王兵镜头捕捉到的，而是它忠实记录下来的。在中国，每一个城镇，每一条街道，都有这样无奈的“游手好闲”者在观望。

还是艳粉街自己的臣民看得最清楚，这群孩子里某一位的父亲，年轻时也曾叱咤风云（他在片中自夸的），如今，坐在自家简陋的炕铺上，胸有江湖百万兵的父亲感慨道：“他们（指波波这群年轻人）算是废了，没希望了，社会进不了，反还反不了，就搁在中间来回串。”

《艳粉街》的下半部分急转直下，拆迁通知一石激起千层浪，家家户户都躁动起来。“宏祥”的例行聚会也由没边际的空谈转入实际的搬迁条款分析、对新居的畅想憧憬。

然而大人们并不象孩子那般一味乐观。他们对艳粉街的情感是复杂的，就象他们对工厂的情感一样说不清道不明，既厌倦又依恋，所谓故土难离。片中一位76岁的老工人，当年从河北逃来日本人的厂子里做工，不知不觉六十多年了，整个一生都在这低矮的窝棚样的陋室里度过，离开对他意味着的、是整个一生记忆的割舍。他们面对镜头叹息：“走也难受，不走也难受。”

走不走，都由不得他们，最难受，莫过于此。

时代的推土机不由分说，终于开到了艳粉街边，拆迁办永远人头攒动。很快人们的希望破灭了，条件苛刻不说，还毫无商量余地，每家每户按面积折算，至于什么面积能计算在内，怎样计算，全不由你做主，将来归到你名下的新房面积朝向一概不清，就要签字，大伙群情激愤，面对镜头说：“这字没法签！”

开发商是狡猾的狐狸和经验丰富的猎手“二位一体”，所向披靡。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谋略屡式不爽，频频奏效。渐渐地，有人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搬家。艳粉街口摆满了地摊，家里的破烂全搬出来甩卖，仨瓜俩枣卖多少算多少，总比扔了强。破烂里有不少工厂里顺出来的物件：闹不清功用的铁家伙、钢筋绳什么的，仅凭这些蛛丝马迹才能判定物主们原本的身份，再次确认工厂和工人之间抛弃和背叛的关系。

有人却做好准备长期抗战。搬迁消息传来的时候是春天，夏天开始卖东西，第一场雪花飘落的时候，艳粉街沉寂下来，已经搬得七零八落。留下来的人家，处境日益艰难，断水断电的举措，使他们的生活被迫退回原始状态。“宏祥”风光不再，黯淡的店铺里，只剩下几个“钉子户”在彼此鼓励，互相传授斗争经验。昏暗的马灯下，是对前途不知所措、倔强的脸庞，他们无一例外象被无形的力量打了一拳，无力还手，满怀屈辱与不甘。王震祖孙三代聚在烛光下吃饭，奶奶一口口舀光盆里的饭菜，颓然道：“不吃了。”

深夜的“艳粉屯儿”（一位妇女的戏称），一家人正忙于“搬迁”自己的祖宗，纸钱烧过，开始挖坟，女人念念有词：“老祖，快给我们显显灵，你在哪儿，我们要搬家了，你儿子也来了，孙子也来了，都不是外人……”

一个大雪初霁的早晨，王兵携带他的摄像机在已成废墟的艳粉街四处倾巡，喘着粗气，目力所及，白茫茫一片好干净！远处，负隅顽抗的几户人正忙于清理废墟中留下的铁丝、炭火，一切还能再利用的物资都被竭力“坚壁清野”着。有人在雪中吆喝别人接电话，影片在此嘎然而止。王兵说，整个《铁西区》，他最喜欢第二部分《艳粉街》这个结尾。

可我脑海里总萦绕着《艳粉街》开头部分，摩肩接踵的体彩发行现场，高音喇叭传来主持人中气十足的蛊惑词：“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促进家庭，改变生活，就靠我们的体力、智力跟技术，靠集体，靠购买彩票！抽烟，伤肺；喝酒，伤胃；到歌厅，高消费……买点儿彩票，经济又实惠。”

