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来看怪兽

我莫名种草了风景啊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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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外传》的故事背景在什么时代，网上争论不断，其中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到万历三十七年（1608-1609）一说最为我所认同。不管怎么说，其发生在晚明万历年间（1573-1620）当无疑问。七侠镇的具体位置无考，但十有八九是位于中国北方山麓地带的一个市镇，很有可能位于关中地区或河南西部。《武林外传》以同福客栈为中心，详细地勾勒了晚明一个北方小镇的社会与生活图景。

《武林外传》的故事背景在什么时代，网上争论不断，其中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到万历三十七年（1608-1609）一说最为我所认同。不管怎么说，其发生在晚明万历年间（1573-1620）当无疑问。七侠镇的具体位置无考，但十有八九是位于中国北方山麓地带的一个市镇，很有可能位于关中地区或河南西部。《武林外传》以同福客栈为中心，详细地勾勒了晚明一个北方小镇的社会与生活图景。

一、同福客栈：日常的空间

同福客栈是故事的发生空间。晚明是人口流动加快、交通业快速发展的时期，旧有的驿站和铺舍系统无法应付市场需求，民间客栈成为旅宿的承担者。白展堂曾说过一句话：此店是方圆五十里以内最大的客栈。从白展堂牛车堵官道拉客来看，七侠镇并不在关道上，但客源尚可，足见两点：其一是七侠镇具备一定商业贸易规模，其二是晚明人口流动程度相当剧烈。

然而同福客栈并未超出一般路边旅舍的规模，店内的规制有着详细地记录。该店高两层，二楼为客房，一楼为餐厅及其他用房。除去一张为店员使用的长条老榆木桌子外，同福客栈可以用于接待客人的饭桌总共只有七张，而除掌柜有椅外，并未见其他高级坐具，顾客皆用条凳。悬挂在墙上的菜单则显示了该店有能力提供的饮食：油焖大虾、酸辣豆花、砂锅排骨、鱼香茄子，全部都是食材易得的家常料理。晚明奢侈之风日行，但我们没有见到该店可以提供当时流行的奢华菜肴，足见类似的风气在席卷至北方乡间时要大打折扣，而该店也不出晚明一般旅店情况。

明代家居布置大受奢侈之风影响，即使是穷乡僻壤七侠镇的老旧客栈同福客栈也莫能免俗，花里胡哨的假古董花瓶不仅在大堂内随处可见，在每个客房和佟掌柜的卧房里也有分布，这与店员们所住屋子的寒酸形成了鲜明对比。

至万历三十六年，店内员工的详细情况如下，店中除掌柜及其小姑子莫小贝外，还有雇员四人，以及长住于此的本镇捕快一人。

掌柜佟湘玉，女，27岁，陕西汉中人。晚明女性突破传统，走向社会，在七侠镇这样文教不兴的穷乡僻壤，女性为生计开店也并非离奇。佟湘玉的出身非同小可，是汉中佟家的大小姐，汉中佟家是以经营镖局为主的土豪之家，号称“汉中首富”。明末豪商资产以百万计，北方商人所不免有差距，但佟湘玉气言“回家拿三万两银子对着砸”，可见其家财有几十万两银子应无问题。但因为出嫁后守寡，父亲不理解不支持，只得自己在外经营谋生。然而佟湘玉颇得理财之道，从万历三十七年情况来看，其拥有的资产已有数千两（即使有包大仁的三千两馈赠），对于一个乡间客栈而言，很是不易。

账房吕轻侯，25岁，本地人，生员，同福客栈所在地皮的拥有者，也是前客栈掌柜。吕轻侯出身名门，祖上官居知府，颇有产业，然而后世科考不顺，家道中落。他自己颇通经籍文法，拥有不少藏书，喜爱作诗，但是屡试不第，经济来源客栈也经营不下去，被迫盘给了佟湘玉。明代社会对科举狂热，应试门槛相比唐宋又降低不少，故而民间应试者多，而大量科举头衔拥有者与少量官位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到晚明，特别是处于缙绅底层的生员群体，处境艰难。有余裕的生员开始经商；或自污与胥吏沆瀣一气，奸弄乡里；更有困难者投身秘密会社。吕轻侯穷困潦倒，以普通雇员身份勉强维持生计，当是明末大量下层生员悲惨处境的一个缩影。

