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婚礼和四个葬礼”在咱这地界儿，被贴上“文艺片”标签的《钢的琴》虽死犹荣——死是指票房方面。片子还没上映就已经被“交口”（注意两个字的顺序，不是BJ），赞叹声震耳欲聋。性格乖僻如我，很怕热闹，一块地方吵吵的人太多，我便远远走避了。其实这样不好，天安门固然挤满虔诚看升旗的老乡，西湖断桥也同样要被游客踩断，我也许躲过升旗仪式，却可能错过西湖。两三个月过去，等到这部片子彻底退出热门话题的行列，加上有同学私信力荐，我才终于去看它。看完吐一口气，感觉有点像张岱说《西湖七月半》：“岸上人渐稀渐薄，顷刻散尽矣。吾辈始舣舟近岸，断桥石磴始凉。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影评人”该说的话，关于叙事、镜头什么的，大家都差不多说尽了，不赘述。当初片方为了宣传，掀起一场改名风波，《建琴大业》、《郭德?钢的琴》云云，其实按剧情可取别名叫《一个婚礼和四个葬礼》。一个婚礼不必说了。四个葬礼：片头一个葬礼，陈桂林老爹的葬礼，两根大烟囱的葬礼，再加上：全片就是让大家围观一个逝去时代的葬礼。片头第一个葬礼有段很好的对话点题：孝子：这曲子（俄罗斯送葬歌《三套车》）太痛苦了，不行，老人听了步伐得多沉重啊！女：知道了，叫老人加快步伐！陈桂林：走那么快去哪儿啊？女：你管她去哪呢。陈桂林：……好，那咱来个《步步高》。这场葬礼活脱脱是个暗喻。城市、国家各方面建设都要加快步伐，但是“走那么快去哪儿啊”？——你管它去哪儿？！陈桂林这群人走得慢、被落下了，本片就是为“走得快的”和“走得慢的”唱出的挽歌——不要哀哀戚戚的调子，要幽默、要欢快，要《步步高》，不然听了步伐得多沉重啊！陈桂林之“造”琴，亦有两种讽刺意义：“无产阶级”工人们费劲巴力要做的钢琴是“资产阶级”的象征；小元的富爸爸靠造假药发财，赢走陈桂林妻儿，穷爸爸陈桂林则要靠造一架“假”琴，把女儿夺回来。认真到极点就是黑色幽默，把最凄惨的生活嬉笑着来过，从这个角度来说，本片有了一种卓别林式的悲壮，陈桂林陪小元弹奏纸板钢琴，并与女儿一起假装听到乐曲，父亲脸上保持从容微笑，但谁都知道他心里流血。这个段落的隐痛与美妙，就像匈牙利人莫里兹的短篇故事《七个铜板》（故事全文附在后面，据说当初是语文课本中的内容，未知是哪个版本的课本）。二、他们认为双手创造一切现按下正事不表，暂叙闲话。我也说说俺家人：十分荣幸，爷爷、父亲、舅舅、大姨都是光荣伟大的统治阶级一员：工人。其中爷爷、父亲与大姨同属一个大机械厂。电焊工大姨曾是该厂厂花，高大俊俏，眼睛顾盼生辉，两条大辫子儿臂粗，一走道在背上晃，工程师爷爷到八十多岁还常提起大姨当年的艳光照人。大姨父是画油画的，也做得一手好木工活儿，画框子都自己钉。此人狡黠多智，我上小学时到他家度暑假，他得意地展示他给自己书桌做的“消息儿”：探手摸进隔板上的洞口，方可拨开机关。后来我才明白这一手可能是学齐璜。我家里到处是这几位工人们的工余作品：父亲手工做的铁锅锅盖，舅舅用折叠椅给姥姥改装的轮椅，大姨焊的床架，姨父打的书架……几十年前女孩择婿，“手巧”是一大考量标准。父亲与母亲婚房中摆放的五件组合家具，均由他自己打制：弹簧床、九个抽屉的书桌、带玻璃门的书柜、带左右开门的大衣柜、可摆设装饰物件的梳妆柜（去年姨家迁居，姨父作画之余，以六十多岁高龄亲手刨木头、上油漆，也打了一套家具）；小时父亲为教我学认时间，用木头做过一只钟，三根针可随意拨动，他拨一个时间，让我读一个；我上学后，他给我做双肩背书包，里外好多精细的小兜，装着拉链，但当然不如同学们在商店买的印机器猫的书包漂亮，我常不好意思背出门；到了我该骑自行车的年纪，父亲从旧货市场分别买回破车架子、旧轮胎、车座子，组装到一起，重新擦洗上漆，又收罗铁条编成一只车筐，电焊工大姨带着焊枪来，把车筐焊在拼接成的车上。