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父亲在家里看枪战片，我问剧里这里谁是坏人，谁是好人，父亲淡淡的回答我说，没有绝对的坏人，也没有绝对的好人，不能轻易判定，那年我七岁。

到了我父亲这个年龄，巧合观看乐《热血少年》这部民国剧，回想起当年的那番对话，感慨颇多。

人类说故事的历史已超过几千年，故事由初期的娱乐需求，发展成一种想要创造更动人的清洁，并以戏剧方式呈现的品味，而比莎士比亚更早的戏剧定位之前，最早的戏剧形式可能是体育上的竞赛——两个对抗者在仪式化的过程中，为了相同目的互相对战，这目的就是：获胜的荣耀，而这两个人在对战中代表着一种价值观，其中一种，叫做好的，因为我们和观众都有着与其一致的价值认定，另外一种则是坏的，因为我们的法律和行为准则并不认同这种价值观，并且不能预知共存。因为有了这样的对抗和冲突，所以就有了戏剧。

在《热血少年》这部剧中，他们对待名利、财富、爱情以及友情的态度差别及冲突，成就了这个故事的起始料转折。如果在七岁那年，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自带英雄光环、胸怀大国情怀和赤字之心的吴乾。但是现在的我，竟然会为曾经眼中的“坏人”，留下几声叹息。

是的，卫乘风，是这个剧最值得同情和心痛的人

《热血少年》是一个以普通底层小市民为主角的民国片，编剧用吴乾和卫乘风两个人物分别承受了超级英雄的以及超现实主义的两种艺术手法，体现了那个吃人社会的时代悲剧。整体而言，这个电视剧可以归纳为——悲剧，而卫乘风却是这场悲剧中的最悲情的人。

黑化前的卫乘风，曾经如此的乖巧和驯服：被同事职场欺凌、被上司利用和耍弄、被街坊误会……他都逆来顺受，毫无怨言。他随时保持憨憨的笑、低声的道歉，他对他的兄弟、家人都充满着感恩。他一直都想做一个好人。

卫乘风的内心和“坏”有着对抗、共生、裂变的关系

对抗——

电视剧最开始的卫乘风，他和吴乾参加万术大赛，潜伏到监狱去做卧底，为了所有的“好”做了不懈的努力，他被贺红衣的正义吸引，在经历那么多欺凌和压榨后并无太多抗争，因为那时候的他有三个重要的精神支柱：亲情、友情、爱情。这三个重要因素，让他与坏有着相当一段距离。

共生——

但是当卫乘风经历了监狱的潜伏计划，胡风南让他成为黑帮副手，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权利的味道，他在警局对自己的那个内心独白：卫乘风，没有了胡风南，你什么都不是！权利和阶层的种子已经不知不觉的埋进了他的心中，这颗种子，就差一捧泥水，即可发芽成树。

裂变——

而这颗渐渐伺机长大的种子，每天都在试着争夺卫乘风的精神控制权——探长表面提拔他，却暗示他要欺凌平民搜刮钱财；兄弟表面说帮助他追求他爱的人，却被撞到两人的深情一吻；一群朋友本来没有秘密却私下商量做了件惊天大案……这些都让他煎熬万分。

最后的一根稻草，更恰当的说是他最后一个借口——阿奶的过世，让他抛弃最后的挣扎和煎熬，选择了黑化。在阿奶的遗体前，卫乘风嚎啕大哭，泣不成声，也许他哭的是奶奶的离开，哭的是亲人的诀别，也有可能哭的是与那个憨厚的、单纯的、一心向上的卫乘风的再见，哭的是与曾经的亲情、友情、爱情的再见，这些观众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卫乘风的黑化开始了。

在与押送鸦片的黑帮小弟们对话时，卫乘风露出了慎人的诡异笑容，这个笑容，属于黑化后的卫乘风。

黑化是卫乘风的宿命，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看到这里，我们回到开文提到的概念，当我们看到戏剧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哪一边？更加通俗的说法是，你希望谁胜利，谁报应，谁得到最后的惩罚？我相信，传统的价值观会告诉你，卫乘风这样的狼子野心三观不正卖友求荣的人碎尸万段都不为过。

