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洋教授在《目光的伦理》中总结了大屠杀电影的基本框架：还原-归罪-反思-对反思的反思。“首先，一个大屠杀电影必须为还原历史真相而服务，要做到核心情节的真实性。其次，影片要揭示历史凶手并指认他的罪行，一个典型的纳粹魔鬼因此必不可少，其目的是在影片中延续道德审判…...  (展开)

继《Land of the Dead》对集权统治浅薄而失败的探索之后（那部片子实在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烂片），Romero在这部片子里将注意力回归到了比较现实的一些问题。影片浮光掠影的提到了很多方面的问题，诸如人类本性的探索、宗教意识、信任危机、人类一些比较真诚的感情等等。但是最有意思的部分则是关于媒体，那些信息传播的媒介。

    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在灾难面前，媒体的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它以其快速的反应能力和强大的资料传播能力，不仅记录着事件的发生，而且还逐渐影响者事件地发展。著名的战地记者罗伯特.卡特说，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战火不够近。直至今日，实力雄厚一些的媒体都能将触角伸到事件发展的最前线了。现在的对媒体来说，问题不是拍到了什么，而是传播了什么，或者说，选择性的拍摄到了什么。尤其在灾难中，这点更为重要。影片中几次出现了主流的媒体即电视。对这个媒体的描述政治意味比较浓。这一媒体本着政府平和稳定的原则进行报道。它们展示了事件的一部分，但随即又有戴着墨镜的警察（有意思的象征形象）出来解释，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市民不要恐慌。电视的这种策略是相比完全的隔离是有很大进步的，至少在说服力强了很多。因为网络的兴起是事件的发生不可能完全被掩盖，半真半假虚虚实实的方式更容易让普通人相信从而起到安抚大众情绪的作用。由于有着稳定大局的挡箭牌，这种策略往往为当政者所采用，以免造成社会恐慌使局势完全失控。但是显然这是一种目光短浅的策略，影片也做出了这种判断，即主流媒体的失语让网络透露出来片面信息和恐慌情绪以几何数量级传播，最终加剧了事件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的速度。

    面对灾难，人们极易产生恐慌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又极易在群体中扩散蔓延，不加以引导势必造成完全的混乱。对真实事件的掩盖当然可以避免它可能引起的恐慌，但是信息真空状态之谣言往往趁虚而入兴风作浪。人面对灾难的脆弱心理，再加上谣言的推波助澜，造成的混乱会远远大于事件的本身。前些年非典疫情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媒体反应过慢，而且报道的透明程度不够。3.14西藏事件，媒体的反应是比较快的，但是政府在一开始的几天采取了上述的错误策略，使得一开始的那几天，我们的媒体在宣传上大大的处于弱势；藏独分子的宣传以及西方倾向性报道在国际社会铺天盖地的展开几乎完全占领了宣传阵地——面对这种灾难，宣传就是一场战争。这几天宣传的弱势，给我国在国际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也使得很多不明真相的西方普通民众产生了被误导的印象。不要抱怨英国和法国藏独分子的猖狂，3.14后的几天，宣传的弱势就给圣火传递的困难埋下了种子。最近汶川的地震，我们的媒体就采取了相对透明的报道方式，比较及时真实的报道了灾区现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灾区的基本稳定。应该来说，他们的表现是很不错的，特别是lcc发表关于应正面报道为主的指示之前。

    我对于“负面报道”或者“负面消息”这样的称呼感到由衷的恶心。痛心疾首的说这个词批判媒体的人，散发着腐朽的官本位气息。灾难就是灾难，事实就是事实。对于事件的描述，只有“事实”和“谣言”。对于谣言，我们当然应该努力识别并予以唾弃；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不管是好是坏，它都真实的发生了，民众有权利知道，而有良知的媒体也应该把它传播出来。一个更加透明的报道更有利于我们认识事件，虽然会展示一些对于政府不好的消息，但同时也更能让民众睁开双眼，使谣言破灭。况且作为政府，本就应该接受媒体的监督，媒体有这个权利同样也有这样的义务。只要是人做事情，肯定都会有好有坏，对坏事的揭露只是会让相关官员有些不快甚至影响其仕途，但是却能促使政府改正并且避免将来同样的过错。对与所谓“负面消息”的报道并不会让民众揭竿而起扛着锄头闹革命，他只会让更多的人睁开睁开眼睛去监督。试问这样的报道，有什么“负面”可言呢？况且还能避免敌对分子恶意的煽动与攻击。

