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牌上尉》其实就是对艾希曼的审判——平庸之恶的最好的诠释，结尾的彩蛋应该是全篇的高潮，剧组的人来到了现代柏林的街头，他们穿着纳粹的衣服，开着印有“军事法庭”字样的车，对普通的民众搜身抢劫，大多数人都选择了顺从，即使他们心中会认为这样是不对的。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年3月19日—1962年6月1日），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1942年艾希曼出席万湖会议，被任命负责执行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并且晋升中校；换句话说，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是由艾希曼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但之后逃脱，在经过漫长的逃亡旅行后，艾希曼流亡到阿根廷。1961年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将其逮捕，于耶路撒冷受审，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起诉。这次的审判也引起国际的注目，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在汉娜·阿伦特所撰写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邪恶之强制性报告》中这样描述审判席上的纳粹党徒艾希曼，“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接受绞刑，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据此，汉娜·阿伦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阿伦特以艾希曼的行为方式来阐释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这种恶是不思考的，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甚至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许有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这就是现代社会中、体制化之中个人平庸的恶的基本表现。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道和她提出的“平庸的邪恶”（即因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直到今天仍然是人们讨论和引用的著作和概念之一，同时也启发个人作为人应该有的品质，以及从灵魂深处思考和反思自己。“平庸的邪恶”这一概念帮助去除了人们对“恶”的神秘感。它让人们看到，这样的恶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 这就是恶的“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是本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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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电影淡季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大概就是深陷丑闻的罗曼·波兰斯基凭新片《我控诉》问鼎凯撒奖最佳导演后，引发的巨大争议。批评者大多认为，身为被美国法庭定罪的性犯罪者，波兰斯基在道德意义上完全没有资格获得这一奖项，更没有资格借助艺术创作之名，巧言令色地将自己包装成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来进行所谓“控诉”。

但我们也需要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对《我控诉》批判最凶的人，大部分都没有看过这部影片。即便是被送上法庭的罪犯，也有着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作为评审团成员的我们，在发表观点之前，至少应该听听被告方的一面之词，再对他的作品和人品下定论。

“德雷福斯事件”：法国的反犹之耻

《我控诉》的剧情，围绕着19世纪末法国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事件”展开。所以在探讨这部电影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故事所处的历史语境。

在经历了九个月的普法战争后，法国于1871年接受完败结果，屈辱地向德国赔款割地，这对之后四十多年的法国历史，造成了深刻影响，每当经济与政局出现动荡，民族主义热潮就会在法国抬头，这其中最显著的，是反犹主义。

民族主义煽动者，将犹太人视作唯利是图的寄生虫，并从宗教中寻找论据——是犹太人出卖了耶稣，所以背叛的本性，深深写在他们的基因里。这种偏见延伸到军队系统当中，就表现为对犹太军官的妒忌、排挤与不信任，虽然这与法国宣扬的共和思想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当时的法国军队系统中，官僚主义横行。一部分人对犹太军官抱有敌意，而另一部分人则照章办事，对上级应声附和，丝毫不关心事件的真相。于是在内外原因的合流之下，一封法国情报局从德国驻法大使馆盗出的通敌信，成为了导火索。

信件内容证明，法国参谋部军官中有通敌德国的间谍。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则成为了军队中反犹势力所指认的替罪羊。因为只有正在接受参谋部训练的几位见习军官，才有可能掌握信件中透露的全部军事信息，而德雷福斯是这几个嫌疑人中唯一的犹太人。欲加之罪，就这样落到了被蒙在鼓里的德雷福斯身上。

但德雷福斯其实并非完美嫌疑人。他生在当时被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地区（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背景地），却一直拥有对法兰西的民族认同，以至于主动选择法国国籍，并入伍军队。他的家境优渥，军饷只是其投资收入的零头；而他的笔迹也与那封通敌信有诸多不符之处。不论看动机还是看证据，德雷福斯都绝无犯罪之嫌。

但富有政治野心的军队首长，却急于迎合反犹势力，让德雷福斯成为替罪羊。而参与调查的下属和笔迹专家则顺水推舟，把德雷福斯钉在了十字架上。就这样，德雷福斯被法庭定罪，独自流放到恶魔岛关押。他万念俱灰，但为了妻子和儿女的名誉，他还是坚持活了下来。

