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审查员伊妮的视角，从伊妮在地下道追寻一头红色头髮、疑似是儿时失踪妹妹妮娜的女人身影，不时在午夜梦迴之际看见妹妹在茫雾瀰漫的森林裡、和自己玩著当时“召唤影子”游戏；到认定电影导演弗雷德里克．诺斯的御用女演员爱丽丝．李即是失踪十馀年的妮娜，而诺斯的制片人道格的一句话“《不要去教堂》是爱丽丝的最后一部电影”，更让伊妮深信诺斯“绑架”了妹妹。

电影审查员伊妮的视角，从伊妮在地下道追寻一头红色头髮、疑似是儿时失踪妹妹妮娜的女人身影，不时在午夜梦迴之际看见妹妹在茫雾瀰漫的森林裡、和自己玩著当时“召唤影子”游戏；到认定电影导演弗雷德里克．诺斯的御用女演员爱丽丝．李即是失踪十馀年的妮娜，而诺斯的制片人道格的一句话“《不要去教堂》是爱丽丝的最后一部电影”，更让伊妮深信诺斯“绑架”了妹妹。

直到伊妮最终在片场发狂地砍杀了饰演兽人的演员查尔斯前，前述伊妮所经历的一切，不外乎都可以被我们归类在创伤事件发生后的症状裡：从伊妮的记忆片段和《不要去教堂》的内容推测，当年伊妮和妮娜在森林裡玩耍时，妮娜似乎进入了一栋木屋中、并且从此消失，也可能是妮娜遭到不知名的人士绑架到木屋内。

然而，不论当年情况为何，伊妮对于妮娜的消失始终抱著严重的愧疚感，而失去妮娜的这几十年内，时常不请自来的、妮娜失踪前与伊妮的游戏时刻，以及伊妮不断在日常生活裡重複著“寻找妮娜”，也印证了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说的创伤固著（fixations to traumas），患者不断重複创伤当下的情境，彷彿尚有未处理好的紧急工作（Freud, 2018: 315）。

不过，以上我们特别将创伤事件徘徊的片段划分在“伊妮砍死查尔斯前”；也就是说，在伊妮挥起斧头前，她所看到的一切，仍然可以合理地被归类在创伤所造成的后遗症裡。但是随著伊妮看见查尔斯抓著爱丽丝的头髮、将爱丽丝拖到自己面前，而此处的爱丽丝已经是伊妮所深信的“被诺斯绑架的妹妹妮娜”，伊妮的视界与真实的世界混为一体，伊妮再也无法分辨眼前的女子究竟是妮娜、演员爱丽丝，或是仅是自己的幻想。于此同时，伊妮进入了思觉失调的状态。

当创伤成为偏执

查尔斯倒下后，其位在胸上的伤口浮现了一张脸，复述著查尔斯死前以兽人的身份对著伊妮的角色所说的话：“我就是恐怖本身！”然而，胸口上出现第二张人脸如此不合常理的情境，并未将伊妮带回现实世界裡，反而激起了伊妮的愤怒。看见了导演与其他剧组人员惊恐的表情，她对著诺斯嘶吼道：“这是你的问题，这全是你的错！”接著将诺斯的脑袋砍下。

可是，当伊妮追逐仓皇逃到森林裡的爱丽丝，不断地解释自己所做一切是为了保护“妮娜”时，伊妮眼前所认定的“妮娜”不但没有表达感激之情，甚至愤恨地说道“查尔斯是我的朋友！”、“我已经有一位姊姊了，而那个姊姊不是你！”与此同时，我们才能真正确认，为何我们必须将“杀死查尔斯”作为伊妮视界改变的分水岭。

从伊妮在地下道追随红髮女人的那一刻起，伊妮的视界裡——包含最后雨过天晴、伊妮带著妮娜返回家中的片段——全是由偏执（paranoid）所组成的与引起的：伊妮之所以坚持妮娜尚未死亡，也不愿相信妮娜当年进入木屋后便已经葬身该处，部份原因来自于父亲对自己所施加的压力。在闪回的画面中，我们看见妮娜消失当天，父亲责备著伊妮将妮娜抛下，自顾地逃出了森林，而多年后伊妮笃定地向父母述说爱丽丝．李是妮娜的猜想时，父亲动怒地回道：“我们已经尽所能地为你做到这裡了，可是你依旧我行我素，就跟你和她溜走的那天一样！”

“血腥狂欢”的合理化

当我们注意到父亲过去至今不曾停止将焦急、愤怒与失望等感受施加到伊妮身上，也就是透过情绪转移让伊妮接收到“都是我的错”的讯息，进而让伊妮成为负起妮娜之死责任的对象后，我们便不得不将所有男性的行为一併进行讨论与处理。

最初伊妮和男同事在放映室裡讨论该剪掉片中的哪些血腥段落时，伊妮认为挖眼睛（eye gouging）的部分过于写实，必须将之删除。然而，男同事竟然理所当然地说道：“少将它视为‘挖眼睛’，多将它视为一种神圣的传统的一部分吧。就像是《李尔王》（King Lear）的格罗斯特公爵（Gloucester），或是《安达鲁之犬》（Un Chien Andalou, 1929）”；除此之外，某次电影审查局的员工一齐讨论是否发行《食人族大屠杀》（Cannibal Carnage）时，仅有伊妮和在场唯一女同事安妮否决了这项决议。然碍于局内性别比例极度失衡的状况，伊妮和安妮的反对与警告显得微不足道且一无是处。