    影片中提到的另一个重要的媒体就是网络。电影的主人公也是用这一媒体实践自己展示真相的理念。这当中当然有导演理性化的成分在里面，特别是某帅哥义正词严的说，“面对这样的形势，我怎么能躲在暗示苟且偷生呢。不！我要记录下事件的真相，死后让后来的人知道发生了什么。”老实说，这句台词相当的煽情，体现了勇敢正义的美国人民，尤其是美国未来的新闻工作者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情怀和正义感。可惜，这个情节实在是太理想化了，只能让少不更事的年轻人热血沸腾。倒是影片的一句旁白让我觉得很有道理，“（网络）上消息越来越多，每个人都通过各种方式发布着各种各样的消息。事件变得越来也扑朔迷离，不知道该相信谁的。当消息多到一定程度，传达的只是——噪音。”这段话道出了对媒体进行监督的必要性。没有监督的媒体必然走向混乱，因为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代表了真相。这个结论很具有现实意义，因为至少在中国，网络媒体虽然是开放的，多数的人只是简单的从中获取消息，而且多数没有怎么去甄别消息的可靠性。这种情况下，如果缺少监督，误导这个开放媒体传达的消息就比较的简单，只需要几个人专门兴风作浪就可以了。虽然现实的网络是有监管的，但“网特”、“五毛”、“五分”等等砖头依然在网络上满世界乱飞。不管这样的人是否存在，却道出了在透明报道的基础上，对网络媒体监督的普遍希望。地震的灾难依然存在，灾后重建依然困难重重。这时候的网络也是谣言四起，且有越来越难以分辨的趋势（这也和心理学的研究吻合，人类撒谎的能力近乎完美而对于谎言的识别差不多停留在随机水平）。再次，对不辞辛劳传播一线消息的网友和识别拆穿谎言的网友表示深深的敬意。他们没有义务去做这样的工作，但良知和正义感让他们坚持了对事实和真理的追求。

    通过手提DV的方式拍摄此片，极大的降低了本片的制作成本，却没有削弱电影的表现力，这一点很值得肯定。当然电影依然有些流于表面不够深刻，但是作为一部以僵尸为噱头的商业片，做成这样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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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很多年前，我曾经有一个疑惑。 中国那么多神魔故事，随便挑几个出来拍成大片，不管是英雄故事，还是降魔战斗，指定爆杀好莱坞的漫改超英！ 但有这么多牛逼的IP，咋就没人去开发呢？ 多年之后，再回想起这个疑惑，我恨不得抽自己俩大嘴巴。 真的，求求各路烂片专业户们，放过中...  (展开)

一些粉丝见自己喜欢的角色没有塑造好，又开始骂了。大哥，我求求你了，不要再骂了。你们又不准自己喜欢的角色受伤，死亡，也不许别的角色怎么样，这样谁能将人设塑造好？能不能理智些？我们哪怕再喜欢某个角色，也终究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存在罢了，请不要因为你的某些言论，而制...  (展开)

    《梅花烙》剧中的男女主角皓桢和吟霜，死了都要爱，改变不了尘世的疮疤和裂缝，也要誓死相爱，充满了繁复而高贵的华丽之美以及传奇的戏剧性；《宫锁连城》的男女主人公恒泰和连城，对于尘世的欺诈和癫狂充满了适应和妥协，恒泰最后竟然向醒黛公主承诺不再寻找出走的连城，数十年后二人才相聚。


    《梅花烙》注重主旨，在于对于整个封建道德社会的批判，而《宫锁连城》的轻薄，在于只愿意讲述一个水到渠成的故事，讲究一种叙事的完整性，故事中的批判末世的色彩微弱，其主旨仅仅是人性的向善。


《梅花烙》的配角都是熠熠生辉，小寇子等人的文学形象璀璨斑斓，都体现了鲜明的个性，皓桢的弟弟——二房所生的皓祥，整个人物的卑琐性、自私自利、敏感易怒呼之欲出，他的自卑和善妒以及对于母亲失宠的悲愤都刻画的十分鲜明饱满，体现了人性的终极沉沦；而《宫锁连城》中恒泰的弟弟明轩却是喜剧人物的油头粉面，无所事事之余仅仅体现了微弱的讽刺。


《梅花烙》结构紧凑，语言精致，体现了琼瑶的全方面的文学素养；《宫锁连城》叙事拖沓，情节的枝枝蔓蔓过多，乾隆和步青云的调情以及甜言蜜语之后的陷阱占了许多篇幅，而《宫锁连城》的台词语言欠缺推敲和考究，甚至出现了“凉拌”“得瑟”等现代意味浓厚的台词。