皮卡尔 the whistleblower：波兰斯基电影的主角

对德雷福斯事件略有所知之人，或许都会想当然地认为，波兰斯基在片中为自己代入的角色，就是德雷福斯本人。毕竟波兰斯基是从纳粹魔掌中逃脱的犹太人，对族群困境感同身受；毕竟波兰斯基也经历过颇具争议的司法审判，所以他肯定在通过德雷福斯的经历，为自己做辩解。

但事实却远非如此。在《我控诉》中，德雷福斯（路易·加莱尔饰）虽是整个故事的由头，却只是边缘角色，出场戏份只有区区十分钟。影片的中心人物，是情报局军官乔治·皮卡尔（让·杜雅尔丹饰）。通过调查，他发现了德雷福斯的无辜，却在向上级汇报的过程中触怒了整个法国军事系统，并因此名誉扫地，锒铛入狱。

在波兰斯基的叙述中，皮卡尔被塑造成一个未被官僚系统腐蚀，对真相抱有敬畏的义士。他对犹太人并非没有偏见，但情报局系统之腐朽、审判过程之草率，依然让他震惊。作为影史上最杰出的叙事者之一，波兰斯基仅用几个简洁的跟拍镜头，就表现出了皮卡尔任职的情报局统计处如草台班子一般的荒诞景象：低级官员昏昏欲睡，技术官员对新上司戒心十足，而他的副手，则是个浸淫官场多年的老油条，深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皮卡尔的调查处处掣肘。

皮卡尔最终将德雷福斯被冤屈的证据带到了参谋部长那里，然而部长给他的命令，却是将真相封锁。与上级意见不合的皮卡尔被放逐、监视，到最后，无处可逃的他只好选择向系统外部求助。于是便诞生了大作家埃米尔·左拉那篇力穿纸背、追讨整个腐败系统的洋洋长文——《我控诉》。

“我控诉”中的“我”——谁在控诉？

波兰斯基的新作无疑透露着大师笔触：不寻求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用画面书写人物无路可走的困局。他在四十多年前曾拍过一部名为“Cul-de-sac”的电影（意为“死胡同”，通用译名则是《荒岛惊魂》），而在这部新作中，死胡同的意象依然挥之不去。皮卡尔首次走进自己在情报局的办公室，却发现窗户怎么都打不开；他把即将受审的德雷福斯带进长官办公室，自己却被拒于遮蔽真相的大门之外；他对枪击自己律师的杀手穷追不舍，却在走进一片密林时迷失了方向。通往公义之路，对他来说永远都以死胡同作结。

在波兰斯基的《我控诉》中，控诉的对象很明显：一个官官相护、维护面子和权威，毫无纠错能力的官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司法程序只是一出滑稽戏，就像德雷福斯在法庭上的无奈回应所展现的一样：“按您的逻辑，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符，则证明我有罪；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悖，却同样证明我有罪。”

但这部电影中的控诉者是谁？似乎是皮卡尔。起码有一点很明显：不论是左拉的《我控诉》还是波兰斯基的《我控诉》，其中的主语都不是无辜的德雷福斯。在波兰斯基的电影中，对德雷福斯的冤屈心态着墨甚少，故事重点更多放在了个人与体制的抗衡上。所以那些认为波兰斯基在借本片自我开脱的批评者，可以收回这个判断了，因为他并没有借影片宣称，四十多年他诱奸少女的行为无罪。

而波兰斯基有没有在四十多年前的那场审判中遭遇司法不公？的确有，这些都能在流传下来的资料中得到印证。他有没有权利将这些不公的经历通过艺术媒介向世界进行表达？同样有，正如同被他侵犯的受害者有权利将自己的创痛通过种种渠道公诸于世。也正如同逃亡欧洲的他，本应为自己的罪行承担牢狱之灾。而不论我们对他的品行有何判断，或许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

波兰斯基是个不世出的电影天才，而才华本身，正是他最后的底牌和遮羞布。

2020/3/14/原载《虹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