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认同与国际关系》的课程论文，鉴于老师是武术爱好者，我也是，加上功夫电影的民族性，本文的主题应运而生。鉴于本文着意提倡的是徐大导演《黄飞鸿》中的民族主义叙事方式（反思的，多面向的），因此放在《黄飞鸿》的影评下。］摘　要：功夫电影作为华语电影的一个重要的类型片，从其诞生早期就开始从20世纪初“体育强国”思想中汲取养料，将以“东亚病夫”为代表的民族认同话语内含的冲突结构作为电影表达的惯用主题。但随着华人文化圈政治氛围的转变和经济的发展，这种民族认同话语逐渐被淡化。到了21世纪，更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异质话语的双重挑战，面临被重构的可能性。关键词：功夫电影 东亚病夫 自我东方化 民族主义表达古老的中国功夫之所以至今能有广泛的影响力，同它与现代电影艺术的结合是分不开的。功夫电影是华语影坛最具国际影响的类型片。而在众多功夫电影中，那些以近代中国为背景的“国恨家仇”故事，也成为最常用主题之一。而且，功夫电影作为承载近现代中国民族认同话语的一个重要文本，不仅显示出中国民族主义是近代殖民危机产物的历史语境，还忠实记录了不同时代背景下华人对民族主义态度的变化。通过查阅文献和检索数据库，笔者发现，对功夫片和民族主义相关主题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对近代中国人将体育竞技与民族主义情绪表达联系在一起的现象（“东亚病夫”心结）的分析，主要有两条路径：国内过去的研究大多将原因归结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和压迫，代表性的著作有高翠编著的《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强国》；但近年来一些台湾学者开始尝试从“身体史”研究的角度和重读文本的方法，重新回顾这种与身体相关的民族主义认同的发展脉络，比较系统的研究有台湾政治大学副教授杨瑞松先生探源“东亚病夫”概念的相关论文与专著，以及东海大学黄金麟教授对“身体史”的一些研究著作。第二类是对众多功夫电影剧情架构、文化内涵以及市场反应的评论。这类文献多见于不同时期国内各种期刊杂志，观点也或褒或贬，不一而足，但在研究功夫电影的社会影响方面，可以算作是第一手资料。第三类是将功夫电影与民族主义叙事联系起来的学术性研究。国内在这个主题上的系统性研究相对还比较缺乏，较丰富的是对一部或同一系列电影中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的研究，这一主题也散见于一些功夫电影发展史的专著中，如贾磊磊《中国武侠电影史》等都有涉猎，相关译著也有一些，例如英国学者里昂?汉特的《功夫偶像》。综上所述，虽然关于功夫片和电影中民族主义叙事的研究国内已经有比较丰富的资料来源和基础研究，但将这两者联系起来，旨在理清20世纪华语功夫电影中民族主义叙事的发展脉络、探究背后变化动因的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本文旨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探索。一、危言：“东亚病夫”、“体育救国”与中国民族主义功夫片最重要的表现手段——传统中国功夫，之所以能够从平凡的民间技艺跃升为“国术”甚至是整个民族精神的寄托，与20世纪初兴起的“体育救国”思想是分不开的，而“东亚病夫”这个概念则在这个过程中被反复言说并成为后来功夫片叙事中的一个重要民族认同话语。“东亚病夫”一词现在常被视作列强对中国人身体普遍孱弱的侮辱。西方称中国为“病夫”据信在国内最早见于1896年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所转载的政论，但在这篇政论中 “病夫”（Sick Man）仅仅是对甲午战败的清王朝积弊丛生、欲振乏力现象的一种客观描述。事实上中国人用“病夫”一词甚至更早：严复在1895年3月发表的《原强》中就用“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来比喻变法的迫切性和从根本入手的必要性。因此“病夫”最初并非源于西方列强的侮辱，而是在民族存亡之秋一种忠言逆耳的大声疾呼。但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一些知识分子感到要救亡不仅要变法，还要开启民智民力；同时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播，剪除国民“劣根性”、与白人争夺种族优势的呼声也逐渐高涨。而“病夫”作为一种所指范畴不明确的日常语言，易作扩大解释。