《梅花烙》女主角吟霜清新典雅，流丽脱俗，剧中写到她被唱戏走江湖的夫妇收养，因此有较高的音乐素养和才华；《宫锁连城》的女主角连城则是被妓院的老鸨收养，于正倾向于描述妓院生活，等而下之的生活环境却酿造了女主人公连城的宅心仁厚，十分不切实际。

电影《猫王与尼克松》再现讲述了乐坛传奇巨星“猫王”艾尔维斯·普雷斯利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0年12月21日的一场传奇会面幕后的趣事。据说猫王当时买了一把柯尔特45式手枪作为礼物献给尼克松总统，还并请求总统让他成为一名“反毒品战争”的联邦卧底特工。《猫王与尼克松》（E...  (展开)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为了帮省长立功，上司让男主们捣毁贩毒组织，金发男的线人要求5斤毒品，但不能是贩毒组织的，这组织大麻袋子里面有特别的浓烈的气味，向上司要求拿警局的毒品被拒绝，不能动封存的毒品。 男主们通过收缴买毒品的人的毒品一点点的凑够，在线人的线索下终于成功破案 但这没结束，...  (展开)

看侣行是从第三季才开始追，一边追一边回看第一季，第二季。感觉是改变了不少，有好有坏。第一季比较实在，也很多冒险的地方，内容比较丰富。其实第二季也不错就是剪辑方面很混乱，混乱了又不去做些补救的动作，而且确实又很对行程上的问题没有在视频上作出交代，但感觉还算真实。 第三季开始就有点把危险程度放大了。而且内容很少。 张梁记是我最美记忆的一季，感觉什么内容都没有空乏。 我们的侣行 明明就是准备充足但非要将危险放大再放大。感觉内容也不足。但这个可以理解。如果后期剪辑不要太渲染危险，多些描写着陆地点的人文风俗 特色平衡一下， 比如访问猎鹿人的生活 这类的片段多增加些 就好了

这篇剧评可能有剧透 港剧日渐式微，似乎是不争的事实。 今年已过大半，台剧已经相继推出了《我们与恶的距离》《俗女养成记》《噬罪者》几部高分口碑新剧。 而港剧这边，除了上半年发挥中规中矩的《白色强人》，和近期完结的雷声大、雨点小的《十二传说》，几乎想不出第三部剧的名字。 直到最近，终...  (展开)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全片至少有两点，人妖设定和警察黑化，毕竟现在总菊文化管制如此严，有这两点值得肯定哈哈。 警察看证据的那段??随便找个人放大，哎你说就那么准，就找到了，感觉这一段太弱智了。 结局那一段，拍摄地点好像是冰雪大世界，门票就不说了哈哈。不过我觉得场地挺好的，把那种寒...  (展开)

首先说演员，选的不行，不明白为什么弃用原角色，个人觉得钟政勋，朱丽岚演的不错。何蓝逗撑不起来，演技太差，关闯这个角色也不如前两部，顾念彤，唐凌风没换是亮点，希望祁家兄弟也不要换，只能期待下一部。其次剧情一般，比前两部差太多，故事不如前两部有吸引力，魔傲诀莫...  (展开)

虽然这个电视剧的情节其实很扯，扯到夸张的地步，当时还是不知不觉的追下来了，而且是在高三紧张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对白很特别吧，搞笑到让人总想继续看看。最喜欢那个断肠人的经典对白“这不重要，重要的是....”

首先，在台北观看马莉这部《囚》本身就是一种奇妙的体验。在悉悉索索的“靠腰”声中，听着荧幕上地道的大碴子口音，甚至一段二人转，拍成长镜头的话可能会是段不错的影像。 回到影片本身，整个观影过程中我个人始终处于一种焦灼状态。作为一个受政治学训练了五六年的人，一听到...  (展开)

这个包公不太行，哈哈，我个人看过这个动画，很不错，值得推荐给朋友，剧情非常的搞笑，展小猫萌萌哒很可爱，是可以带动笑点的一部动画，然后公孙策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人物，在动画里面也可以算是萌翻了，看动画的时候人物特别生动。
希望国产动画片像这样的越来越多，可以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国产动画，中国国产动画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楚原的这部影片，始终围绕着武林中人的声名来做文章，大家都是为了天下第一的名号出生入死在所不惜，而所谓高处不胜寒，乏了打打杀杀想隐退过平凡日子却也不是随心所欲，毕竟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所以看到野外小店中隐姓埋名的卧虎藏龙。但是影片大量令人昏昏欲睡而始终不知所以的对白显得啰嗦而苍白，重复率之高也反应了剧本的匮乏，初出茅庐的尔东升及疯子姜大卫都是小鲜肉般的可爱。