跑堂白展堂，25岁，辽东都司人。真实身份是江洋大盗，自小即脱离户口控制，四处游荡作案，可谓是彻头彻尾的不稳定因素。后被尊为“盗圣”，为朝廷追索多年，隐匿于同福客栈。晚明的强盗恶霸分为多种：明有逸夫、喇唬、打手，暗有小偷、大盗。这样一个不法者的身份虽为客栈其他雇员所知，却未引起恐慌，原因是白展堂为盗时只取钱财而不沾血债，在同福客栈做工时也未重新犯案。

厨子李大嘴，27岁，籍贯不明，应是本府人。他是七侠镇的前任捕头，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同福客栈开张后，辞去捕头职务，改任厨子。李大嘴长期作为自由劳动力在各处饭店工作，后回归故里，赖其姑父是本县知县，得到了一个捕头的位置，但皂隶地位低下，与厨师互相身份转换并非稀奇。

杂役郭芙蓉，22岁，女，福建人，应寄籍北直隶顺天府。她是朝中高官的千金，私自离家闯荡，砸烂了同福客栈，经计算，共需要赔付同福客栈48两白银。此事并未报官而私了，郭芙蓉为赔偿债务，只得在此做工。但事实上其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强，就在万历三十六年，掌柜曾允其数月探亲假归家。

剧中清楚地显示，店内伙计是作为自由身份被雇佣，并不受明代法律的雇工人对待，也不构成和雇主的等级关系。通过李大嘴被雇佣的情况，更可以看出此时即使是七侠镇这样偏僻的小镇，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劳动力市场。

同福客栈的经营规模不大，盈利能力较低，其日收入不超过六钱银子，店中雇员工资则为每月二钱。万历年间物价，北方一石大米约为六至七钱，一斤猪肉约为25文，一只鸡约为20文，其收入相当微薄。然而同福客栈包食宿全包，意外开支全包，店员开销不大，佟掌柜本人经济基础较为雄厚，故尚能维持生活。

另附同福客栈经营时的部分物价情况：

一双男鞋：50文；

一罐私盐：2钱；

一大包书：1两；

一坛烧刀子：2两；

一条宠物狗的赔偿价格：2两；

一坛女儿红：7两；

一张假董其昌画：20两；

鸡王争霸赛奖金：30两；

扬州歌妓扈十娘出场费：50两。

店内生活朴素单调，店内伙计每日忙于服务，但同福客栈打烊时间较早，堂食应不提供晚餐，客房则由跑堂、杂役兼职服务。每日最大的娱乐乃是掌柜伙计聚在一起晚餐时的闲聊，晚上由店员自己支配的时间较多，但除吕轻侯喜欢读书吟诗外，其他均以吃零食、聊天为主。此应能反映其时一般小城镇、乡村地区雇佣劳动力的娱乐情况，如若所在地区没有集会等群体娱乐，则他们的生活一般无甚色彩，店内很难满足一般的娱乐需求。

二、七侠镇：生活的缩影

在明代的城镇体系中，七侠镇的服务级别位于低端，比之大镇相差甚远，这很可能与其远离官道——交通要道有重要关系。七侠镇附近，该县最大的商业城镇应该是十八里铺；而左家庄的服务等级至少不低于七侠镇，应该是一个介于七侠镇与十八里铺之间的镇；然而七侠镇却是本县县治所在。商业功能取代政治功能成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宋代以后中国城市的一大变化，到明代后期商业空前繁盛，这一现象尤为显著，特别在南方，涌现出一批大型商业城镇，而府县治所所在地反倒失色。而在商业较为落后的北方，本县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行政中心和商业中心截然分开，足见该县工商业有其独特之长，而十八里铺在本府甚至本省内的商业城镇中更非同小可。

作为县治所在，七侠镇拥有城墙，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如万历三十六年开始，县衙门规定泔水车不得进入城内。可以想见城池很小，只有东西南北灯市街灯几条街道，建筑以两层木房与砖瓦房为主。