由是，“东亚病夫”的意涵在20世纪初逐渐发生了改变。1903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发表《尚武论》一文，开始从卫生习惯、传统道德等方面反思，发出“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的悲叹。 到了陈天华的《警世钟》里，开始出现“外洋人不骂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这种将“东亚病夫”界定为外人耻笑辱骂中国人的用语的描述，配合上前述把“病夫”比喻转化为针对中国人体质羸弱的形容用法的流行，使中国人逐渐将“东亚病夫”理解成西方人对中国人“挂在嘴边的嘲讽之语”。为了改变受辱的“东亚病夫”状态，不少人开始仿效日本维新中鼓励尚武精神的做法，将体育作为救国的重要方策之一。梁启超在1904年出版的《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就明确表达了学习日本尚武强国的观点。 于是，中国开始出现一些旨在强种救国的的武术团体，其中民间比较重要团体的有1910年创立的“精武体操会”，官方的武术团体则有1928年建立的“中央国术馆。然而，民间武术团体的资金和影响力有限，官方的团体不仅困于内部门派纷争，还缺乏足够的政治支持，因而在中国“体育救国”的思想最后仅流于空谈。但是，“东亚病夫”概念的变化并导致“体育救国”思想的产生的过程完整地体现了一个国家“自我东方化”的过程，是中国民族主义在外来侵略压力下产生的一个侧面。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通过对原始文本碎片有意无意的扩大解释和剪切组合，臆想了与国家同样受辱的、孱弱的中国人群像，然后意图用相应的耻辱感激励全民族奋发的精神，实现对西方世界的反抗。虽然“体育救国”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失败了，但这种要在身体上战胜东西方列强的思维方式却遗留在中国的各种小说、传奇等社会记忆之中，这也成为后来功夫电影中民族主义表达的源头。二、形成：李小龙电影中复仇式的民族主义叙事1930年国民党当局以有伤风化为由禁拍武侠片后，上海一部分电影制作者开始向香港转移。1937年抗战爆发、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和1949年共和国成立，分别造成了三波大陆电影制作人才、资金向香港的迁移。内战结束后，大陆和台湾都有较严格的电影制作和审查制度，相较而言港英当局的审查要宽松得多。加上广东本来就是武术之乡，各类南派拳术在民间流传极广，而且不乏黄飞鸿、方世玉、洪熙官等近代英豪的传奇故事，香港成为功夫电影制作中心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功夫片 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电影类型的标志是1949年胡鹏导演、关德兴主演的《黄飞鸿传》的上映。《黄飞鸿传》不仅开创了从1949到1994年间长达77部的电影系列，其中一些基本元素更被后来的功夫电影所广泛继承和反复再现：硬桥硬马的真实武打、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谦虚守礼的传统道德……但在这一时期，民族主义叙事仍然不是功夫电影的常见主题，民族情感在片中仍然处于一个非“彰显”的阶段。上一部分所论述的那种“自我东方化”的民族认同话语与功夫电影明确结合并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是从李小龙在香港拍摄的三部电影 开始的。李小龙影片在香港的火爆，既有其自身功夫精湛和电影拍摄手法革新的因素，也有三部影片共同反映出的高昂民族主义情绪的因素，尤其是《精武门》完美地将“复仇”这个传统武侠片的主题与民族冲突结合在了一起，陈真打破“东亚病夫”的匾额和踢飞“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牌，更成为华语电影的经典镜头。就影片结构来讲，《精武门》的前半段——从陈真归家参加葬礼，到忍受日本人的上门侮辱——是一个民族仇恨的积聚过程；而后半段则是仇恨的激烈释放过程，一是陈真带着“东亚病夫”牌匾主动上门搦战并击溃众多日本空手道门徒，并发出“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的宣言，二是后来他凭着巧妙的易容术潜进日本道馆，击杀俄国大力士和日本空手道馆主，正面肯定了中国人的智慧和武力，完全粉碎“东亚病夫”的侮辱，同时将全片的民族复仇情绪推到了极点，也塑造了陈真这个虚幻的银幕 英雄形象。