这辆车我骑了七八年，因车筐模样奇异，估计贼们怕偷回来没人买会砸手里，车子始终不丢；父母当然也都会做衣服，直到上大学，我的多套衣裤都诞生在家中缝纫机下，17岁第一次与男生约会，穿的是母亲缝制的格子连衣裙；高中时家里买房，父亲没有请装修队，自己买回瓷砖、石膏线等，用几个月的时间，完成80平米单元房的全部装修。——那代人认为靠一双手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生活中一切因经济窘困造成的窟窿，他们都想用手工弥补。这信念其实没错，女娲补天的时候，不自己炼五色石难道拉着耶和华一起团购或者去沃尔玛买吗？当年用小高炉炼钢、产量超英赶美的坚定乐观，以及陈桂林相信用手可以做出钢琴，亦庶几相似。然而，这种信念当然会被“发展”的滚滚车轮碾碎。陈桂林这样的人可爱吗？如果你也有那样一个爸爸，你会知道。不过王小波也曾在他的《域外杂谈?农场》里这样描述美国人：“……自己用的机器坏了，送给别人去修就是耻辱。不仅是因为钱被人赚走了，还因为承认了自己无能。我们到一位吊车司机家做客，他引以为自豪的不是那台自己的价值三十万美元的吊车，而是他的修理工具。那些东西都是几百件一套的，当然我们看了也是不得要领。他还说，会开机器不算一种本领，真正的本领是会修……在美国待了几年，我也受到感染。我现在用计算机写作，软件是我自己编的，机器坏了也不求人，都是自己鼓捣。这么干的确可以培养自豪感。”这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极大发展之后，“但凭一双手、万事不求人”再次成为流行准则。陈桂林们如果等得到那一天，会变为让闺女无比自豪的牛逼爸爸。……2009年，未来女婿小薛到我家过年，父亲提前一个月打造了一张超长木床，专门适合小薛的超长身高。2010年，我与小薛决定在京城住下。父亲提着他的全套木工、电工工具箱进京，到了我与人合租的小屋（两室一厅中一个单间），他连坐都不坐，就开始进进出出检查水龙头、水表、电路、开关、电闸盒；他用冲击钻在墙上打洞，从屋里拉出一根电线到阳台，接上节能灯管；又和了一盆白灰腻子，把墙上有碍观瞻的钉子洞挨个儿堵死（若不是我拦着，他可能会把半面墙重新粉刷一遍，因为墙上有前位租客留下的脑油印子）……小薛不敢坐，跟在他身后转悠，只有打下手的份儿。我下厨炒菜，烧冬瓜丸子汤，父亲洗手吃饭，眼睛仍在不停四处打量。他临走前，留下备好的一整套工具——扳手、改锥、榔头、梅花刀、十字刀、试电笔、黑胶布、铁卷尺、N米电线……肃容对小薛说：“有不会用的，打电话给我。”然后很轻松似的呼一口气，拎着自己的工具箱下楼，搭晚班火车回乡去。在《钢的琴》影片结尾，小元坐着新爸爸的雪白宝马莅临破烂工厂，来为旧爸爸弹奏一首钢琴曲，我知道等小元结婚的时候，老陈一定会拎着工具去巡视女儿的新房，检查电路和水管。没办法，爸爸买不起钢琴更买不起房，爸爸唯有这一双手了。附：《七个铜板》［匈牙利］莫里兹?日格蒙德（Móricz?Zsigmond）穷人在想哭的时候也是常常笑的。穷人也可以笑，这本来是神明注定的。茅屋里不但可以听到呜咽和嚎哭，也可以听到由衷的笑声。甚至可以说，穷人在想哭的时候也是常常笑的。我很熟悉那个世界。我父亲所属的苏斯家族的那一代经历过最悲惨的贫困。那时，我父亲在一家机器厂打零工。他不夸耀那个时代，别人也不。可是那时候的情景是真实的。在我今后的生活中，我再也不会像在童年的短短的岁月中笑得那样厉害了，这也是真实的。没有了我那笑得那么甜蜜、终于笑得流眼泪、笑到咳嗽得几乎透不过气来的、红脸盘儿的、快活的母亲，我怎么会笑呢。有一次，我俩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来找七个铜板，就是她，也从来不曾像那一次笑得那么厉害。我们找寻那七个铜板，而且终于找到了。三个在缝衣机的抽屉里，一个在衣橱里……另外几个却是费了更大的劲才找出来的。头三个铜板是我母亲一个人找到的。她希望在缝衣机抽屉里再找到几个，因为她时常给人家做点针线活，赚来的钱总是放在那里面。在我看来，那个缝衣机抽屉是个无穷无尽的宝藏，只要伸手就能拿到钱。