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其赖以生存的大工业轰然坍塌，集体本身也随之分崩离析。首先是工厂，然后是家园，社会责任和个体命运的共同沦陷，造就一个巨大的废墟。物质废墟触目惊心，精神废墟荒芜绝望。被时代抛弃的人们成为生活残羹剩汤的垂涎者、机遇满怀侥幸的乞讨者，这是上天安排居心叵测的黑色幽默，还是命运轮回荒诞不经的阴差阳错？

多年前，艾敬便唱出对一条注定消亡的街道、充满怜惜的惋歌：

艳粉街……一条普不普通的街
记录我童年快不快乐的生活
艳粉街……一条普不普通的街
童年的往事在那里淹没

三，铁路——那年烟花特别多

相比起《工厂》部分的宏篇巨制，《艳粉街》部分的众生百态，《铁路》部分的视角狭窄而专一，王兵镜头这回对准的，是老杜父子。

老杜，一个体制外的边缘人，就跟他靠山吃山的这条铁路一样，在运动中生存，朝不保夕，安之若素。他带着大儿子杜洋在铁路边以拣煤渣为生，同时做铁路派出所的内线。由于身份暧昧，所以能栖身于车站的一间仓库。这些游离于体制外的个体，凭生存本能谙熟走钢丝的平衡，在颠簸中偷生。可以看出，长期相处使老杜跟铁路上的职工关系良好，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烤火，很有点同甘共苦的意思。老杜也有这种“错觉”，以为自己对于铁路来说算是“老资格”，没人敢动。

影片的前半段我们跟随王兵的镜头（实际上是跟随老杜的脚步），的确见识了老杜在铁路上的来去自如、左右逢源。他用一种老农似的阿谀姿态维系与正式职工们的谈笑风生，同时保持狡黠的警惕。

王兵在访谈中说，老杜给他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善良，二是乐观，面对常人无法忍受的困顿，所表现出来的乐观，格外令人心折。镜头前，老杜简略地回顾了他的一生：下乡，回城，什么营生都干，风光过，又重重摔倒，跌跌撞撞撑到今天。老杜说知足了，没想到他这样的人，还能落俩儿子。说这番话的时候，大儿子面无表情呆在一旁，小儿子据说在酒店上班。家里另一个成员，是条小狗，狭窄空间只容得下一张床，小狗被老杜从床底下抓出来亮相，之后就一直在床上转悠，乌溜溜的眼睛时不时瞟一眼镜头，这是我看到最通人性的狗的眼睛，我几乎要把他当成老杜的第三个孩子，也许，它的地位，恰是如此。

老杜也年轻过，生命中也有过阳光灿烂的华彩篇章。一个外地盲流女人流落于此，被老杜收留，成婚，接着生子。女人后来不安于室，频频出走，开始还回来看望孩子，渐渐地没了音讯，老杜一人把俩儿子拉扯大，不容易！这些，都是老杜不在的时候，铁路职工们告诉王兵的。“不容易”，是每个人对老杜的感慨，也是他们长期容忍帮衬老杜一家的初衷，还是他们自己生活的投射，感同身受。

很快老杜一家的命运就起了变化。寄生的前提是寄主的健康，如今整个体制都面临崩溃，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矛盾骤然激化，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便是老杜这样的“黑户”。由于货场管理单位希望将这父子俩赶走，老杜卖煤的当口，被铁路警察当场“抓获”了。一直睁一眼闭一眼达成长期默契的行为，成了罪状，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老杜家两个儿子不知所措。几天了，老杜也没回家，铁路职工来看望他们，说明情况，仓库是住不下去了，重要的是把父亲从看守所给“捞”出来。