通观这个叙事结构，日本空手道馆作为侵略者代表的加害者形象分明，而陈真的愤怒、反抗与最终的胜利则，正是前述近代史上“东亚病夫”概念转移和“体育强国”思想内所隐含的反抗逻辑的银幕体现。有评论说，这部电影展现了一种“好战的”中国特性：“永恒的、本质主义的与理想化的……绝对的民族主义者与种族主义者；强烈地反日本”。 可以说，《精武门》借用了“东亚病夫”这个的民族主义符号，套用了“复仇”这个传统江湖故事的剧情，再树立起日本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侵略者作为民族主义情绪发泄的“他者”，将陈真幻化成智勇双全的中华民族的银幕代言人，从而在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同时也为后来的功夫电影的民族主义叙事确立了一个标准参照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电影中的民族认同话语表达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当时香港社会集体认同缺失的一种反映。这是“李小龙电影”流行的时代背景。由于内战结束后两岸对峙的局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海外华人社会普遍存在着“左”与“右”的对立，尤其是香港社会，还存在着左右两派与港英当局的“三足鼎立”。当时的香港，一面是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左右两派也争斗不断，港英当局采用高压手段进行统治，政府内部腐败严重。这一时期，香港的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 ，而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和台湾的“戒严”也令生存在意识形态夹缝中的香港和海外华人群体感到空前的压抑和归属感的丧失。在现实中遭遇身份认同危机的人们转而在虚构的影像世界寻求身份的确证，而《精武门》这部电影恰恰就为这种在现实中无处安放的民族情感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发泄渠道。这是《精武门》成功的外部因素。以《精武门》为代表的李小龙式的民族主义叙事仅仅是功夫电影与民族认同华语结合的一个开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民族主义表达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三、淡化：徐克黄飞鸿系列中包容式的民族主义叙事徐克是80年代香港新武侠电影的领军人物，导演的武侠电影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而徐氏功夫电影的代表作首推他与功夫巨星李连杰合作的前三部黄飞鸿系列 。作为90年代拍摄的新黄飞鸿系列，对近代中国这个不变的时代背景，徐克一反李小龙电影中的那种华洋抽象对立的简单世界观，而选择了一种更宏大的广角镜头，力图将一个清末社会全景式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徐克的世界观因此也在另一种意义上显得更为庞杂和矛盾：以舞狮、粤剧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与迷信愚昧的白莲教的同时存在，中国人里既有投靠洋人拐卖同胞的帮会头目和欺行霸市的京城恶霸，也有孙文、陆浩东这样的革命志士。影片中对清朝官员形象的处理也不是“脸谱化”的，虽然顽固不化但也有保境安民、反抗洋人的一面；同样，影片中的洋人也并不全部是穷凶极恶的侵略者，第一部中有勇于替黄飞鸿作证洗脱罪名的神父；第三部中的俄罗斯杀手虽然狂妄地认定中国必定要遭受异国统治，但他对十三姨的感情也显示了他尚存人性。总之，百姓、官员、洋人——徐克镜头下的清末中国社会，似乎每种人都有两个面孔，这种对背景人物群像多元化的处理，使得传统功夫片中以身体侮辱为主的“东亚病夫”的话语言说难以成为系列的主题。而且整个系列也反映出导演对国民劣根性、革命者的对外依附性、学习西方和维护传统之间的张力等等众多的问题的思考。这些多元价值观的有序的掺杂不仅让影片呈现一种万花筒般的精彩，也让不同观众能够各取所需。徐克全景式的叙事在凸显微观历史的复杂性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李小龙电影中昂扬的民族主义激情。