我当然不赞成所谓弱者的反抗，也不支持卫乘风变成一个恶人后的所作所为，更不支持用他曾经遭受的黑暗去营造更大的黑暗。我选择的观点是，不予评价卫乘风的好坏，不站在道德的高点去点评他的人生。当我们用另外一种视角来看待这个电视剧，你会看到编剧和导演全程在讲述一个人畜无害的社会弱者如何变成恶人，理解这个蜕变过程，不代表要支持恶人，一个理性的、成熟的、对世界充满善意的人应该思考如何阻止这个黑化过程。在这个剧里，吴乾有幸走向了好的蜕变，而卫乘风不幸走向了不好的蜕变。这，才是卫乘风最大的悲哀，因为保持天真和美好，有时候是选择，更多的时候却是命运。

有人提出异议，说卫乘风和吴乾两人一起长大，一样贫困一样社会底层，为什么吴乾看到的是光，而卫乘风只看到了黑夜。是的，从浅层来看，他们的确处于同一个境地，但是其实不然，编剧从头到尾赋予两者不同的命运。

其一、吴乾的都是充满主角光环的幸运和卓越，他拥有着过人的智商、超过常人的勇气、自信和身手，从小就有这小霸王的霸气和领导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说棚户区的精英人士，他身边从不缺少爱慕、崇拜的眼光，也不缺少追随他的人。而卫乘风从小就被小伙伴霸凌、严重的自信缺失，他一直都扮演着被怜悯的角色。有时候物质的差距很容易弥补，心理的差距却犹如鸿沟。这样的鸿沟导致了他们在做人生重要决策时候的差别——是否有担当、是否有勇气、是否相信美好……

其二、贺红衣在吴乾向好的方向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在卫乘风向不好的发展同样起到了促进作用，她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物点。她向吴乾娓娓道来保家卫国的道义，让吴乾在万金隆被马尔斯枪杀后幡然大悟，但是编剧却没有安排贺红衣给与卫乘风同样的待遇，哪怕是朋友的交流都没有，相反，在很多时候的关键点，贺红衣是略显冷漠和生硬的，卫乘风是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啊，没有找到一束引领他走出去的光。

心理学中有一个理论叫做马太效应，简单所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好运者愈好运。在自带主角光芒的吴乾的照耀下，卫乘风在此剧中便愈显可怜。

《热血少年》就是一场悲剧，卫乘风角色是该剧最大亮点

卫乘风从最开始的受害者、受欺者，最后黑化成了曾经他最怕的黑暗势力，似乎他应该是被观众们谴责的那个罪大恶极的人。其实，他才是那个茹毛饮血时代的最悲剧的人物，或者说他是剧中所有悲剧人物的极限，因为理论上说，剧中的每个角色都是可悲的。

桑老师、贺红衣，吴乾他们以为他们在拯救人间，事实上，他们拼劲全力，到头来也可能只是别人棋局中的一个棋子。

剧中看起来闲情逸致，遇到大事总是泰然自若的钱老板，淡定的向他的手下说了一句经典台词，可以作为对全剧所有人物悲剧命运的总结——这么多年以来，我和何致鸿拼个你死我活，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更多权利、更多金钱，更多地位，而是为了在这个吃人的时代，不会被人置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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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的1919》的编剧们说：“这是一个命题作文。它是关于李大钊和‘五四’运动的，。这是一部献礼影片。”但是，考虑到正面表现五四运动之“陈旧”，与巴黎和会之“新鲜”，他们决定改弦更张，认为这也“完全可以涉及这个命题作文的基本内容”。于是，“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从李大钊变成了顾维钧” [1]。的确，看起来这部影片的结尾是在坚持“扣题”的：出现了老套的民族主义符号“长城”，同时下方字幕说：“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点，中国革命从此旧民主主义阶段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阶段”——依然是这个来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官方历史叙事。

然而，MZD是怎样论证这个分界点的呢？MZD的理由是，在五四运动后期，学生的罢课发展为商人罢市，最终进于工人罢工，于是，“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也就是这一意义上，五四运动成为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出现的先声；中国革命找到了它新的主体。这样的论证，当然带有着强烈的目的论和政治性，当然是在给本政党夺取政权的合法性与必然性做论证；然而，剥去这意识形态的外壳，我们依然能从这个论述中看出智识上的合理性：在这个新生的中国的历史叙事中，顾维钧等人在巴黎的抗争，不过是人民群众在国内的运动的背景；外交家们在舞台上的腾挪闪躲只是真正的历史主体出场的召唤者。而在行动着的大众性运动中，“中国人民”这一历史主体逐渐浮现；他们终于选择“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而不再向帝国主义者撒娇，从而实现了对民族国家中国的再造。在这里，“国家”在根本上是由“人民”所造就，用法国大革命时的术语，“积极公民”的集合即行使主权的“人民”，是一个优先于国家的“实体”；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才能够被论证为超越了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指向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开端。