如果这个孩子没有姐姐的话，如果她不是生活在那样的家庭的话，她早就崩溃了不是吗？不管有多难，姐姐总在她的身边，维护她帮助她；爸爸妈妈虽然老是吵架，但是一直都足够重视孩子。
我小的时候也是在棍棒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爸爸忙，大部分时候是妈妈一个人带着我。妈妈信奉棍棒教育，从不夸，打得也厉害。我能感觉到妈妈对我的爱，从她打的时候的眼泪中，从她惩罚后的讲道理中，从我生病时她的忧心中。因此没有怪过妈妈，甚至大了以后我也感激妈妈的严格。但是真的需要那样吗？我至今还记得小的时候循环往复的噩梦，以及那个时候那种绝望的感觉，那种感觉是刻在骨子里，无法剔除的。我完全不能认同。
说来这个孩子所遇到的那些残酷的事情，我居然也都碰到过，只是没有集中在一处，也没有这么严重，但是持续的时间却更长，影响更长远。这个老师未免太高看了孩子的健忘程度。这个老师的本意是好的，但如果没有主角光环，她未必能注意到这个孩子的一切，也许在那次泳池里孩子就已经死了。现实中的老师更做不到她那样全心全意为了孩子。
告诉孩子社会残酷没问题，立规矩没问题，但是请不要用那样的方法。
社会的残酷，大多数的成年人也是一步一步了解过来的，一蹴而成，拔苗助长而已。孩子是残酷的，也是脆弱的，还是让他们去成长吧。这样的老师，对于有些孩子来说，遇到了就是噩梦。