徐克镜头下的黄飞鸿是个徘徊在中西之间的矛盾混合体：黄本人是个遵守伦常的旧派人物，是功夫和中医两大传统技艺的继承者，但他的爱人十三姨却有着留洋背景；黄在十三姨的影响下被迫接触诸多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先进科技时，既表现出接受的一面（有时会戴墨镜、礼帽），也有不理解的一面（对学英语、照相等表现得不耐烦），在遭受打击时甚至也会偶尔露出排斥的一面（在宝芝林被烧毁时愤怒地命令不准再使用“洋玩意儿”）。不同于李小龙塑造的那个情绪化的、反抗的、能安慰华人失落民族认同感的陈真形象，徐克对黄飞鸿的设定让他显得更为富有历史的真实感。然而在面对无法抑制的列强蚕食和现代科技对传统的破坏时，黄飞鸿也表现出身为一介平民和一名传统继承者的无奈——他不是李小龙式的中华民族的暴力能力在银幕上的代表，而是在高速现代化/西化的中国社会中仍然顽强生存着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与之相伴的自强精神。这种民族主义表达的变化，应该与90年代初香港、台湾和大陆社会经济发展和两岸政治空气的缓和有着内在的联系。当华人所代表着的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实力差距逐渐缩小时，“东亚病夫”式民族认同话语和复仇式的民族主义情绪宣泄失去了外部市场，徐克更加包容的民族主义叙事手法，对近代屈辱史采取一种更富沧桑感的、略带忧伤的史诗化 处理，显得更贴合当时的社会思潮和公众的心理需求。如果说70年代初的观众能够从李小龙电影的民族主义叙事中找到确认民族认同归属感的激情，90年代初的观众则能从徐克黄飞鸿系列中唤回对民族历史的遥远记忆，并从包容的民族主义叙事中对纯粹的“东亚病夫”式的民族认同话语进行一定的反思。四、重构？新时代背景下功夫电影中民族主义表达的变数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大陆连续十几年的稳定经济发展，华人社会变得更加强大自信。功夫电影从90年代末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创作低潮后，随着甄子丹等新老功夫演员的活跃，又重新焕发了生机。而且随着中外交流的逐步增多，功夫电影这一传统的华语电影类型也开始迈出走向世界的步伐，如好莱坞大片《黑客帝国》大量借助中国功夫增强表现力，华裔导演李安拍出了《卧虎藏龙》这样奥斯卡获奖武侠片，还出现了大量借用中国元素的动画片《功夫熊猫》等。这个多元化的新时代对于长期潜藏在功夫片惯用主题中的民族认同话语而言，也存在着更多的变数。其一是个人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对民族主义叙事方式的挑战。叶问系列是近年来最成功的对传统功夫电影的演绎。但不同于以往的功夫电影，在剧情安排上，导演叶伟信对两部叶问电影都采用了两段式的结构：第一部分主要是叶问的居家生活和他与其他中国武师之间的较量，第二部分才是叶问与东洋西洋对手间的搏杀。而且，甄子丹所诠释的叶问是个谦和、护家、爱老婆的传统中国男子形象，武术仅仅作为他早年的兴趣爱好（第一部）和中年养家糊口的工具（第二部）而存在，并不是有意识作为一种实现正义目的的工具（在陈真和黄飞鸿处均是如此）而存在的。而叶问之所以会出手挑战东西方拳师，在第一部中，一半是不忍朋友被杀，一半是日本人的强逼下；在第二部中，也是出于对同道中人被活活打死的义愤，还有对中国武术被侮辱的不平。这里虽然重新引入了被徐克淡化掉的“东亚病夫”概念，但银幕英雄反抗的原因却更加个人化了，与李小龙主动的、明显与所受伤害不对称的民族主义复仇不同，叶问的反抗更加被动，也更加有限度，而且其战斗目标也不是实现民族整体而更多的是主角个体的正义。还有个值得一提的细节：《叶问2》的后半段在描述洪震南与叶问先后同西洋拳王进行“龙卷风”搏斗时，本来是非常传统的复仇式民族主义叙事方式，但导演却背离“惯例”的剧情发展，在结尾处安排了一段叶问的讲话，居然把这一传统的、复仇式的、黄种对白种的反“东亚病夫”式的胜利，扭转为呼吁种族平等、相互尊重与理解的西式人权宣言 ，并得到了英籍观众的鼓掌欢呼，使之前渲染起来的民族情绪消失殆尽。这种剧情处理所体现出的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暧昧态度，折射出日前在香港社会，后殖民主义的怀旧情感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思潮。 这种个人主义的和后殖民主义的表达方式，是传统功夫电影叙事逻辑在当前时代发展的最新形态，也对传统的民族认同话语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其二是全球化背景下与西方的再遭遇和文化误读的挑战。如前所述，《黑客帝国》、《卧虎藏龙》和《功夫熊猫》是这些年来融入了中国功夫元素后取得成功的3部典型的好莱坞电影。