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明月几时有》上映后毁誉不一，但我觉得这个片子仍然非常可看。

《明月几时有》是一部主旋律的抗战片吗？是，又不是。尽管这部片子选择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2017年7月1日首映，显示出了它与政治、与那段特殊历史背景显而易见的密切联系。更深的层次，我觉得它是讲的是离乱之下人的风貌，当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战火摧毁、扰乱、击溃后，中国人的抉择与坚守，它是由一隅来见一种文化。

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楔入这段历史？许当然不会套用一个大陆抗战题材的常规讲法，她对那种粗粝的主流历史叙事，有着深刻的怀疑，也是她主动去回避的。有人说，许鞍华在这部电影中涉足了她不擅长的家国情怀，我觉得，说家是对的，而国在电影中只是一个模糊的政治伦理背景，并不是一个显性的诉求。

从结构上来说，她也没有采用好莱坞式那种强逻辑的方式来强化戏剧冲突：事件的关联性似有似无，人物的轨迹也是幽微而散淡，也正是这一点，成为了部分观影者最多诟病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为了让这部影片有更多的中国文艺趣味，她采取了传统章回体小说中的“糖葫芦”式和“蛛网”式结构，当这种在《儒林外史》、《水浒传》中等章回体小说中习以为常的叙事模式，以电影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中国观众居然十分的不适应。这么多年来，中国人经过好莱坞式电影结构的一再洗脑，已经对我们传统中的叙事模式变得如此生疏和难以接受了。

这部电影体现中国文艺趣味的地方还有很多，比方说，它由一个“说书人”的方式来串联整个故事，梁家辉扮演的老年彬仔，特别像是《桃花扇》中的老赞礼，又或者是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下》，甚至许鞍华之前导演的作品《黄金时代》的设置。在故事的讲述方式如此多样的当代，许仍然着意采用了这样一种古典的、传统的形式，可能是她是想传递一种“讲古”的味道——亲历者带领我们穿回时光的隧道，不仅仅是去求证那一段历史，更是触摸那个时代特有的温度与质感。正是这种“讲”，而不是“编”的感觉，使得故事的铺陈轻松散淡，随性而止。也许，在导演看来，讲述者的私人视角和个体情感的参与（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许鞍华访谈的场景，大概这确实是素材采集的场景复现），具有后期文学创作无法企及的那种原始的生动性，所以，许鞍华在影像世界的建构中，力图从方式上去贴近它、还原它，而令人赞叹的是，梁家辉的表演如此的随心所欲不逾矩，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最大程度地还原了人物的神采，一个鲜活的个体的神采。

所以，我们看到，刘黑仔的故事，像是旧日的传奇，梁家辉扮演的老年彬仔说：“那个时候的我，特别神气”，许鞍华要捕捉的也是刘黑仔的这种“神气”。杀李灿森那场的“帽里藏刀”，路遇日本兵时演出的“运尸还乡”，特别像是从水浒传、七侠五义里蹦出的故事。而恰巧彭于晏的性格、气质特别贴合这个人物的设定。活力、轻松、爱说笑，“一个半茶果雇个当差的”的笑话，满是高中生钓女仔的套路。而游击队大闹汉奸悬赏宴后撤退的那场戏，一群人骑着自行车消失在月色下的街巷中，久石让的背景音乐随后响起，那种气氛是如此欢快、愉悦、振奋人心，是真正的“革命浪漫主义”。

而方兰母女俩的故事，又特别像是絮叨的家常：吃饭、聊天、穿衣，女儿嫌母亲自私、小气，母亲嫌女儿执拗、笨手笨脚。母亲还窥探女儿的恋爱，相约一起参加表姐的婚礼……隆隆炮火中，这样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是这沉郁、压抑的世界中的最温柔的一抹亮色。干革命、杀日本人，这种壮烈的革命行为，女儿就像是背着家里人偷偷从事第二职业一样，它融入我们的日常，又具备了超脱的神圣性，它比那些空洞的口号，激烈的对抗，具有更动人的力量。方母愿意冒着生死之险，去完成本不属于她的情报工作，最开始完全是出于朴素的舐犊之情，他不愿女儿太累、太辛苦，愿意去分担女儿的工作，同时，他对女儿的这种爱，还转化到对革命同行者的关怀和照顾，这是一种普适的母性。监狱中，方母揽着两个年轻的女孩子抱头痛哭，这一刻，她拥有了全人类母亲的共性，笼罩着无上的光辉。

许鞍华的很多部电影，“母亲”都是至关重要的角色，也往往是最为出彩的角色。《女人四十》、《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桃姐的身份代替了母亲）……许鞍华看到并理解母亲的市侩、俗气，她更知道母亲的伟大和值得赞美。战乱中，方母宁愿以地瓜、南瓜度日，也不愿意去向儿子和大房低头，恪守着一个中国人的最看重的尊严和脸面。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方母最后面对严刑拷打，面对死亡，她仍然坚守了承诺，最后甚至因为手臂无力无法挖坑，对帮助自己的狱友感到愧疚。一个中国人日常中的坚守的道德和边界，是如此令人慨叹。

表姐婚礼那场戏，几乎与叙事主干毫无关联，导演却拍得浓墨重彩、云蒸霞蔚，许鞍华在自己构建的影像里，重溯了香港一代人的记忆：战争前后婚礼习俗的变化，伴奏的粤港民乐，三书六礼的讲究，找不到一副体面餐具的窘境……还有疍家女的装束、港湾上漂浮的渔船，翩跹的白鹭，这些琐碎的细节，具有某种文献性，它承载了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最细密的针脚和最真切的生活质感。剧中多个人物，多次提到的“这是什么时势”，通过这种日常性的前后对比，导演向我们展示，战争的残忍，不仅是同胞的被屠戮，国土的被践踏，更是我们再熟识不过的“日常性”已经被战火冲击得溃不成军。

不仅是同胞，就是镜头下的对立者，许鞍华也是力图再现他们的 “日常性”。大佐与锦荣心心相惜，谈诗论文；军官们在酒吧里寂寞而恣意的调笑；胖士兵欢乐地享受着面包的美味；日方驻地里，军人们在夜晚的阳台上的喝酒、唱歌、聊天的身影……许鞍华不会为了戏剧化的需要，去做简单的标签化，对于她来说，人的真实状态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正义的一方，还是邪恶的一方。

关于电影名字《明月几时有》之所指，许鞍华在见面会上解释了她的一种“明月”：明月是山水星辰，是鸟语虫鸣，是再见时家人相聚、恋人相拥，是最平凡的生活，而至于“几时有”，只是因为不得不去守护平凡的生活。这种明月，也就是杜甫诗里的：“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也是京剧《大保国》里杨波唱的，战争中人们所失去的那些：

只杀得有田有马无人耕地，

只杀得经商店旅买卖稀。

只杀得妻寻夫来兄找弟，

只杀得父在东来子在西。

决定我们和定义我们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必定是来源于日常又复位于日常。而战争，无疑是对我们日常性的最大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