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稳的叙事恰如舒缓的背景音乐轻柔地流淌，吟出一首朴实无华、沉郁苍劲的凡人诗篇。

作为诗中的主人公，启功在激荡的岁月里坚持操守，在怒涛滚滚的生活狂潮面前秉持尊严，这份闪耀在凡人身上的素朴以及对生命的敬重在岁月如诗的镜头语言下得到真切的呈现。

影片从动荡年代的时代背景入手，在那个砸烂一切、扫除一切的怒涛下，成为边缘人的启功艰难而不失尊严的活着，在毫无任何依托的生活现状下，唯有老妻宝琛的一路扶持，让启功在朝不保夕的日子里得以顽强的度过。这是相守一生的理解与宽容，它摒去了浮华，卸下了荣光，日子也就沉淀成了一抹清浅的吟唱，伴随着一路的足印，一对患难夫妻在对生活平淡地操持下诠释了相濡以沫的真谛。

这让人肃然起敬的真情在影片里未曾有任何浓墨重彩的渲染，它通过对日常事例平铺直叙的展示，以点带面的缀成启功与宝琛从相识到相守，从爱情到友情继而升华至亲情的那份朴素的挚爱情怀。启功与宝琛的相识少了浪漫的机缘，却将这份感情坚守一生，宝琛的包容在其中有着难能可贵的助力。在启功因为字写得不好被他人奚落时，宝琛的勉励如同一缕春风，拂去了围聚在启功心头的阴云。来自妻子的勉励是宝贵的，它成为启功艺术生涯里的益友与后盾，以无可取代的方式见证了启功的一生。这是爱情浇灌出的艺术之花，少了轰轰烈烈的豪言壮语，却以包容和理解铸就了爱情的庄重。

若是缺少了沉重的生活经历，庄重的爱情难免根基浮浅，不堪摧打。启功的一生在平淡中蕴含曲折，在沉静的岁月里也少不了急遽而止的骤狂。启功先学画，后工书，曲折的艺术之路反而增强了启功的艺术自信，可这种自信在战火纷飞的时局里得到了严峻的考验。面对日寇的铁蹄，山河的破碎，启功与敬爱的师长陈垣等一批爱国人士坚定地留在辅仁继续执教，实现了艺术自信的同时也塑就了可贵的艺术人格。

启功的艺术人格之可贵，除了不屈从于侵略者的淫威，还体现在其远离宦海，不寄食于威权之门的气节。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欲委任启功为部里的一员科长，影片将这一情节结合启功少无宦情的心性，通过陈垣对宦海的剖析，一个在艺术人格上逐渐成熟的艺术家形象越发的清晰起来。

“学校发的是聘书，教师就是宾客。衙门发的是委任状，官吏则是僚属。”

陈垣的一席话，让启功坚定了自己的选择。这个少无宦情之人，自小痴情于画画，经由陈垣的引进，启功在自己钟情的艺术世界里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归宿。这背后有师长的发现和提点，有妻子的耐心和包容，更有心怀善意之人的义举和相助。

刘雨辰，影片里的一个虚构人物。作为动荡年代里的一名“弄潮儿”，自身又喜爱书法艺术的他，在这一旁人看来与时代风潮相悖的爱好的驱使下，巧妙的对启功伸出了援助之手。

刘雨辰带着一群“小将”们来到启功家里，朗诵完语录后，以“封建主义的糟粕”为名封存了启功的书柜，却没有进一步的将那些书籍焚烧。几年后，刘雨辰执弟子礼上门向启功请教书法，他对自己当年的无知表示了深深地忏悔，启功以当年的人都是在演戏，大度地将此页隐去。

“演戏”一说作为艺术家的大度与影片开头的一段情节形成鲜明的对比。影片开头，刘雨辰让启功抄写领袖诗词，却遭到个别“小将”的反对。理由是，启功虽然落实了政策，但仍然属于边缘人，由这么一种人来抄写领袖诗词是不合适的。在一个群魔乱舞的动荡年代，舞台上粉墨登场的角色里，有人通过演戏适应时代的潮流，有人则沉浸其中，无法自拔，这一切，则在尘埃甫落的一刻，在出自艺术家对昔日大度的一句“那时的人都在演戏”而轻轻扫入了记忆的旮旯。

启功的人格恰如他在劳动时，以扫帚作笔，蘸着清水在地面所画的劲竹，枝干虬劲、凛然不屈，淡泊淳朴、为人有节，任它东西南北风，我自坚持一生的操守，这是启功的个人品质，亦是值得珍视的文人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