除《卧虎藏龙》外，其余两部均在华语文化圈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卧虎藏龙》的票房在北美地区却是一路高歌。探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黑客帝国》和《功夫熊猫》两部影片仅仅是借用了中国功夫的元素作为一种推进剧情的“道具”，但剧情讲述的依然是纯粹美式的超级英雄科幻片和励志卡通片，这种西方内核与东方外表的简单拼合，在让中国观众在享受西方大片的时候找到了熟悉事物的同时，也让西方观众发现了能满足他们对“东方”想象的“异国情调的（exotic）”之物，其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但对于《卧虎藏龙》这部由华裔导演李安执导的作品而言，由于李安致力于还原一个外观上尽可能真实的清代社会（事实上他这一点做得确实比国内大多数导演要好），并用最武侠的动作演绎这个武侠故事（袁和平的武术指导），但却在剧本上选用了一个西化的角度去诠释夫妻、师徒、父子这几对中国传统伦理关系 。西方观众可能会简单地走进这个充满了“东方”式想象的武侠世界，但对于华语文化圈的观众而言，被完美的武侠外表所引入的却是一场纯粹西式的文化命题讨论，就容易产生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就难免会感到困惑和诉诸排斥。功夫电影的好莱坞化所反映出来的功夫元素“零碎化”和功夫内涵被替换的现象，正是西方对东方文化误读的结果，也是最原初意义上的“东方主义”特点。当功夫电影中的民族认同话语正面遭遇强势的好莱坞电影对其解构和重构的挑战时应如何做出应变，也是需要深省的。总而言之，以洋人对华人身体侮辱为标靶的功夫电影中的传统民族主义叙事，在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中不断发生演变，到了21世纪初，更是遭到了内部个人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话语，和外部西方主义话语的再次挑战。同之前的民族主义叙事形态的变化一样，现在的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中人们认同观念的变化。功夫电影中民族主义这一主题是会继续发展、被重构还是逐渐消失，还要看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华人民族认同变化的趋势。参考资料：I. 专著：1.［英］里昂?汉特：《功夫偶像：从李小龙到〈卧虎藏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2.蹇河沿：《中国电影观念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II. 论文1.杨瑞松：《想像民族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载于《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3期2.蔡振丰：《中国近代武士道理念的检讨》，载于《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10年12月3.谭畅：《百年霍元甲的真实与影像》，载于《小康》，2010年12期4.吴匀：《通俗叙事与喻象符号——〈黄飞鸿〉电影中“国家形象”的考察》，载于《当代电影》，2009年第1期5.列孚：《徐克“黄飞鸿”系列研究》，载于《当代电影》，1997年3月6.唐宏峰：《叶问2：民族激情的被观看与被化解》，载于《中国报道》，2010年第6期7.符鹏：《香港功夫电影中的民族主义书写——以电影〈叶问〉系列为例》，载于《艺术评论》，2010年第7期8.华静：《文化差异、文化误读与误读的创造性价值——兼析动画片〈花木兰〉与〈功夫熊猫〉的中美文化差异与误读现象》，载于《兰州学刊》，2010年第1期9.傅睿纯：《一次继承与变革的武侠片试验——评〈卧虎藏龙〉》，载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III.影片：1.《精武门》，罗维，香港，19722.《黄飞鸿》，徐克，香港，19913.《黄飞鸿：男儿当自强》，徐克，香港，19924.《黄飞鸿：狮王争霸》，徐克，香港，19935.《叶问》，叶伟信，香港，20086.《叶问2》，叶伟信，香港，20107.《黑客帝国》，安迪?沃卓斯基/拉里?沃卓斯基，美国，19998.《卧虎藏龙》，李安，香港/台湾/美国，20009.《功夫熊猫》，马克?奥斯本/约翰?斯蒂文森，美国，2008