即便从《史记·赵世家》算起，赵氏孤儿的故事也已在中国流传了两千余年。一个情节并不复杂的故事铺展于历史的长河中如此之久，能够与各个时代的人产生精神共鸣而不衰竭，它便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成为文化的一个母题。在这一母题上承载着复杂而连续的价值象征，每个时代对这一故事的不同改写则反映出这套价值象征是如何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发生变异的。
        《史记》中记载的故事充满了政治斗争的险恶和个人智慧狡黠的光芒，这与“春秋无义战”的时代氛围是相契合的；待到元代纪君祥的的杂剧《冤报冤赵氏孤儿》，程婴的身份由门客变为民间医生，同时情节也更为离奇曲折，这是元杂剧更为贴近市民心理的情感取向的反映；当这个著名的中国悲剧被伏尔泰介绍到法国时，俨然成了“透过剧中几个中国人的嘴巴向欧洲人宣扬启蒙时代的精神。”而根据赵氏孤儿改编的两个当代话剧中，复仇的主题都被有意淡化（甚至放弃），被强化的是个人在政治斗争和命运漩涡中的无奈这一具有现代人性论高度的主题。
        把赵氏孤儿拍成电影，当然也意味着对这种原型故事的改写。为了与现代观众达成心理默契，电影必然会在这个故事中加入当代观众感兴趣并能够理解的价值和情感。同时，商业电影的市场化运作方式、电影媒介本身的特性以及导演个人的趣味和艺术追求也会对这种改写产生影响。放眼望去，中国导演中无论就文化修养还是艺术水准而言，最有可能用电影对赵氏孤儿完成文化改写的，非陈凯歌莫属。也正是因此，普通观众和文化人士都对这部电影充满了期待，因为它是有可能酿成一起文化事件的。
        改写的第一步是对依附在赵氏孤儿这个故事之上的原有价值系统的解构。从《史记》中、从元杂剧里，从程婴这个人物身上陈凯歌看到了什么？他是一位大忠大义之士，或者换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一名英雄。忠是臣对君、仆对主之间的一种关系，而义则是人与人之间超越阶级关系主动建立的一种情感契约，但无论是忠还是义，放到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中，都是贵族的道德，唯有士才有可能舍身取义，这与民是不相干的。陈凯歌对忠义的解构和重建带着他浓厚的个人色彩。经历过文革，不断声称自己的“青春被政治绑架”的陈凯歌必然对“忠”有着深刻的个人理解和揪心之痛。对他而言，忠除了是对领袖的无条件服从，还意味着一种刻板的成见，意味着完全接受的被动性。而对于英雄，陈凯歌那一代人所受的教育中只知道一种英雄：一种高、大、全，为了集体利益可以完全牺牲自己的英雄。西方式的悲剧英雄始终是他的文化基因中完全陌生的东西。于是这两者，便成了青春期过后重新接受启蒙的陈凯歌极力要消除的价值。如果说《孩子王》的结尾，乡村教师叮嘱学生王福的话“永远不要抄书”是对“忠”的否定的话，《刺秦》中则以来到秦王宫殿的荆轲突然讲起方言，变成一个小丑的方式展示了历史英雄猥琐的一面。所以，到《赵氏孤儿》里，陈凯歌的程婴延续了元杂剧中的身份，不是必须对主上“尽忠”的家臣，而是一名原本可以置身事外的江湖医生，是一介草民。整部《赵氏孤儿》，用陈凯歌自己的话来说，可以归纳为“民干了士该干的事”。并且，这个民不是像士一样出于某种信念去主动牺牲，而是当命运把他卷入到这个漩涡中来时，在苏醒的人性面前，几乎被动地完成了他的义举。当庄姬“托孤”之时，程婴并非不怕，是对赵孤的同情使他选择了冒险；当屠岸贾全城“搜孤”时，程婴也像所有的父母一样首先想到的是救自己的孩子，是程妻无意间的举动导致了最后的牺牲；之后在公孙府上，当藏在隔墙中的妻儿被发现时，程婴才真正地面对一种道德决断：是牺牲自己家的孩子还是让一百多婴儿遭受屠戮？这时，他“草根地”意识到这就是他的命，接着他做出了对得起他人性的选择。所以，陈凯歌的程婴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不是为了忠与义去选择牺牲，他是最真实意义上的普通人（民），但这普通人却干了英雄才能干的事。
        现在的时代既不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也不是殷切期盼英雄横空出世的时代，大多数人对真正天资禀赋超群之人怀着本能的戒备之心。好莱坞的策略是让一个个平庸之辈鬼使神差地成为超级英雄，使人人都过把英雄瘾。而反对英雄的最好策略之一就是抬出一种普遍的人性来：只要想想英雄也和最普通的庸人一样具有一种共同的人性，那英雄也便没有什么了不起了。《赵氏孤儿》前半部分对程婴人性的挖掘是非常成功的，但并不代表电影处理任何情感和现实问题时抬出人性就都是合理的。实际上，由于过于频繁地祭出人性这面大旗，电影在人物关系和情感方面始终处于失控的状态。
        电影刚开始，便在几位人物的处理上让人出乎预料。一是晋灵君竟如此之蠢。尽管《左传》有“晋灵君不君”的记载，但电影中的晋灵君不仅完全不懂为君之道，而且缺乏任何贵族教育的修养，智商也显然在常人以下，似乎活该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二是赵盾父子居然如此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们的被灭门倒是应了“做人不能太嚣张”的江湖道理。如果也按照史实记载的话，孔子倒是称赞过赵盾：“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之后随着故事的发展，观众便将领悟到这样的人物处理是为了给屠岸贾的弑君与灭门行动提供某种合理解释。如果一部电影不需要英雄，那它同样也不需要真正的恶人，因为过于极端的恶也是让普遍人性感到尴尬的东西。屠岸贾并非真正十恶不赦的坏蛋，陈凯歌显然想在普遍人性的高度下赋予这个人物复杂的矛盾性，但在效果上，并没有前半部分对程婴的刻画成功。摆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个被各种前后不一致和莫名其妙举动撕碎的人。电影前半部分中这个人物诛杀赵氏亲族的冷血、挥刀劈向韩厥脸部的凶狠以及摔死程婴儿子时的阴毒到电影后半部分完全消失了，在继子面前，他成了一位慈父，一个让人尊敬的长者，一个快乐地享受着天伦时光的老人。