可是在《我的1919》结尾这段字幕中，上述文字后却使用了另一种话语来表述“五四”的转折点性：“中国人第一次对西方列强说不”。这最后的一个“不”字，是在前面的部分消失后突然跳出来，字体加大；这样看来，所谓“历史转折”或“分界”的意义，也就不是新的历史主体的出场，而是早已存在的那个实体“中国”态度的转变。这个具有强大视觉冲击力的“不”，难免让人想起在1996年出版，在本片推出前后风靡一时的政论《中国可以说不》。

有论者指出了本片的“个人化视角”，并论证说，这一视角主要由插入顾维钧的第一人称旁白来体现。他并对此大加称赞：“在过去的一些影片中，个人的尊严往往被民族尊严所掩盖；它倡导的观念是：只有民族国家有了国际地位，作为集体中的一员才会得到尊重…但是，每一个中国人作为个体，并没有因此获得足够的尊重…”然而，有趣的是，“每一个中国人”作为个体在国外必须受到“尊重”，这种要求国家民族身份可以转化为每个国民个体在他者面前的更高价值的话语，其实比所谓“集体话语”更具有进攻性，因为这恰恰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话语！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在列强那里几乎合法化了他们在十九世纪发动的几乎每一次殖民与帝国主义战争！“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难发现，《我的1919》所选择的题材与表现形式，绝不只是为了追求“新鲜”，它实际上已经提供了全面改写MZD话语下的五四认识乃至中国历史认识的框架。而这一框架，绝不是像某些人从自由主义立场上发出的欢呼那样，仅仅是一种“拨乱反正”，是重新树立个体在历史中闪亮的价值这样简单；它所有意无意配合的，恰恰是已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后的中华民族，再次向“empire”出发的脚步！

在《我的1919》中，历史的舞台中央再次交给了资产阶级的外交家们；而“群众运动”则被化约为由何政军扮演的肖克俭所象征的少数人密谋或是赤裸裸的暴力：他先是率领一小队华人在会上外抗议和会对中国利益的无视，后又与朝鲜革命者合作，来爆破日本使团在巴黎的驻地。顾维钧教训这个虚构的，“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人物：“你这样会碰得头破血流”，果然，一切的努力都化为徒劳，最终，肖克俭只能以一死相抗，在凡尔赛宫外自焚。影片中，这一自焚在国际舆论上的反响没有进行任何交代（哪怕是负面的交代，比如在报纸角落里的一个豆腐块，或者某个外国人物的“可惜了”、“太蠢了”之类的评价），而只表现了他被安葬在一战华工墓园里，陈道明扮演的顾维钧和肖的妻子、许晴扮演的“梅”在他的墓前祭奠的情景。

顾维钧为到肖克俭的选择而痛惜震动，同时也受到了众多华工埋葬在华工墓园这一事实的启发和感染；于是在后续的会议上，他成功地使用了华工墓园的照片作为论据，向与会者证明了中国对于协约国的胜利所作的贡献。于是，在片中，何克俭所代表的自下而上的行动者，被成功地归位为衬托顾维钧事功的背景。被MZD颠倒的历史终于再次正过来了，以至于评论家韩小磊欢呼这是“一次迟到的历史发现”！[2]最终，像肖氏这样自觉地为群众运动奋斗的人，和一战中的华工们被动地卷入时代洪流的人，不仅在肉身层次拥有着在巴黎郊外的相同归宿，而且在精神层次上其实也只起到了一样的作用，那就是成为顾维钧这样的精英人物在国际舞台上捍卫中国时所使用的一个“论据”。五四运动中登场的“无产阶级”或别的什么行动者，与欧战中的“华工”，都不能自己创造自己活动的意义，而必须有待顾维钧们来帮他们完成！