第二季一声枪响地结束了，又是一年的等待，eve中枪倒地之后，情节要怎么发展呢？真是令人浮想联翩。

等待新一季KE播出前，又把经典的第一季翻出来看了遍。姬动之余，决定来写一些自己对剧情的理解。

本篇影评里，关于eve和villanelle两位主角的人物情感，心理状态，我不再多做分析，因为已经被各路影评剖析得丝丝入扣了。倒是没看见有几篇讨论剧情的影评，着实有点失落。难道大家都被两位女主的姬情所吸引了，剧情什么的不重要？这明明是一部被打上“剧情”标签的剧集呀，更何况第一季的情节乍看有点乱，但实际上缜密而有趣，前后呼应，各种铺垫，剧本可以称得上精彩了。

虽然影评里好些人觉得剧情牵强，漏洞太多。兄弟，你是没看第二季，那才是真的槽多无口。

限于篇幅原因，在莫斯科发生的剧情解析放在了另外两篇：

莫斯科篇剧情解析（上）/聊聊影子里的C姨与康叔2/多图预警

莫斯科篇剧情解析（下）/聊聊影子里的C姨与康叔3/多图预警

看这部片子前，习惯性的查了一下评论，大家一致的好评，说这部片子的导演多牛多牛，这部片子获得了多少多少奖项，里面既包含了整治隐喻，又充满了后现代气息，还充满满了魔幻与现实，平民与总统的整治关系等等。

可惜，我欣赏水平所限，没有看出这么高深的东西。只不过，抱着崇拜的心情看完后，感觉片子让我们看到了一些新鲜的东西，这就还是不错的。

第一，片子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情。片子东在嘴里赛东西，到葬礼时跳的舞蹈，放的音乐，还是有他们的一些独特仪式，看起来还是别具新鲜感的。

第二、片子的杀戮部分还是有些跌宕起伏的。一开始感觉又是一种强者屠杀村民的围猎游戏，后来慢慢的看到完全不是这样，你就是鬼子进村，装备再好，我们也能消灭你。

第三，多少还是获得了一点思考。就是看到博物干馆的时候，知道了这个小村庄的历史，知道了他们除了一些别样的风俗，生活还是很安逸，也是现代社会的乡村缩影。但是，一个民族骨子流淌的血液时不会被消磨得，他们虽然看似与世无争，但是压迫不要太猛，不然他们依然是他们，一个不屈得民族。

女主要被日本鬼子轮奸，男主被迫用日本人塞给的枪打死女主。cnmd ，这种日本人糟蹋中国女人的戏，干嘛拍了一遍又遍，这也是艺术欣赏吗？写的那个细致啊，知道当年日本人坏就行了，干嘛一遍又一遍全国人民共同欣赏这让人难以忍受的一幕？沙壁编导，怎么不滚球死去！草，还必得140个字，编导挨骂没够？

薇塔莉娜经过漫长的等待，总算盼到一张从非洲维德角到里斯本的机票，然而迎接她的并非丈夫允诺的美好未来，而是天人永隔的哀伤，以及迷雾般的身后事。两人上次见面已经是多年前，期间渺无音讯，谣言说丈夫卷入了肮脏阴暗的利益纠纷，却没人知道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伤心的薇塔莉娜寡居在丈夫生前的幽窄小屋中，独自在暗夜的巷弄间徘徊，循着渺茫的线索踽踽前行，在梦回时分熬过那一个个痛苦孤绝的夜晚，探向晦暗未明阴影后的救赎。

特效见仁见智，反正我觉得乱而不精。每个刺客出场时都要加载一段小黑屋动画，导演不会觉得这很酷而不是尬吧？男主的台词不仅不贴那张40岁的老脸，还弱智的不行，跟白无常的小学生斗嘴笑skr人。虽说是架空朝代，但这场景也太日式了，要是敢上线B站指定被冲烂。

