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关于《百花深处》的影评都特别提到“冯”与“疯”的谐音，认为这一巧合带有某种意味深长的隐喻。其实选择“疯子”作为主角的文艺作品不在少数，这些年来的代表作无疑是阿来的《尘埃落定》。用疯子做主角的好处在于，作为故事线索的符号，疯子的视野中能够看到的与作为叙事主体所应该看到的可以合并，“完整”的实现作者叙事的需要，不蔓不枝，恰到好处。而采用影像语言来表达时，则需要一些提示来表明冯先生是“疯”先生。冯先生固然是故事的主角，但陈凯歌并未就此让冯先生接管故事，仍然采用的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全知全能作者式的手法。于是，我们看到了骑自行车男子的惶恐的神情举止，听到了电话中男声说“那人是一疯子”，这些无不在提示着世俗现实对冯先生的评价，诸如此类的外来的冲突都在撕裂“这不都在呢吗”的四合院。

骑车男子的出场事实上与情节毫无必然联系，而他仓皇而逃的举动正是在强调搬家工人们的举动在世俗眼光中的可笑，当然也暗示了它的速朽。契科夫有句名言，“如果故事里出现了手枪，它就非发射不可。”同理，那只花瓶非碎不可，无论是金鱼缸还是花瓶或者别的什么符号，出于情节的巧合，花瓶必然的碎了。“这不都在这呢吗”的四合院又不见了，隐喻着冯先生的精神世界的解构。譬如巴别塔忽然停工之后造成的混乱，冯先生与现实之间的隔膜再次被破坏。罗兰?巴特在《符号帝国》中写道：“每样事物都有某种意义，然而每种意义都不被理解”。在冯先生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这层隔膜或者说某种紧张对立关系被撕裂的过程中，在作为符号的花瓶被打碎之后，搬家工人们与冯先生取得了某种精神层面的联系，在沉默中对峙着。

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实用主义的时代，一个赞美工业而践踏自然的时代，一个聪明而不美好的时代，一个神造的东西日渐稀少、一个人造的东西日渐增多的时代。在去往“百花深处”的路上，冯先生从车窗里探出头望着满眼的现代建筑群，车在立交桥上盘桓时与阳光造成类似眩晕的效果，这些场景在映衬着冯先生面对光怪陆离的现实时内心的慌乱与抵抗。沿路的破屋与“拆”，直到黄土堆上的大槐树，一路上影像的巨大反差无不在控诉着工业文明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落后文化对于先进文化侵略的抵抗总是步步为营的，这种先进是以生产力为标准的。鲁迅说过“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画面的变换中，那座四合院被逐渐丰富又被毁灭殆尽。然而在回去的路上，伤心的冯先生却以一个正常人的付钱举动割裂了与之前荒诞场景的联系，仿佛“搬家”只是一群大人的游戏。

车轮被虚土掩着的坑陷住，打破沉默。冯先生接过从沟里挖出的铃与铛子组成完整的铃铛，晃出清悦的响声，又迅速的从现实回到虚拟，兴高采烈的跑向夕阳下的大槐树（四合院），“搬新家嘞。”搬家工人们回望来路，借工人们的眼睛，以铃铛为原点，修复了冯先生记忆中的真实。此时的四合院莲花飘落，美得不可方物。如果这是真的，即一个人只拥有现在，那么一个人就不可能丧失一件他并不拥有的东西。客观的无用能够让人掩盖手段的无用。小山词里写：“天涯岂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未可期。”冯先生还能拥有那座四合院吗？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写道：“一个知识分子不被殖民化，真理就不会被殖民化。一个知识分子假若只会解释真理，而不是去发现真理，那么这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已经沙漠化了。假若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发现真理，而不能再第一时间说出真理，或者永远不去说出真理，那么这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就基本消失了。”这是关于个体空间与公共空间关系的反思，作为老北京的冯先生迷失在“新”北京，毫无疑问，影片《百花深处》中也寄寓了导演本人的眷恋与批评。

复，尽爱之道也。“复”是招魂时喊死者名字，当爱已尽、当爱已当尽，让名字漂流在海里，死者不再复生、生者不再徘徊，沙丘重返沙漏里、浓缩在沙漏里，让时间安睡长眠。时间是荒谬的三段论者，它总粗分成过去、现在与未来。有必要吗？有必要吗？我在怀疑。每一个人身上都拖带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着的那个世界去。“最重要的不是世界向我们呈现的样子。我们从某种东西得到的愉悦来自我们认为它是什么。”冯先生偏执的认为“这不都在这呢吗？”人生观已经带上了明显的循环往复的特征，在不厌其烦的搬家中寻找过程。记忆于是也在现实面前一遍遍的破碎撕裂，震撼观众的神经。仿佛以水草为纬绳，与茫茫的逝水拔河，其中包涵的哀思，深于一切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