七侠镇可以承担生活必需品和其他一般性商品的交易职能。本镇有丰富的菜市场，粮米、食盐、一般衣物、日用品等均可在本镇购买得到。同时，本镇还有医馆、当铺、书店等服务等级更高的商铺、设施。从同福客栈平日的客人观察，本镇商业即使不算发达，但也有相当规模，商人人数不少，而服饰丝绸制衣服比较普遍。但同时，拥有这样资产的商人却多只能至同福客栈这一普通水平的酒楼消费，也可见七侠镇在餐饮服务业上并不发达。

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本镇的服务水平仍然极为有限。当佟湘玉、郭芙蓉等人想要购买胭脂等消费品时，雇佣过年的杂技表演人和年货时，则不得不赴十八里铺，通过店员们的描述也可得知，十八里铺远比七侠镇繁华。而当一对远道而来的夫妻（韩娟夫妇）想要购买新潮的衣服时，也需要到左家庄的大集去，却未见七侠镇有类似规模的集市，可见其商业水平在本县内还要屈居于几个大市镇之后。

对于必要的出行来说，短途以内（比如到十八里铺），步行是主要途径。但从店内多次试图长途旅行的情况来看，雇车在此时的民间交通业中已经非常普遍，成为当时人们长途旅行的首要考虑方式，足见雇车业的发达。七侠镇的雇车多以马车为主，但此时北方同时流行牛车。而莫小贝想要去华山论剑时被建议骑驴，晚明的驴、牛是民间主要的骑乘工具，马则很难为一般人负担起。

明代出版业发达，出版市场广阔，特别是面向中下层市民的通俗书籍成为市场主流。七侠镇西街的书店不仅可以买到四书五经等传统经籍，还能买到《胭脂宝典》、《贤内助指南》、《心灵老鸭汤》等面向普通市民乃至女性的，生活性、导向性明显的通俗读物，显示出通俗书籍在晚明书籍市场上的强势。白展堂创作、署名展红绫的《缉盗指南》，海内有志捕快者人手一本，可见实用导向性书籍的火热。而书籍市场不仅在出版上，在创作上也形成了高度商业化的特征。吕轻侯闲时创作小说，因为可读性强，很容易就找到了书商洽谈出版事宜，并且书商会针对其单纯的娱乐性特点，根据读者的流行口味而要求作者做出相关修改，可见书籍市场从创作、出版、反馈到再创作，已经形成了严密体系。

对于节日习俗，剧中只能见到春节的盛况。在补过春节时，郭芙蓉于客栈大门上贴桃符，互相贺节，此乃延续至今的礼仪。除此之外，还有专门服务于春节的娱乐，踩高跷、舞龙舞狮等百戏杂技，种类繁多。一个客栈居然能负担得起如此铺张的庆贺方式，这正体现出晚明社会的铺张风气，节日庆祝规模自宋代以来一直在高速扩大中，晚明的节日又以奢靡机巧为特点，同福客栈诸人也想寄托新年来表达对新一年和平生活的向往。其实，彼时杂技已经相当普及，不必限于节日期间，胸口碎大石、石锁等技艺早已为人见怪不怪。

除此以外，主要娱乐活动还有戏曲与说书。白展堂曾在同福客栈开展说书活动，因讲《三国》、《水浒》等早为人听烂而要求退钱，足见其时说书之普及繁盛。说书要配惊堂木，且故事要越新奇越好，不仅三国水浒隋唐演义等，如“三言二拍”等当代传奇故事亦为人所喜。戏曲在明代极为兴盛，观念的改变、官位的稀缺、文化水平的提高，让士大夫参与到曲艺事业中，不断提升着戏曲水平，更引领着社会对曲艺追逐的风气。对于七侠镇这么一个小镇来说，镇上的怡红酒楼不惜出50两银子的高价请来扈十娘坐台，可见戏曲之爱席卷全国无遗。伴随着戏曲，俗乐在音乐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婚丧之礼，俗乐也占据主流，七侠镇捕头燕小六在入行前就是在乡下为人送亲治丧的唢呐手。