因此，我非常奇怪地看着我母亲在抽屉里边搜寻，在针、线、顶针、剪子、扣子、碎布条等等中间摸索，又突然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它们都躲起来啦！”“谁呀？”“小铜板哪。”我母亲笑着说。她把抽屉拉了出来。“来，我的小乖乖，不管怎么样，我们得把这些小坏蛋找出来。呵，这些淘气的，淘气的小铜板！”她蹲在地板上，把抽屉放下来，真像是怕它们会飞掉。她又像人家用帽子扑蝴蝶似的突然把抽屉翻了个身。看她那个样子，叫你不能不笑。“它们就在这儿啦，在里头啦。”她咯咯地笑着说，不慌不忙地把抽屉搬起来，“假如只剩一个的话，那就应该在这儿。”我蹲在地板上，注视着有没有晶亮的小铜板悄悄地爬出来。可是，那儿没有一样东西蠕动。事实上，我们也并不真的相信里面会有什么东西。我们彼此望望，觉得这种儿戏可笑。我碰了碰那个翻了身的抽屉。“嘘！”我母亲警告我，“当心，会逃走的啊。你不晓得铜板是个多么灵活的动物，它会很快地跑掉，它差不多是滚着跑的。它滚得可快哪……”我们笑得前仰后合。我们从经验中知道一个铜板多么容易滚走。当我们平静下来的时候，我又伸出手去翻转抽屉。“哦！”我母亲又叫起来。我吓得连忙把手缩回来，好像碰到一只火辣辣的炉子。“当心，你这个小败家精！干吗急着把它放走呀！只有它藏在下面的时候，它才是属于我们的呢。让它在那儿多呆一会儿吧！你瞧，我要洗衣服，得用肥皂，可是肥皂起码要花七个铜板才能买到，少一个就不行。我已经有三个了，还差四个。它们都在这小屋子里，它们逗留在这儿，但是它们不喜欢人去惊动。假如它们生了气，它们就一去不回了。当心，钱是很敏感的，你得很巧妙地对付它，要毕恭毕敬地。它像少妇一样容易气恼。你不是会唱迷人的曲儿吗？也许我们可以把它从它的蜗牛壳里逗出来呢。”天晓得我们在这唠叨不休的谈话中间笑得多起劲。不过那的确是非常好笑的。铜板叔叔快出来，你的房子着火啦！……我一面说，一面就把它的房子翻过来。下面是各种各样的破烂儿，就是没有钱。我母亲噘着嘴在乱翻，但是毫无结果。“多可惜呀，”她说道，“我们没有桌子。假如把它倒在桌面上，我们就可以做得更隆重了，并且我们一定会从下面找到一些什么的。”我把那堆破烂儿抓在一起，放回抽屉里。这时我母亲正在寻思。她绞尽脑汁想她是不是曾经把钱放在别的什么地方，但是她什么也想不出来。不过，我的心里倒动了一个念头。“亲爱的妈妈，我知道一个地方有一个铜板。”“在哪儿，我的孩子？我们快把它找出来吧，别让它像雪一般融掉。”“玻璃橱里，在那个抽屉里。”“哦，你这倒霉孩子，亏了你早先没有说出来！不然，这时一定不在那里了。”我们站起来，走到早已没有玻璃的玻璃橱前，还好，我们在它的抽屉里找到了那个铜板，我知道它一定是在那里的。这三天来，我一直准备把它偷走，就是不敢。假如我敢偷的话，我一定拿它买了糖啦。“得，我们已经有四个铜板了。打起精神来吧，我的小宝贝，我们已经找到一大半了，再有三个就够了。我们既然花了一个钟头找到了这一个，到下午喝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三个了。尽管那样，在天黑以前我还可以洗不少衣服呢。快点儿吧，也许其余的抽屉里都有一个铜板呢。”每个抽屉里要都有一个可好了！那就真的了不起！这个老橱柜在它年轻的时候曾经收藏过很多东西。但是，在我们家里，这个可怜的家伙却不曾放过很多东西；难怪它变得那么破烂，生了虫，到处是窟窿了。我母亲对每一个抽屉都唠叨一番。这一个抽屉豪华过一阵！那一个从来没有过东西！这一个呢，永远是靠借债度日的！唉，你这缺德的可怜的叫化子，你连一个铜板也没有么？这一个不会有什么东西了，因为它在守护我们的穷神。假如现在不给我一点东西，你就永远别想有一点东西了，这是我惟一的一次向你要东西！“瞧，这一个最多！”她笑着叫道，拉出那个连底也没有了的最下一层的抽屉。她把它套在我的脖子上，于是我们坐在地板上，放声大笑。“别笑了，”她突然说道，“我们马上就有钱了。我就要从你爸爸的衣服里找出一些来。”墙上有些钉子，上面挂着衣服。