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梅隆与一众好莱坞大导，编剧，作者，
影评人等科幻领域从业者的促膝长谈。
从外星生命、外太空、怪物、黑暗未来、
智能机器、时间旅行六个主题如数家珍讲
述划时代科幻作品的创作背景初衷与内涵，
以及先锋小众科幻作品的启蒙和影响。
卡梅隆在对谈中有着极强的表达欲望，
以至于他总是在别人下一句脱口而出时猜对并抢先说出那句话。
斯皮尔伯格作品其实一直在书写家庭主题。
卢卡斯坦诚《星战》只是太空背景肥皂剧。
《终结者》的点子是卡梅隆梦见一具铬合金骨架从火里走出。卡梅隆在《太空漫游2001》上映当年去影院看了十几遍。
卡想拍《侏罗纪公园》却被斯皮尔伯格近水楼台，他坦言会拍成《异形》那样的吓人限制级，不过斯皮尔拍成全家向也不赖。
斯皮尔在现场用喇叭配了恐龙的叫声。
美国战后一代在某种意义上是最幸福的，
他们身逢科幻电影喷薄的黄金时代，
海量优质科幻作品都爆发于五六十年代，
毋庸置疑从小浸淫于充满想象力的科幻沃土，能激发人们心底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直接推动人类文明的科技进步。
斯皮尔伯格说，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正是恐惧激发了他的想象力。
卡梅隆说，很多电影都是以梦境或噩梦开始，引出童年时的恐惧。
反观国内的一些家长整天担心自己孩子学坏检举文艺作品的尺度，可谓极致温室。
《哥斯拉》体现了对核武器袭击的恐惧，
怪兽反映了他们被创造时期的时代心理。
怪兽非常适合以肉体形式体现抽象概念。
《我是传奇》曾被施瓦辛格霸占近十年，在威尔史密斯百般恳求之下才让出。
施瓦辛格在《詹姆斯·卡梅隆的科幻故事》对谈中说，我多希望穿越时空，回到过去告诉自己：我不会拍《大力神在纽约》哈哈。
以下是一些摘录和随笔：
“人类的故事总是探索，随后是殖民和剥削。我们一直这样做。”
“世界构建，在潘多拉壮观的森林里，你能看到的所有植物，即便只有半秒钟的镜头都有一个英语名字，一个拉丁学名，一个纳威名，还很有可能有两页纸的生态设定，介绍这个植物是如何繁衍的，纳威人是如何使用它的。”
卢卡斯：“如果没有拍这类电影，去告诉人们，这是一次探险，一定会特别有趣。你觉得人类会傻到乘坐宇宙飞船去火星吗？那儿除了红土，什么都没有啊。肯定不会。这类作品的理念，就是一种探险。”
《侏罗纪公园》：山姆·尼尔坐上直升机去努布拉岛，他的安全带两端都是母扣拉不到一起，于是他就用安全带围着腰打了个结，这就是整部电影的寓意，生命自会找到出路。
我们能看出规律吗？早期原子科学家，现代人工智能科学家，所有人只看到了锦绣前程，好的一面。就像《西部世界》海报上说，难道哪里会出错吗？这会让观众激动起来，因为他们可以看到出错的地方。
斯皮尔伯格：“好的科幻作品是警世寓言。”
雷德利：“人工智能具有极大的潜能，既美好，又危险，发明者常常沉溺于自己的成果中，而不去关心实际产生的后果。这就是问题所在，当人工智能摆脱人类的控制时，危险就随之到来。有了人工智能，就必须对其有所限制，你的手必须随时准备拔掉电源。每时每刻，绝不放松。”
基努里维斯：“为何时间旅行如此有趣？因为有谁会不对过去好奇呢？有谁会不对未来好奇呢？”
卡梅隆：“如果某人从未来回来改变情况，那我们是不是都是时间线上的傀儡。”
卡梅隆：“《终结者2》的女主在桌子上刻下：没有命运。她被告知可以改变未来，但那是否只是一个幻想？我们是不是在一部已经拍好的电影里，胶片早就在某个地方卷好了，你可以随意快进或倒退。但结局永不改变。”
《比尔和泰德》主创：“在取景地的麦当劳排队在前面的几个孩子看起来吊儿郎当的，我们就想，就是这些小伙子该演《比尔和泰德》，那些晚些时候，我们见到了基努和亚历克斯，正是麦当劳排在我们前面的小伙子。”
《土拨鼠之日》：困在时间循环里的好处在于，我们能从不同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生活。这也是电影的一个好处，特别是科幻作品，因为它即刻就能让你置身于不同的时空。
《神秘博士》：更换主角的方式就是博士重生，内核其实是死亡的主题。
诺兰：“望远镜就是一台窥见时间的机器，如果从更远处望向最小的那颗星，你看到的是更加遥远的过去，理论上你可以造出性能更强的望远镜看到很久远的过去。就时间而言，你在回望过去的同时也在看向现实世界，就在这间屋子里，你环顾四周，就是在回顾时间。”
卡梅隆：“理论上太阳可能已经在七分钟前熄灭了，而我们还不知道。因为光传递到这儿，是需要时间的。”
科幻从不是用于预测未来，而是选择未来，它关注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和我们想要去的方向。
由衷地，我比较艳羡的是他们文化里能形成如此纯粹的讨论氛围。一群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世界的翘楚们围坐在一起，非功利地出自热忱，像孩子，像诗人，像哲学家一本正经地脑洞大开探讨科幻与未来的诸多想象与思考，脚下换个土地和场景，可能就被说成是“胡言乱语和不务正业”了。
然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土壤存在，才有了一切的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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