还有谷里那个蒸汽机的镜头，导演重复放了有五六遍，李仁港你是多喜欢维多利亚时代啊？四个西域高手也怕不是你塞进去的私货。男女主早晨认识，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含情脉脉的接吻送别，好莱坞大片都不敢这么拍感情戏(笑）。黑无常跟个鬼一样直接超脱出武侠范畴，就这最后还被外国人打得吐血，实在是想吐槽那四个外国高手好像就是在杀刺客时立了功，又突兀又工具人。

1

这部电影本来值四颗星，符合我心目中7.5分电影的标准。

电影的形式挺特别的，纪录片和故事片结合，普通人和演员结合，真实与幻象结合，以及，整体的摄影、音乐、剪辑、节奏都处理得不错，虽说少数几个片段显得没头没尾，有些不明所以，但整体来说，可以说是一部成熟的比较流畅的电影作品。

让这部电影严重减分的地方，是创作者在无意之中流露出的对主人公真丽丽的价值评判。

好像是最后一个镜头（起码是临近尾声），真假丽丽同框，一个在悲痛，一个在刷手机，之后电影就结束了。

这个结尾，让我心里涌起的情感是：失望和愤怒。

因为这个镜头试图传递的信息是：真丽丽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多么淡漠，远不如假丽丽（一个外人）对老人情感深厚。

而这样的观点，充分说明了，导演对真丽丽的处境缺乏共情，对三舅身处的大家庭，缺乏深入的思考。

从影院出来，为了缓解心理不适，我试图理解导演的创作不易，就跟朋友说：“一个人，能拍自己家里的人，家里的事，也很需要勇气吧”。

朋友立刻接话道：“他不需要勇气。在这个家里，他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他为他舅舅付出了很多，你没听他妈妈说吗？姥姥和舅舅的医药费什么的，都是他妈妈出的，你说，他妈妈的钱是哪儿来的呢？他作为这个家里的正面人物，没啥不好说，不好拍的。”

或许，这就是电影拍得很好，却毁在立意不高的原因所在？

2

三舅是个凤凰男。

当年，姥姥举全家之力，供出了家里唯一一个大学生（贫穷，真的是一种心理创伤）。三舅飞出去之后，肩负起反哺整个家庭的重担。为兄弟姐妹和侄子侄女们做了诸多简直不可能做到的事（八九十年代，在体制内调户口、调工作，绝对超出一个保卫科科长的能力范围），然而，这恰好也是他人生的悲剧，或许也正是他的女儿不爱他的原因。

父亲忙着反哺原生家庭，母亲就是女儿的唯一依靠，那么女儿会选择妈妈，再正常不过。她还未成年，她总要活下去不是吗？

至于三舅的哥哥姐姐们所说的，他还健康时，如何疼爱溺爱他的女儿，在我看来，他们也许只看到了表象。因为，这个父亲有句口头禅是：“庆屁”，看到真女儿，他很高兴，口口声声“庆屁”。于是女儿赶快说：“女儿怎么了，不还是你闺女吗”（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很明显，“庆屁”的意思就是：“不过是生了女儿，又不是儿子，庆祝个屁！”。所以，这可能是导致他和妻子离婚的第二个原因——他能如此贬低女儿的价值，意味着他大概率做不到尊重自己的妻子。

3

当导演认为真丽丽“很冷漠”、“很不孝”时，却没有想过，她如何被自己的父亲嫌弃和贬低，以及，三舅生病后追打自己的女儿，让女儿睡觉都不敢脱鞋。

哪怕父亲如此行事是因为生病，那也是很悲哀的事：一是那时女儿还未成年，被父亲追打，会导致身体和心理安全感的损伤——那个原本应该保护她的人，现在变成了会伤害她的人；二是我会忍不住想，这位生病的父亲，会因为生病就打自己的父母，追着打自己的兄弟姐妹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否则他二哥恐怕早就受不了了。我认为，父亲之所以生病后追打自己的女儿，让女儿恐惧得随时要逃命，很可能是因为，他恨这个孩子为何不是男孩——他是城市户口，大学生，他不能生二胎，所以他这辈子都不会有儿子了。