然而，历史的眼光是讽刺的，西线的华工们确实未曾有过把自身政治化，为自己创造意义的机会；但东线的华工们却有过，而且也把握住了这样的机会！与五四运动几乎同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仅仅在国内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且还在俄国革命中成为红方的一支主力军，以至于白方提出了“犹太布尔什维克用中国人和拉脱维亚人屠杀俄国人”这样的切齿咒诅。

恰恰也就是这种对群众运动的认识，让作者构思出了这样的场景：顾维钧被要求不在和约上签字的华人包围，由于不愿提出不签字的保证，他遭到了群众的围殴；而这时，早已对他心生爱慕的房东女儿让娜冲出来，大喊“他比你们所有人都勇敢，都有责任感”，救出了顾维钧。对于以陈道明的形象占据历史舞台中心的顾维钧们来说，相比使用暴力来妨碍他们的事业的群氓，异国女性的崇拜倒是一种最好的保护与慰藉了！说到底，陈道明的顾维钧的“个人”形象，恰恰是一个重生的中国资产阶级人物的自我形象；它是富有魅力的男性，是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角色，足以赢得西方女性的青睐和崇拜。

让我们暂且离开对影片和会之外的情节的分析，走进和会的现场。顾维钧在巴黎和会1月28日的十人团会议上的无底稿演讲，是他外交生涯的第一个，或许也是最闪耀的那个亮点。根据顾维钧本人的回忆，他的演讲内容是强调了山东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沿革中对中国的意义，并提出了“山东是中国的圣地”。然而，在顾维钧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记载他曾经由这个认识出发，进一步把“山东”与“耶路撒冷”相比拟，也没有提到他曾用“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来论证“中国不能失去山东”；而只是说自己的演讲当时引起了热烈的反响，美国国务卿兰辛上前与他热烈握手，法国总理克里蒙梭也为之鼓掌。尽管本片采取了顾维钧个人回忆的“视角”，同时在多数情节中，使用顾维钧的回忆录作为最重要的历史资料来参考，却唯独在这个“山东-耶路撒冷”比喻中，没有按照顾的回忆来处理！

根据台湾中研院学者，研究北洋政府外交史的权威唐启华在《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一书中的考证，顾维钧在和会中不曾提出过“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之类的比喻，这“应系报纸报道时之夸大渲染。”然而，在巴黎和会前直到五四运动后的中国舆论中，将“山东”和“耶路撒冷”联系起来的提法却是广泛存在的；笔者所见中，最热衷使用这种比附的，是梁启超及其领衔，有其身处的所谓“研究系” 背景的国民外交协会。在1919年5月发表的《国民外交协会宣言》中称：“山东何地也？…此邹鲁之名邦也，此孔孟之圣迹也。以我国之耶路撒冷，为数千年民族信仰之中心，吐露文明之源泉..”[3]。而更早可见的类似说法，则是梁启超个人在自赴巴黎，声称欲为和会中国代表团后援时，在“巴黎万国报界联合会欢迎会”上发表的演说词：“山东为我国之耶路撒冷，而其地势横亘南北，握地势之要枢”[4]。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认这个类比是否确实出自梁任公的师心独见；但在五四运动的现场，这个说法显然就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广为人们所接受。

我们还不能考证出，“山东-耶路撒冷”这一比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与顾维钧的这次演讲挂钩的。事实上，梁启超与顾维钧所倾向的是不同的政治派系。然而，这一比喻被广泛挪用的这一结果，或许足以启示我们，把“山东”和“耶路撒冷”联系起来，是从一战结束到抗战开始期间，从梁启超开始的众多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广泛接受、传播和讨论的一个“母题”。甚至，我们还可以猜测，这种比附，连着这种比附中耶路撒冷应该毫无疑义地属于“西方”的认识，正是中国当时文化界的一个“共识”。

中国知识分子们之所以愿意采信这个很可能是来自知识界内部根据梁启超等人的相关比附敷衍而成的传说，恰恰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论证是极具说服力的，是可能会折服下到《费加罗报》记者，上到克里蒙梭的西方人的；然而这也就确实暴露了那一代中国资产者的“德性”。而在1999年的这部《我的1919》中，回到历史舞台中央的陈道明的顾维钧同样大声地把这句未经确证的“名言”讲了出来，并且正是靠着这句话赢得了现场的各国政要的主动握手。据黄建新说：“他的那个演讲，我最起码看到有几十份资料记载，都是美国总统带头鼓掌并且下来和他握手，然后就是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包括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望都下来和他握手。我们影片的外交顾问看到这段时曾提出疑问，他说，我不了解这段历史，但从国际惯例来说一个总统不可能下来和他握手…这等于总统表了态..我们保留影片原来的情节.我是从文学形象的意义，不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评价他..”[3]那么，他是不是同样也曾经看到了对于“山东-耶路撒冷”论的不同说法的材料呢？他是否同样是为了顾维钧的“文学形象”来决定了对这一比喻的取舍呢？他是不是也和梁启超们一样，产生了跨越中间这几十年的第三世界革命插曲的共鸣：这个“山东-耶路撒冷“的比喻，是多么巧妙啊！该对”西方“有着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呀！