        由于一味地堆积人性的复杂性，电影的编剧过程出现了太多的硬伤，许多人物的行动缺乏前后一致，且充满扭捏之感。在“搜孤”、“救孤”阶段，电影花费了太多的时间让屠岸贾去区分哪个才是真正的赵氏孤儿，几经曲折之后，屠岸贾仍旧摇移不定，当终于确定并摔死赵孤后，导演以为观众搞清楚了，实际上观众却觉得导演自己搞糊涂了。因为，只要观众不是苍白的人性面前已经丧失了任何历史常识，他们也会明白对于那个时候的人性来说，杀一个与杀两个、甚至杀一百个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在各种古代文明中，都曾出现过出于政治或宗教的目的大规模屠杀婴儿的事。所以，表现普遍人性是可以的，但却不应该抹杀人性标准的历史差别。
        电影中的韩厥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物。陈凯歌无法让他像在元杂剧中那样作为一名英雄及早死去，同时又要为黄晓明预留戏份和表演空间，最终，韩厥在几经转折之后，终于沦为一个打酱油的角色。更大的问题出现在电影后半部分（既完成救孤行动后）对程婴这一重要人物进一步刻画上。陈凯歌说的好：“在没有任何危险的前提下，救一个孩子，常人也能做到。可是程婴15年抚养孩子报仇，未必人人都能做。”对一部电影来说也是这样，能在一次戏剧高潮行动中把程婴的人性刻画出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之后日常化的生活过程中，使这种人性保持一贯性并更为丰满。程婴在电影的后半部分仿佛死了，他由于缺乏真实的行动动机已经沦为行尸走肉，他最大的失败则体现在对赵孤的教育上。陈凯歌也许没有注意到他对元杂剧剧本的微小改动将会使故事的情节结构完全散架。被屠岸贾杀死妻子的程婴不可能再携赵孤改姓投到前者门下，屠岸贾也不可能收留他，这不是反人性，而是违背人之常情。同样，因“救孤”行动而人性丰满起来的程婴口口声声说要让长大后的程婴站到屠岸贾面前，说出他是谁，这一意在使屠岸的一生沦为笑柄的举动充满了深切的仇恨，但对于“被认贼作父”的赵孤来说，这种由别人安排的命运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走到了任何普遍人性的反面。由于其间的伦理关系没有理清，《赵氏孤儿》在后半段迅速地沦为一出闹剧，对赵孤的养育过程俨然成了两位“离异”的父亲对儿子监护权的争夺战，一方心怀不轨地讨好儿子，却又不敢对他明言，只是暗暗希望终有一天儿子能阴人家一着，以泄自己心头之恨；另一方则一边对养子爱护有加，一边人格分裂般地向他灌输虚无主义教育，让他“什么也不要相信。”而韩厥的身份则像一位“第三者”，一遍撺掇程婴把儿子完全夺过来，一边致力于把“原配”那方彻底整死。
        无论陈凯歌把普遍人性提到多高的位置，只要他没有完全解构复仇行动，《赵氏孤儿》便不可避免地会展现不同的人性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将暗示某些矛盾是不可化解的，是超乎人性原则之上的。只是，经由“养孤”过程一番无厘头的胡闹，当真正的复仇来临的时候，这一原本应带着血腥和救赎感的行动已经失却了力量。屠岸贾往程婴身体轻轻地一刺，赵孤再往屠岸贾身体轻轻地一刺，复仇便告完成了，这不是仪式，而更像是过家家，它带来的也不是救赎和重生，而是让人因终于可以不再纠结而长舒一口气。
        从《梅兰芳》到《赵氏孤儿》，陈凯歌这两年的电影都呈现出虎头蛇尾、艺术与商业彼此割裂的特点。《梅兰芳》的第一段，说好的人太多，可见他拍《霸王别姬》时的功力并未消退。《赵氏孤儿》同样是如此，一场宫廷喋血政变，拍得惊奇突兀却有条不紊，让人想起他状态最好的时候。两部电影中，陈凯歌似乎都在开头过一把艺术的瘾，把自己想表达的都表达了，之后便按商业的路子来，剧情、人物、情感各方面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全冒了出来。《赵氏孤儿》中对程婴成功刻画的部分也是陈凯歌从精英意识的角度对于人性展开的思考，就商业电影而论，陈凯歌并未能够放下身段与大众心理真正打成一片。而让他完全从娱乐大众的角度（像张艺谋那样）拍一部纯粹的商业电影，他也未必乐意。
        如果说民做了士该做的事暗示了群众与精英之间确实存在着人性沟通的通道，那么接下来的逻辑未必就是在普遍人性的要求下完全抹除两者之间的差别，或者像陈凯歌那样随意地从上半部艺术过渡到下半部商业，而是尽可能地理清各自的兴趣和责任范围，以谋求更深层次的结合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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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影《友罪》，129分钟的放映时间里，根本不能走神半分钟。饶是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看到了黑底白字的字幕缓缓升起，依然不能确定，它到底用了几条线索在证明生不如死的人们活得有多凄惨。 白发苍苍的出租车司机，演员用过度的谦恭，让人觉得这个角色身上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