在我看来，被塑造得很冷漠的真丽丽，其实是因为她很少得到父亲的尊重和爱。如果说她有错，恐怕是因为没有人指点她，为了防止别人对她进行道德审判，她应该每年都寄钱回去。

她可以不爱自己的父亲，但不能不尽赡养义务。我们中国人，是有这个孝顺的传统文化的。

4

三舅这个人，真是太苦了。正是因为他的苦，才让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受了苦。

然而，三舅可以不管他的原生家庭吗？不可以。

但或许，他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管，而不是倾尽所有。要在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的基础上去管，而不是被内疚绑架，为了做个孝顺的孩子，就牺牲自己的人生。

生病后，三舅终于可以歇歇了（生病的时间线也很诡异。他似乎是离婚一年之后，突发重病。这让我猜想：离婚，对他一定是个很大的打击）。

三舅的另一个口头禅是：“文武香贵，1245”。这个口头禅里，包含着所有的兄弟姐妹，唯独没有他。那意味着，在他的潜意识里，他自己是不存在的，或者也可以说，他是没有“我”的，他心心念念都是他的兄弟姐妹（不是他的妻子，也不是他的女儿）。

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兄弟姐妹来照顾他，也是应该的。因为他真的为自己的兄弟姐妹付出了所有（这可能也是母亲反复叮嘱他，要求他必须要去做的）。

三舅的苦，是贫穷的苦。

他父母当年的选择，也没有错。

生活里，并没有人犯错。

5

朋友说，最后当他看到三舅一个人在雪地里走路，他觉得如果三舅走着走着，忽然泪流满面，因为他终于想起，他还有个女儿，而他没对这个女儿付出过多少东西，没有好好爱过这个女儿，这个电影，就完美了。

我说，导演或许想不到这一层。他是那个家庭的外甥，是有空了去姥姥家里做客的人。他可能没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去理解姥姥那一家人的苦。还有可能是他太年轻，太富有，太成功，太被家族里的人认可和称道，这让他没有从人的角度来看待身边的亲人。

这可能也是人们写自己的故事比较难的原因，因为容易带着个人主观的想法和情感，去看待自己创作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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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电影作品，另一个可以被忽略的小瑕疵是，演员的情绪状态和三舅家人情绪状态的融合度问题。在电影里，除了假丽丽，其他人在情感上都比较日常。这让我在观影过程中，不得不时常跳出电影的情境，去思考和共情演员刘陆。

能看得出来，刘陆是个认真演戏的好演员。然而她那丰沛的情感，其实是属于电影的，与老百姓现实的日常的家庭，有些格格不入。

当然，也许这恰是导演的创作意图？用假丽丽的多情，来反衬真丽丽的无情？

真的非常好看，是一部非常甜，但又处处暖心的电视剧。这部剧搞笑的地方很多，有人说它是电子布洛芬，确实名副其实。但搞笑之余他们没有忘记遵循现实生活的逻辑，我想这是比搞笑更珍贵的地方。你在这里能看到处于不同阶级的男女主思考问题的角度差异，能看到脾气直白的女主角为了生活不得不低头的转变。这部剧没有把普通人当傻子，有许多时刻我们能看到自己的身影。女主角有点缺爱，所以缺乏安全感，不敢相信男主的爱。好在男主一步步包容，引导，给她温暖。在他们告白的时候男主两次以为结束了可以亲上去了，结果都被女主打断了。曾舜晞把“有钱人”的身份饰演得特别好，他的脸一看就很贵气，是那种有钱人家的孩子。而且陆昭西这个霸总虽然有点小学鸡，但好在知错能改，体贴女友，细心，没有让人很无语。是个好领导，也是个好男朋友和好儿子。这种男人上哪儿找啊！！

还有梁洁也非常美，是那种耐看型的美女。看了这部电视剧之后粉上了梁洁小姐姐，希望点点多拍电视剧，喜欢点点！

还有，点点和曾舜晞之间真的非常有cp感，他们两个看起来很配！还有很喜欢这部剧的原因之一是，男女主吻戏非常多，一直在亲，hhhhh

而且画面塑造也非常好，色彩和构图很棒。有些即使是非常平淡的画面也会搞得很美，很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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