另一次伊妮和安妮在放映室裡观看《极端尾声》（Extreme Coda）中男人粗暴强姦女人的戏码后，当伊妮以“男性机能不足的报复宣洩”（Male inadequacy revenge catharsis.）回覆安妮提出的疑问：“这些（男）导演是怎麽回事？”，我们便能察觉到《撕裂异弑界》中所存在的问题，小至电影中男人明显违反女人意愿、将之压在桌上进行强暴，男人出于有趣／创伤／性慾等各式各样的理由将女人的身体大卸八块，或是实行伊妮坚持剪掉的“挖眼睛”；大至新闻上複制了与恐怖电影《癫狂》（Deranged）如出一辙的杀人手法，却不断宣称自己没有看过电影、同时将作案过程忘得一乾二淨的“失忆杀人魔”。

又或是在伊妮夜访时企图借酒性侵之的道格，任何牵涉到男性暴力的场景，男性皆能找到一个特定对象作为发洩的出口，并且对这个对象挑三拣四，使他们以“阳具失能”的藉口全身而退。杀人魔在吃掉了妻子的脸后，可以将责任推卸予“失忆”，而男同事以“人在压力极大、脑部受创或是大脑无法接受事实时，会重构记忆”解释杀人魔失忆的情况——这样的描述，不免让人想起佛洛伊德认爲在创伤性精神官能症中的情形：

以形成症状来解决衝突也是最便利的方法，最符合快乐原则的要求。用精神官能症来解决衝突乃是一种最无害、最能为社会所容许的方法。

至于男性导演们拍出这些暴力的电影，为的是抒发对于男性失能焦虑感；而此“焦虑”（Angst），似乎是源自于“阉割焦虑”，也就是男性害怕赋予自身阳性特质（maculinity）和威权的唯一工具——也就是阳具——被切除，因此透过性暴力、虐杀以压制女性，并展现、炫耀自己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权力。

反抗男性霸权：“这全是你的错！”

同时间无法忽视的是，惨死于失忆杀人魔之下的是他手无寸铁的妻子和孩子，暴力电影中被男性导演和男性演员剥削、佔便宜的是女性；或许男性针对女性而发洩的暴力行为，并非这部电影意图抨击的部分，然而，我们和片中人物无意间为男性行为所找的藉口，似乎都和据理力争地想保留挖眼睛段落的行为一样荒谬：挖眼睛并非某种病态的、残虐人体的行为，而是种“伟大”、“神圣”的传统，甚至是仪式，因为在许多的艺术作品中都曾有过挖眼睛的段落，从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安德烈卢布列夫》（Andrei Rublev, 1966）、路易斯．布纽尔（Luis Bu?uel）《安达鲁之犬》、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李尔王》，乃至于古希腊悲剧《伊底帕斯王》（Oedipus Rex），都继承了这样的“仪式”。

一旦当我们认同了男同事的说法，将挖眼睛行为如此的血腥狂欢——就如法国的帕平姊妹（Christine and Léa Papin）杀害女僱主与其女儿的行为被精神分析学家拉冈（Jacques Lacan）称为“血腥狂欢”（orgy of blood, Lacan, 1933）——视为视觉艺术传统的一部分，我们等同于漠视了此传统所出现的脉络，且无疑是为一种简化问题的方式。

于此，我们不得不对应到失忆杀人魔遭到逮捕时，报纸上耸动的标题：“电影审查的错？”日日堵在公司门口、试图採访伊妮对于成为“刽子手”的想法为何，以及不断打威胁和辱骂电话骚扰伊妮的无名大众，很显然地，对于失忆杀人魔的事件，民众仅针对“不够严格的电影审查”和“通过《癫狂》的伊妮及男同事”进行围剿，丝毫不探究其他可能造成杀人魔的原因；而来到男同事身上，男同事同样轻而易举地将杀人魔的遗忘归咎到创伤遭遇、大脑的防卫机制。

就此两面向而言，大众将这些多半由男性所造成的社会事件归咎于电影审查员，而电影审查员，特别是“男性”，又将之推卸给其他原因。自始至终，身为少数的女性审查员，如伊妮和安妮，只能成为在团体决议中沉默、不存在的部分，或是被制片人“物色”成为恐怖片的女主角。

基于佛洛伊德所宣称的存在于原始人类男性中的伊底帕斯情结、阉割情结和由前二者所衍生出的焦虑，男性以腥羶色作为创作的题材与灵感，同样可以如“挖眼传统”被合理化为一种伟大的传统，一种“认同”男性“因为某些原因”，而被社会、甚至是女性的精神分析学家，尤其是继承佛洛伊德说法的精神分析学者，默许男性透过一些极端的行为进行“发洩”与“报复”的传统。

虽然我们在开头将以“杀死查尔斯”作为区分此前伊妮深受创伤鬼影（trauma spectre）纠缠，以及此后现实与幻想融为一体的两种视界；但是综观下来，杀死查尔斯并不足以成为改变伊妮视界的唯一原因。

如同我们先是提起了伊妮父亲对于妮娜失踪的责怪，同时引入了片中男性的行为，伊妮在整部片中的视界都是由男性所造成的，她的创伤、愤恨、恐惧与焦虑，皆来自于男性对于他们本身该承担的责任的推卸，以及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基于其阳性观点而为男性所带来的社会好处：一切都是身为女性的伊妮“我”的错。于是，当伊妮对诺斯大吼“这全是你的错！”，似乎正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女性对于男性叙事霸权的反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