赌博，这一违法的行径在娱乐中占有一席之地。明朝建立之初例行禁赌，乃至施以砍手之刑，但晚明法网废弛，赌博风行大江南北，无人不卷入其中，连万历皇帝都乐此不疲，因此也发展出了规模宏大的赌博形式。白展堂与李大嘴母子豪赌时，出现的赌博方式有双陆、马吊牌（即麻将）、骰宝，白展堂提到的还有叶子、牌九等等。像白展堂输断指轩辕这样倾家荡产的不在少数，九千岁魏忠贤年轻时就是一位热心的赌博爱好者，把自己女儿都输出去了

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和市民阶层的活跃，文字游戏在晚明成了雅俗共享的娱乐，江湖中人爱酒，喝酒则不可没有行酒令。其实行酒令已是较为风雅之事，民间则多以投壶、掷骰决定，或者投壶等游戏与行酒令相结合。行酒令是文字游戏，非常看重一个人腹中的学识，学艺不精的吕秀才本想凭诗词杀杀韩娟的威风，结果一到俗体的“脑筋急转弯”就被杀的片甲不留。

作为人流混杂的服务行当，客栈是这一时期民间礼仪的集中体现地。抱拳拱手是最常见的敬礼方式，这在客栈诸人和一些大侠见面时最为常见。弯腰鞠躬则更进一步，这种今日的礼节依然风行于晚明，面对贵客扈十娘，全店员工点头哈腰。而士林尚称“老”的风气影响到民间，以称“老”为荣，如老邢、老钱、老岳等，皆为富商、官差、大侠等。

既然人流混杂，泥沙俱下，一些各行业的“坏人”也常常出现在客栈中。这其中最常见的江湖骗子，比如促成小郭秀才的那个算命的白眉、教李大嘴“降龙十巴掌”的洪神棍和骗韩娟有“大神通”的马卓子。随着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游民”现象在晚明非常突出，这些一时找不到工作的浮浪者们只能靠坑蒙拐骗谋生，为了应对层出不穷的骗局，晚明甚至出现了一部防骗指南叫《杜骗新书》。即使如此，千奇百怪的骗术还是令人很难辨别，往往就会深受其害。

与言语行骗同时勃兴的还有商品的假冒伪劣，这在晚明亦是在整个社会上无孔不入。奸商们可以对任何器物进行造假，鱼目混珠，从日用品到古籍古董，无所不包，比如和祝无双相亲的那个专门仿制国外奢侈品的辛普森，就是典型范例。同福客栈里大大小小的古董花瓶，尽数假冒，而客栈诸人见到一般官差的牌子都要让白展堂详加判断真伪，可见此时假冒已经严重到何种地步，让人时刻小心提防。

剧中出现的还有职业打手——“打行”的“青手”，因为吕轻侯随手一指而意图痛打燕小六的江小道就是其中人。打行就是职业打手组织，其中的青手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顾客让打谁就打谁，一般是报仇。打行起源于江南，明末风行于全国，他们之中规矩繁多，体系森严，有一套完善的打人规则，打手中则游手好闲的恶少居多，像江小道这样为埋葬师傅而甘当打手的单干户则很少。

以同福客栈为中心的七侠镇，是晚明小城镇生活的一个缩影，即使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镇，其社会风气也不免受都市风尚所影响，骄奢靡靡之风盛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商业繁荣，所谓的“晚明大变局”，对于本应纯朴的七侠镇来说，有着一样的效力。

三、权力场域：挣扎与失控

晚明是中央权威趋向失坠，社会秩序松弛失序，走向土崩鱼烂的时代。而在地方社会，松动的国家权力正在越来越失去对地方的掌控，权力的空白处逐渐增多，原有的行政体系已经不堪其用。

