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向妻子隐瞒孩子死亡的真相，伊曼（Iman）便能带妻子离开这个城市，回到老家开诊所，开始新的生活。这一切不正是他最初所构想的吗？况且妻子怀上第二个孩子的事实也为他隐瞒真相提供了助力：会有一个新的孩子，会重新开始。

还有另一个原因，即之前冲突的时候，伊曼把孩子失踪的责任推到了妻子身上。在她看来，说谎的不是法哈蒂一家人，而是妻子。正是因为他执意反对妻子工作，同时在妻子工作后又无法阻止，他才有妻子精神出现幻觉的考虑。

当伊曼最终知道妻子所言属实，他仍旧刻意隐瞒，愿意接受残酷的真相，不追究法哈蒂的责任，原因是倘使他反悔承认当初质疑妻子是意气用事，无疑会摧毁他向来塑造的男性主义形象，并迎来这个家庭的另一重灾难。

电影在后半段将道德困境转移到了伊曼身上，他徘徊在说还是不说之间。最终为了自我利益（家庭的维系、转业家乡、男权形象），伊曼选择不说。而在此之前，深陷两难困境的是纳斯林。在她发现哈尼尔命丧楼底，她不得不有所选择。

如果纳斯林选择不说，她将保住两个家庭，她的丈夫会回归家庭，哈尼尔会有一个父亲。但同时，她将受良心谴责。虽然她不知道帕哈姆的死是哈尼尔推下去的，还是自己失身坠落。最终，她走出道德困境，选择将真相告知伊曼。

诚实的是纳斯林，勇敢的是纳斯林。她愿意将自己拖入法律制裁，也不愿意在得知真相后继续说谎。信仰的力量在她身上是强大的。而在伊曼身上，呈现的是另一副形象：男权社会中典型的父亲形象，顾全面子，自私又懦弱。

最终，无谓牺牲的是帕哈姆，那个小男孩。被牺牲的还有被埋在鼓里的萨拉，她失去了孩子，放弃了工作，同时不得不随丈夫回到她的家乡，当一名家庭主妇。儿童和妇女的牺牲，都为成全男权社会的面子罢了，内里则已腐朽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