是啊，多么巧妙的比喻！在那个一九一九年的世界，大英帝国刚刚在阿拉伯起义者配合下占领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黎凡特，“收回”了西方所“不能失去”的耶路撒冷；在巴黎和会上，阿拉伯人是不会有代表的；会上的“东方人”大概只有中国人与日本；而《贝尔福宣言》也在一年前刚刚发布，替整个世（欧）界（美）“托管”巴勒斯坦的英国已经慷慨地宣布将允许欧洲大家庭中多余的弃儿犹太人在这里建立“犹太民族家园”，遂行“西方”对这块圣经诞生之地的“开辟”。在这样的背景下，用“耶路撒冷”来提醒西方列强，山东同样该是中国夺回的战利品，而不该让日本染指，就像巴勒斯坦不能交给阿拉伯人一样，这是多么振聋发聩啊！对于一代代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更弱的民族的权利毫无疑义、理所应当地应该作为被交付的筹码；他们所叹息的仅仅是把中国也划入到这样的行列中去而已。可惜的是，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漂亮的答词没有能够打动“世界”。归根到底，顾维钧把中国想象成“西方”，然而，中国在一战中的事功却显然更接近那些为新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流血的起义的阿拉伯人；而日本，才是那个和“西方”同构的真正胜利者！

而世纪末的，渴望自己作为“个人”被“尊重”的新一代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他们通过这个作为他们自我形象的身着华服的“顾维钧”，用陈道明充满男性魅力的磁性、沉稳的声音再次说出那句话：“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更有趣的是，他们对这句话的魔力更加深信不疑，以至于使用了这样的情节来强化它对“西方人”的有效性；片中那个对顾维钧一直冷眼相待，对自己的女儿对顾的崇拜感到不安和耻辱的中国代表团所租住的古堡的主人，被交代为“贵族”之后的房东太太（为什么要特意交代她的这一身份背景？为什么在之前要加意刻画她的保守立场？），也在她的女儿从中国暴民手中救出顾维钧后，冲入顾的房间，对他激动地说：“不能签字，那是不公正的！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回忆起我在小学时第一次看到这里时感到的震撼和感动，我不由得开始后背流汗了。以陈道明的形象回归历史舞台中央的顾维钧们，他们所一直试图在捍卫的，除了中国的山东，原来更包括了西方的耶路撒冷！

而在影片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在和会现场，镜头两次扫过两位穿着英国陆军式样的制服，却带着阿拉伯头巾的人物；这大概是想比拟英国人支持与保护下在阿拉伯大起义后建立的叙利亚、伊拉克等谢里夫家族担任国王的阿拉伯君主国；然而，在巴黎和会中，这些尚未被承认独立的国家，没有一个能够派出正式代表进入会场的！（尽管费萨尔的代表曾经被允许短暂地出席，以接受五大国代表对其情况的质询）。让历史上不在场的阿拉伯人出现，这仅仅是因为历史顾问的失职，还是想要表达些什么？如果是前者，那为何还要特意让他们穿上英国军装？而如果是后者，天啊！想象一下，真的有一位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家当场听到顾维钧说“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吧！他会不会气得昏过去？？

阿拉伯人违背历史的在场，与朝鲜代表团符合历史的不在场，在本片中都得到了看似轻描淡写但又足够醒目的表现，它们共同在说明的是什么呢？

我们也许可以从另外一个有趣的事实中接近答案。，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强调了自己当时是用纯熟的英语发表这篇演讲的，而在《我的1919》中，陈道明却在演讲全程中使用中文；他在出发演说前，还特意地声明了这一点，并告知同事“准备一个翻译”。此外，在最后拒绝签字时，顾维钧发表的声明，同样使用了汉语。在这里，巴黎和会的舞台和八十年后那个以汉语为工作语言之一的联合国的舞台出现了奇妙的某种模糊；中国资产阶级这一次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后，将可以有资格使用自己的母语大声讲话了——虽然他们所要捍卫的，似乎还是同一个山东，和同一个耶路撒冷。