七侠镇贵为县太爷驻地，日常与市井平民打交道的却是七侠镇的捕头和捕快。两年间的捕头，先为邢育森，后为燕小六，其实剧中的“捕头”，更接近与明朝地方的“巡检”，才具有如此势力和地位；捕快则只有一员，前为燕小六，后为祝无双。燕小六本为民间艺人，祝无双则曾是同福客栈杂役，捕快虽然带刀巡视威风凛凛，但视为皂隶，社会地位低下，与这样“下贱”的职业人互相转换，本属正常。七侠镇捕头的主要职责虽然为维护社会治安，但同样身兼行政、稽查职能，小到管理泔水车，大到传达上意，同时还负责在官府和商户间传递信息，可以说实际上是七侠镇的“镇长”。然而，即使是捕快，其权威本身有限，同福客栈的掌柜和店员可以经常戏弄捕头，恶语相向，而捕头实际则无法拿其如何，王命在最基本的场域中对商户造不成威胁。而江洋大盗白展堂躲藏在客栈中，还日日与捕快打交道，却未被发现，足见户口登记在晚明的城镇内已经呈崩溃态势。而在同福客栈面临多次困局时，寻求官府帮助也从来不是其选择，而是倾向于自己解决或求助于“江湖”，商户对政府的信任力与日俱减，官府也无力真正渗透、控制底层社会的实情，政府对地方秩序的维系能力已呈瓦解之势，这就是七侠镇的公权力实态。

与之相反，秘密社会，即“江湖”的权力则在七侠镇的权力场域中声势浩大。客栈作为地方社会中接触外来人口最多的场域，在人流与消息流的传播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从“金银二老”、“平谷一点红”、到公孙乌龙，黑道游侠频频出现于同福客栈，他们历来逍遥过市，杀人无数却能逍遥法外，官府则根本捕获不得。江湖对七侠镇的作用力远比官府要大，秘密社会的风吹草动可以让同福客栈风声鹤唳，这份威慑力远非官府可以做到。而秘密结社四处泛滥，乞丐组成的丐帮甚至有腐蚀公差邢育森的能力，帮内森严秩序的威胁下，邢育森面对乞丐的强横不敢说一个字。堂堂官差被如此威胁，是因为邢育森明白，在七侠镇的地头上，大明朝的权威已经不能与丐帮的江湖权威相抗衡了。

权力的失控还表现在山贼、土匪的肆虐。七侠镇濒临山区，邻近的翠微山就有匪患，邢育森力推“防盗八法”时，特别留意横冲直撞破门而入的土匪。七侠镇附近的土匪舞刀弄枪，装备齐全，甚至还有匪首借招工渗透入同福客栈，准备里应外合一举荡平同福客栈。有赖同福客栈有多位武林高手，而一般商户所遭受匪患的威胁可想而知。明代对匪徒的控制，主要依赖于巡检的缉捕和保甲的控制，但从剧中明显看出，保甲在七侠镇已经完全崩溃，没有任何信息显示七侠镇居民和流动人口被保甲所约束，县衙对人员流动根本无法控制。而县巡检捕快的缉捕更显得苍白无力，捕头捕快仅有两员，面对成规模的山贼，只能是送死。这清晰地显示出晚明地方政府面对社会匪患的力量薄弱和无能为力，而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就是遍及全国的民变的滥觞了。

七侠镇的权力场域中平静之下暗流涌动，大明王朝权力的失序在挣扎之中更甚一步，地方施政的松弛使得民间逐渐游离于控制之外，秘密社会则取而代之，占据了权力场域的主体。

四、尾声：走向毁灭

故事发生的尾声，距离大明王朝灭亡还有35年时间，纵按其中年纪最大的佟湘玉来说，当时也不过62岁，客栈中的每一个人，还有七侠镇的很多街坊邻居，将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大明朝走向毁灭。

太平盛世之下，危机已经若隐若现。就像邢育森描述自己从京城一路归来的艰难，关东饥荒肆虐、四处饿死人，不久之后，这样的惨状将会笼罩大半个中国，从西北到东南，同样也包括七侠镇这样苍白无力的小镇。就如那场让姬无命借机逃狱的大地震：

（万历三十六年）秋七月丁酉，京师地震。——《明史·神宗纪》

这个灿烂的时代也正在社会底层的大震荡中慢慢碎裂。很有可能，七侠镇将会与同福客栈一道，毁灭于明末那场浩浩荡荡的农民战争，而客栈中的欢笑，也只能是黑暗前最后残留的光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