一直蔫蔫地、不是躺着睡觉就是默默吸烟的大儿子杜洋，慢吞吞从床底下拖出个饲料袋，从饲料袋内掏出个塑料袋，又从塑料袋里掏出个小塑料袋……层层包裹一一剥落，一叠彩色照片终于出现在镜头面前。杜洋一张张翻看过去的照片，对王兵说：“我给你看我们原来的家庭……”，镜头推近，一个女人斜躺在山坡上，年轻的老杜和年幼的儿子站在某风景区门口……尺幅的鲜丽刺痛了我原本适应陋室昏暗光线的眼睛。不敢想、不能碰的往昔伤口，刹那间撕裂，杜洋的眼睛湿润了，突然，音乐声响起，吓人一跳，镜头也抖了抖，刷地一下转向墙上的挂钟——音乐的来处。再转回来，泪水啪的一声滴落在照片上，晕染开去，表情一向萎靡的杜洋脸上，爬满了泪水，仿佛被这突如其来的哀恸吓着了，擦拭几把，无计于事，索性丢开，照片又被小心翼翼装回袋子。天堂开了一个小口，泻出一屡光线，重又合拢，黑暗的屋子里，只剩下杜洋一人无声的咽泣。

这个镜头一气喝成，有如神助，能让任何一位故事片导演嫉妒，是不动声色的《铁西区》唯一的感情流露。钟声敲响的那刻，麻木的心灵瞬间复苏，这是任何一场精心排练也达不到的效果，王兵的镜头捕捉到了。的确如纪录片大拿小川绅介所说：时间和在场，两要素，决定了纪录片的含金量。

影片末尾，老杜终于被释放回家，儿子杜洋喝醉了，小饭馆里专为老杜举行的“接风”宴成了一场闹剧。杜洋躺在地上，抽抽答答，一会儿说想念父亲，一会儿说讨厌父亲，两者都是他的心声。老杜把儿子背回陋室，一边安抚，一边回过头来对镜头说：“人活着，都不容易。”

第二天，老杜父子搬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王兵继续跟拍这个铁路班组，日复一日沿既定的铁轨穿行，窗外的厂房一栋栋拆除，愈发空旷了。2000年的春节，火车上的工人们回忆说：“还记得不，86年除夕的烟火，特别好看，那时厂子里的效益好。”我望着铁路前方广阔的黑暗，想象十几年前一场灿烂的烟火，想象那时候工人们的生活：蒸蒸日上，出手阔绰，充满希望。然而，一切都寂灭了，窗外掠过的，除无边的黑暗之外别无他物……

影片结尾，老杜再次出现，来到铁路货场，看望原来的老哥们儿。他跟大儿子，如今在机场附近找了个活儿，境况略有改观，2001年的春节，老杜特意在家中摆宴，请朋友喝酒，并在众人的起哄下，打电话约来一位半老徐娘。女人看上去很麻利，也不拂逆老杜着意想在朋友面前炫耀的默契，给老杜争足了面子。

生活的蹂躏一一领受，强奸的快感姗姗来迟，可它毕竟是来了。

四，自然衰落，还是人为抛弃？

面对《铁西区》呈现的社会巨变留下的伤口，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面对，可又不能不去面对；每一个人都忍不住反思，可又无力把握。

看第一部分《工厂》的时候，总想起“电影眼睛”学派，这是苏联导演狄加·维尔托夫创立的学派，主张摄像机的眼睛比人的眼睛更完备，它可以出奇不意地捕捉生活，发现人们常态下难以看到的世界。

的确是这样，十年来波及全国的国有企业亏损倒闭，大量工人下岗失业，无数家庭生活无着，如此事件每天发生，就在我们身边，似乎习以为常。我们知道它的残酷，听到了它的哀告，却掩耳盗铃般漠视社会某个群体的集体失语，沉默下日渐淤积的巨大危机。一部九小时的纪录片带我们发现我们执意视而不见的真相，它远比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坦率、更勇敢、更正直。