《新民主主义论》实现了对1919的征服，而《我的1919》又得以实现了对1919和《新民主主义论》的双重征服。据说曾经被抛弃的风采出众的“个人”顾维钧以陈道明的形象归来了；而同时归来的，还有“耶路撒冷属于西方”的认识，以及与“西方”分享对第三世界的权力的认识。绝望的朝鲜革命者进不了会场，见不到大会主席克列孟梭，只好到处安放炸弹；而自信的中国资产者，却已经可以使用自己的母语喊出“不“，并且经常重复这个”不“了；不只是”不“，甚至已经是”否决权“！所有历史上的中国革命者们，请在各地的“华工陵园”里面安息吧！你们没有办法用你们选择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没有关系，陈道明-顾维钧们会完成你们的遗嘱的！在这些假造死亡革命者的遗嘱并“执行”这些遗嘱的精英们的新的意识形态神话中，看似是在对抗抽象“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用来反对抽象“专制主义”的“自由主义”，都一点点地露出了因派尔利泽姆的真面目；而这一切，都可以由这部新时期的“主旋律”大片，《我的1919》，加以见证。

[1]、黄丹、唐娄彝：《五四运动·巴黎和会·我的1919——<我的1919>创作谈》，《电影艺术》1999年06期。

[2]韩小磊：《一次迟到的历史发现》。

[3]《国民外交协会之宣言》，《民国日报》，1919年5月10日

[4]梁启超：《在巴黎万国报界联合会欢迎会演说词》，见《<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转引自易丙兰：《巴黎和会时期研究系的国民外交活动研究》，《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5]黄建新、吴冠平：《话说1919年》，《电影艺术》，1999年11月

这个主题真的很感兴趣，整体挺有趣的也有轻松搞笑的地方，但是这个结局，刚看完觉得还行，但是久了觉得很空啊呜呜呜。总感觉还没看完。

- 这个第一张图真的笑死了，每次开头都要看到，这被勒得??

- Nic真的很帅啊哈哈哈哈哈，3位女主一开始我不认识家纯的扮演者蒋家旻，所以没有感觉，就是因为喜欢张旻的扮演者邓佩仪和杨紫山的扮演者刘佩玥所以有被吸引到。看到最后，他们3个都很好看！！！特别是阿山在最后现实生活里是个老师的装扮，戴个眼镜的样子太好看了啊啊啊啊啊啊简直了！！（我好像真的逃不开被戴眼镜的人迷住

- 里面有的笑点确实是蛮有意思的哈哈哈。追这部剧的时候正在期末，quarter的最后最忙的时候，每天的这个真的是给我很有期待的感觉，最后一集结束的时候，我的假期也开始了。快要看最后一集的时候才醒悟，才想起来，一开始简介上就说了这是一个小说！！！我打开开始看了以后就忘了！天呐！最后一集真的有一种很空虚的感觉，看完了感觉自己好像还没看结局一样，好像还有什么没有完。

- 看Nic回忆和时光的友情的时候哭了，想起了一些事情。太羡慕他们两个这样的友情了，虽然nic是那种不太成熟的感觉，他们俩性格如此的不一样，但是时光不一样的处理方式有时候真的能带来不一样的结果，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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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电影中，Steven Spielgerg大导演成功地融合了动作、科幻、悬疑、政治、亲情、家庭等诸多元素，使它得以给各种类型的观众带来观影乐趣。当然，由于原著本身的特点，它的基调是黑色的，这表现为整个影片的色调就是以黑白为主，虽然并非黑白片，但并无多少彩色的应用，呈现出一个灰暗的世界。影片给人的整体感受是沉重的、严肃的，但也不乏紧张、刺激和有趣。作为科幻动作片来看，激烈的打斗、追逐场面明显打上了斯氏的烙印，体现出炉火纯青的掌控。作为悬疑片来看，各种细节的设置扣人心弦，吊足了观众的味口，令我们爱不释手。本文擬选择几幕场景进行分析，由此可对斯氏的大师风范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