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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剑上的公堂
舌剑上的公堂
全25集
类型:
清装喜剧
主演:
郭晋安
田蕊妮
麦长青
黄翠如
王君馨
张颖康
地区:
中国香港
年代:
2013
苏准
章四维
夏侯武
周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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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剑上的公堂
影评
如果我可以叫住
2014/1/19 14:47:02
评港剧《舌剑上的公堂》
盏鬼!盏鬼!
------------- 评港剧《舌剑上的公堂》
“盏鬼”纯粹是百度上搜索有意思,有趣关键词得来的,是粤语发音的汉语替代词。也是《舌剑》中方塘镜的口头禅有意思的通意,作为一大反面角色,方唐镜这个人物形象的树造是非常成功的,台词也罢,演员的功底也好,所表现出来的人物性格和气质无不激起了几大波不同类型的观众的不同凡响,人们在厌恶这个角色的同时,被角色所体现出来的变态魅力所折服,从这个人物的角度来看整部剧情的情节发展,所起到的比较和强调的艺术手法在烘托环境,推动剧情合理发展起到见微知著的直观感受和魅力,同时透过一批人物的形象塑造不难发现角色的到位体现的是香港古装剧所特有的性格和特点。笔者认为,香港古装剧给人的素朴真实,传奇巧合,诱发合理和微无厘的感觉一直是和大陆,东南亚,东北亚所拍的古装剧最突出的差异。尽管观众不断吐槽这部剧的剧情写得很烂,在大结局上更有狗尾续条的感受,但还要考虑到观众群体的差异性和短暂情绪所导致的情感发泄因素。从整部剧的发展来看,虽说这是一部认真看会虐心的电视剧,但就其社会性和鞭策性来说,这不失为一部好剧。如果说,素朴真实,传奇巧合,诱发合理和微无厘是港剧的艺术特征,那么社会鞭策性则是香港古装剧灵魂和支柱。
提起香港古装剧,不得不说其表达方式的戏说风格。从最早的《戏说乾隆》到《醉打金枝》和《金装四大才子》,奠定了戏说的最原始基础。同元代士子遭遇的窘境一样,古装剧的表现手法倾向于元曲的现实讽刺一面,有人解释戏说两字,“戏”带有玩耍嬉闹之意,“说”又有表达解释之意,即戏说是以迎合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和现代意识为宗旨,用一种解构经典、重组问题思考模式的意识经营历史和文学名著。近几年,香港古装剧推出了《回到三国》和《耀舞长安》,这种社会现实性和鞭策性则体现的更为明显,谈到电视剧,人们很容易往消遣消闲娱乐方面想,这固然是电视剧所有的功能,但是聪明的媒体电视工作者,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在迎合观众生活节奏的同时,所需要肩负的社会责任感。在以前,这叫做士人的责任感,现在士人的群体分散了,媒体工作者承担的传播使命,就应该涵养这份道义感,兼世感。
《舌剑》是一部以公堂和讼事老题材开展剧情的一部故事剧,很多观众对这类故事剧带有一定的排斥心理,看惯了欧阳震华主演的公堂剧,观众对这类电视剧在铭记经典的同时,也觉得这种类型越拍越烂,不值得一看。这部剧作确实带着传统眼光所体现的缺点和不足,但对于舆论,权财,事实,博辩,形式,感情,误会,诱发等多方面的叙写表现体现的别具特色,这几大因素之间的联系也在演员和剧情安排中持续发酵,体现飙升,内在联系也越演越明。
作为公堂剧,理所当然要强调事实和博辩之间的关系。从古至今,有讼事就有讼师,从春秋时期邓析的事迹记载以来,到现今律师行业的发展,行业受到舆论的关注和讨论完全和妓女所受无二。妓女,伤风败俗但也确确实实在古代中国包括世界和现在的世界合理存在过。包小姐,在现在社会流行的嫖娼现象也自然出现了,这不仅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不同而且在于人的本性使然。有人说古代律师行业也有讼棍和讼师的区别,无非在于德字的有无,妓女有好的么,当然有,民国侠妓小凤仙众所周知,《金陵十三钗》所记载的事迹又何尝没有原型呢。文革时期,刘少奇冤案和审判四人帮两件事的对比,就能鲜明地看出法律和接触应用法律的人起到的不同作用。现在来看,这样一种负面现象确实也存在,李天一案的不断上诉,学术界“强奸妓女危害性小”的雷人语句的抛出都能在这部剧中感受得出。观众无语于方唐镜的足智多谋,是非转换的同时,应该还要注意到,当这样一种势力占上风的时候,激起的不仅是公堂对手的愤慨,在社会舆论上,在法官群体上情感偏向会有明显的不同和鲜明。这种势力占上风代表着的是社会伦理观和道德观的挑战问题,既然这种观点是社会性的,长久的霸占优势地位则必将挑战公众的底线,最明显的反应则是实力的下滑和处境的尴尬。古代有击鼓鸣冤,乡人听审。放在今天,则是上访活动的频繁出现,拦访现象不断出现。前一段时间甚至爆出了一组拦访人员嬉皮笑脸抓住上访民众的照片,一时掀起舆论波浪。其次,互联网的普及,论坛分享空间受欢迎程度等原因加深了这种民间舆论的集中爆发和势不可挡。就像方塘镜的结果一样,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我们面前不公正不符合我们价值取向的现象是存在的。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种现象是短暂而脆弱的。就像某人说过的那样,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社会舆论的主体是社会性的主体。组成社会主体的人们具有不同的品质和特点,看待某一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基于每个特殊群体的差异。这包括文化,情感,价值等因素。