机器曾是20世纪力量的象征，荷兰导演伊文思的《桥》、德国导演鲁特曼的《柏林，大城市交响曲》，都在热情表现机器的力量与节奏。作为“电影眼睛”的领军人物，维尔托夫更赋予机器政治激情，《热情——顿巴斯交响曲》（1931年）第一次让机器吼出自己的声音，以至于卓别林在伦敦看过此片后说：“我从不知道这些机械的声音，能够被安排得如此美妙，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令人兴奋的交响乐之一，维尔托夫是个音乐家。”

机器的轰鸣声令人兴奋，机器的衰亡也格外令人震惊，连带的，常常是整个地区，整座城市的衰败、没落。

“今天的铁西区不过是七八十年代美国中西部历史传统工业锈带区和德国传统工业鲁尔区衰弱的重演，是共同的历史理性在不同的时间空间的展开，我们并没有可能逃脱这个法则的强制。工业在辨证的和历史的意义上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卢卡奇如是说。”

这是印在《铁西区》封套上的一段话，同样出自吕新雨教授《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文（这篇文字深受西方媒体的亲睐，似乎也成为国内目前关于《铁西区》最权威的解读，在我看来未免削足适履、过度诠释，可我仍感谢它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必要参考）。我的反思却有不同：中国国有企业的衰落过程套不进世界传统工业区衰亡史的“套子”里，另有因果。美国底特律钢铁城的衰落，德国鲁尔区的衰落，是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是西方发达国家有计划地把污染大、人工高的重工业往第三世界转嫁的过程，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并在转移过程中妥善处理了善后问题，虽然仍有《光猪六壮士》那样的失业工人生活水准大不如前，但他们还有社会保险机制，有专门的福利机构对他们进行再培训，以使掌握新的一技之长，重新融入社会。时代的变迁的确不能保证所有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可如何让这样的影响变得最小，如何帮助被损害的人维持起码的生存，是西方社会在变革中努力规避、竭力保证的。

说回我国的国有企业衰落过程，这是一个至今存有争议、敏感的话题。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情况确实存在，如今想来，却不能不怀疑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有意夸大。当九十年代国家经济重心南移之后，传统工业一边保证财政税收的高额上交，一边拖累着本该由社会承担的沉重福利包袱，一边面临原材料放开市场后毫无保障的供给，这相当于一个巨人不断在被抽血的同时还吃不饱饭，再壮实的身体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倒下去是迟早的事。而我们国家工业发展的水平很显然并未达到吐故纳新的程度，为什么会匆匆抛弃，为什么会急剧萎缩，为什么会迅速坍塌？这个大大的问号，留给了历史。问号下面，是无数个荒芜的铁西区、惨淡的灰暗；是无数渺若尘埃的下岗工人、无声的诘问。要记得，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苦难蔓延的地方，成不了天堂。

铁西区无疑还是一部“缺席”影片，那些工厂命运的决策者们，集体缺席了。我知道他们在哪里，在我生活的这个大洋彼岸西方国家，街上流行东北话。他们开好车买洋房，他们的子女在小留学生论坛上玩儿似地讨论世界顶级奢侈品的购买心得。他们身后，是老杜，是波波，是被推倒的艳粉街和铁西区。一个国家，如果有钱的人都选择逃离和抛弃，它的沉没，指日可待。面对这样的祖国，我潸然泪下。

五，由《铁西区》所想到的

这篇文字的写作过程，我不断想起一段话和一首诗，为了呈现思维的完整性，一并贴出：

（1）余华《活着》韩文版序：

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

与此同时，《活着》还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的一句成语：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它没有断。

我相信，《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2）里尔克《严重的时刻》

此刻有人在世上某处笑
无缘无故在世上笑
在笑我

此刻有人在世上某处哭
无缘无故在世上哭
在哭我

此刻有人在世上某处走
无缘无故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人在世上某处死
无缘无故在世上死
望着我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女性、贫困、励志、追梦，相比于《摔跤吧，爸爸》，同样的元素，这次导演的野心更大，把内容引向了另一组更沉郁的基调：贫困、阶级，以及农民问题。 据统计，中国的农村人口截至2020年已减少至5.1亿人，占总人口36.11%。中国仍在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那么印度呢？——农民...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