你说怪不怪，我母亲把手伸进头一个口袋，马上就摸到了一个铜板。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瞧，”她叫道，“我们找着了！我们已经有多少啦？简直数不过来了！一，──二，──三，──四，──五，──五个！再有两个就够了。两个铜板算什么？算不了什么。既然有了五个，另外两个没有疑问就要出现的。”她非常热心地搜寻那些衣袋，可是，天哪，什么结果也没有。她一个也找不出来了。就连最有趣的笑话也没法把另外两个铜板逗出来了。由于兴奋和辛苦，我母亲的两颊已经泛起两朵红晕。再不能让她干下去了，因为这样会叫她马上害病的。这当然是一件例外的工作，谁也不能禁止谁找钱哪。下午喝茶的时候到来了，又过去了。夜不久就要来临。我父亲明天需要一件衬衫，可是我们没法洗。单是井水是洗不掉油污的。这时，我母亲拍了拍前额。“哦，我有多么傻！我就不曾看看我自己的衣袋！既然想起来了，我就去看看吧。”她去看了一下，你相信么，她真在那里找着了一个铜板。第六个。我们都兴奋起来，现在只缺一个了。“把你的衣袋也给我看看，说不定那儿也有一个！”我的衣袋！我可以给她看的，里边什么也没有。到了晚上，我们有了六个铜板，可是我们真好像一个也没有一样。那个犹太人不肯放账，邻居们又像我们一样穷，也不作兴去向人家讨一个铜板啊！除了打心坎上笑我们自己的不幸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这时，一个叫化子走了进来。他用歌唱的调子发出一阵悠长的哀叹。我母亲笑得几乎昏过去了。“算了吧，我的好人，”她说道，“我在这儿糟踏了整整一个下午，因为需要一个铜板。少了它就买不到半磅肥皂。”那个叫化子，一个脸色温和的老头儿，瞪着眼睛看着她。“一个铜板？”他问道。“是的。”“我可以给你一个。”“这还了得，接受一个叫化子的布施！”“不要紧，我的姑娘。我不会短少这一个铜板的。我短少的是一铲子土，有了这，就万事大吉了。”他把一个铜板放在我的手里，然后满怀着感恩的心情蹒跚地走开去了。“好吧，感谢上帝，”我母亲说道，“再没有……”她停了一会儿，然后大大发出一阵笑声。“钱来得正是时候！今天再也洗不成衣服了。天黑了，我连灯油也没有！”她笑得透不过气来。这是一种可怕的、致命的窒息。她弯着腰把脸埋在手掌里，我去扶她的时候，一种热呼呼的东西流过我的手。那是血，是我母亲的血，是她宝贵的、圣洁的血。我的母亲呀，就连穷人中间也很少有人像她那样会笑的。（完）

francoise是唯一一个最后能够独立能够从picasso影子里走出来的mistress。一开始以为是因为教育，突然想起dora marr也被评定为知识女性，是因为真的接受了书院式的教育还是被定义为超现实主义的摄影师从电影中无法得知。那么归根结底应该是francoise的家庭，电影中浓墨重彩她的家庭与教育的部分想必是导演想要传达的信息：从小被当作一个男孩子养大，父亲告诉他这个世界女人想要存活想要尊严，就必须要勇敢与男孩抗争。francoise学到了，这个从小就根植在她心目中的强烈的反抗意识影响了她的一生。

John其实目前就是一个吸血鬼。他不断输出他的故事和情绪，让别人承接，但举止上没有展示真实具体的爱与信任。他问黑人修女的时候是“我信任你”（其实没有，但他说是就是），“那你信任我吗”（反向索求）。还有前面和国务卿讲父母兄弟故事同样是自我输出。他精于表达，因为他太需要表达了。也因此他无法回答任何具象化、现实的问题，比如“你对这教廷接下来的规划是什么”“你认为教廷接下来要做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你有没有去看过昏迷的那位教皇”（他曾说他非常欣赏Lenny，但到了教廷没人提醒他都没想过去看望他）。他花很多时间自我沉思，但在爱方面还是个襁褓中的幼儿，因为爱是实践，他年纪很大，实践却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