所以社会群体的舆论有其合理建设的一面,但也有误导驱动的一面。拿“翻墙”一事来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局域网,网络的监管在国际上是得到认可并且尊重的,是每个国家的主权体现。在某些舆论的驱动下,中国有一大批人翻过红墙看世界,这些发明软件的人一边大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遍发文采取措施希望网民把态度留给他们,把反对票投给当局。《舌剑》里的三姑六婆总是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看各种案例,在街头巷尾甚至出现了“说书人”评头品足,胡乱传播的现象,在这种现象中有人满足了,有人受伤了,有人开心了,有人没命了,有人盘桓了,有人放弃了。这是社会舆论的影响,所谓“普通网民不回翻。文艺网民随便看看,二逼网民到处宣传”就是这个道理,古有贱民一说,有失偏颇,但贱民现象确实存在是不可否认的。规范社会舆论的呼吁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表现形式,但总的来说规范的渴求是代代向往的。古代是专制型政府,家长制政府,在长期的专职高压下,百姓形成了唯命是从,不顾是非的盲从劣根。鲁迅先生说他们是吃人的人,不只说的道德伦理吃人,而在于那些把握舆论把握纲常的人吃人。伦理在,而事实不在。现代社会,政府处于服务的阶段,打造服务型政府是趋势使然,但并不意味着政府的舆论功能为零。当政府的服务型打造成功之后,政府的舆论力量将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高的多,但是很遗憾,正真的服务政府在全球范围来讲,并没有出现多少,那么,至少在中国舆论的主导权自然就落在了民众身上,现在的舆论主导多是通过不同业界的不同代表来维持,但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方舟子一样神一般的人物无所不能的去维护社会舆论,驱动社会导向。年龄群体的差异化就像行业群体的差异化,大范畴群体的差异化和小范围群体的差异化就意味着不同环境不同时间不同社会群体推选的代表会有不同,如果盲目充当某一群体的代表,那么社会舆论的弊端毕现无疑。所以减缓舆论的负面意义要从公众人物做起,不仅是法律法规,而且要以舆论监督舆论。
这是从《舌剑》上主角和主要配角以外的所有舆论主体的角度上讲的,他们因为差异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受某些因素的影响较小,利用这类群体一种实效科学的方式。权财和形式是一组矛盾。权财容易理解,是具象,形式不好理解是意向。所谓形式是受权财影响的所有因素和范畴。《舌尖》里面很多人被钱财趋使,灭杀真理,没藏真相,重构思维。后者都是意向的具体化,都是形式。除了这一对基本矛盾的存在之外,不管是该剧中还是现实中,我们都要面对一个很明显的矛盾,那就是司法代表的强制公正和私人必有的私利之间的矛盾。像司法这样代表的是一个个国家的利益,需不需要考虑个体的私利呢?我们都知道,古往今来,总存有法理,但是也有情理。这里的法理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是泛指高度强化的国家民族意志。古代希腊罗马在法理情理的关系上就常出现相互矛盾处理不当的现象,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里说的就是奴隶主。封建时期的中国社会,虽然也有皇族不得审理案件的规定,但是有实权的皇族人员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干预司法,僭越权力,这既是情理对法理的干预,更是经济对政治和文化的干预。虽然像施公,包公这样的人不多,但出现僭越现象也是少见的,加上不是每一次僭越都是坏事,法理的局限性注定需要因时因地迁就情理而改变。这样的情况姑且说是在法律公认体系不完善的时期所固有的后果。治外法权在以前称为领事裁判权,就是因为清政府没有健全的法律系统来保护在外侨民的财产和人身利益,我们总是说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却很少有人反思这样一种行径带给中国怎样巨大的进步。情理有善有恶,法理也有完备和不足。我们在的世界是动态变化的世界,要能够适应这个动态变化的世界,杜绝是做得不到的。我们发现,不论法理还是情理都和人相关,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那么好了,我觉得共产主义也就到来了,这是一段长时间的荆棘路。上文说了形式是说受权财影响的所有因素和范畴,其与权财的关系是相生相克的关系,西方有很多哲学家说似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渊源。却很少见到,权财的建设意义对事件发展的推动作用,陈冠标的高调慈善,也是形式的一种反应,是情理的重要体现。慈善要不要高调,这是一个不能用绝对答案解答的问题,但从陈冠标的初衷和影响来说这种高调似乎还是过分了一些,但终究有其建设意义。
一部好的文艺作品,不仅应该从他的技法上面深掘他的艺术影响,更多的是看他的灵魂和支柱。评判一部好的文艺作品,大众评价固然重要,内容手法也是必须的考查范围,但更多的是看到作者及其团队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传统的休闲方式是纯粹的消遣,在这样一种思想勃发的时代,能够将社会鞭策融入自己的休闲中么,不仅要看传播者的水品和思考,更要看享受主体的认识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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