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一个勺子》在2015年台湾金马奖颁奖前夕公映了。这形成了一个自带隐喻的轮回，这事儿要怪就只能怪王学兵。不过塞翁失马，由于不得不对电影中王学兵的镜头进行回避，所以影片有王学兵参与的情节，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是他的后脑勺，还有那个照着陈建斌渐行渐远的汽车倒后镜，这是电影里最有趣的镜头。当然，导演陈建斌肯定不会觉得有趣。

    另一个塞翁失马的地方是，由于影片吊足了观众的胃口，所以我买票的时候发现，居然场场爆满，对于一个文艺片，这绝对是个不小的成就。看来全城的文艺青年倾巢出动了，特征之一就是独自来看电影的人特别多（比如我）。不是说文艺青年都是单身狗，而是说独自看电影的行为意味着观众没把看这部电影当做社交活动。

    了解这部电影和它的台前幕后，我的感受是，无论是戏里戏外陈建斌貌似都在诠释同一个角色：一个勺子。
    
    对陈建斌刮目相看
    
    最早知道陈建斌这个演员源自于一部电视剧，他和朱媛媛主演的《我亲爱的祖国》。这是部主旋律电视剧，讲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批海外学子如何求学以及如何冲破阻挠回国的故事，原型自然就是钱学森那批科学家了。电视剧拍得很正，陈建斌和朱媛媛的表演也有些做作。然后他又接演了《乔家大院》，算是红了。说实话，这两部戏的格调我都不是很欣赏。因为长得太过苦大仇深，所以不能像他的老乡李亚鹏、王学兵那样，走小鲜肉的路线早早走红。当然这是我的印象。

    后来我跟一位很崇拜陈建斌的文艺青年交流，才知道陈建斌走红慢不仅是颜值问题，他的性格也挺成问题，和他的长相一样，比较凝重。简单地讲陈建斌是个对艺术有追求的人，当然你问哪个明星他们都不会说对艺术没追求，但从行为上你能够判断哪些演员更加爱惜羽毛。据说陈建斌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并没有学别人那样当北漂，而是服从分配回到了新疆老家的话剧团。拿着几百块钱的工资，演着乏人问津的戏剧。即便混成这样了，他还能拒绝自己不喜欢的戏。后来陈建斌又返回母校读研，算是又回到了主流圈子里。而出演电视剧，是因为他已经揭不开锅了。

    那位文艺青年崇拜陈建斌，是因为他参演了孟京辉的戏剧。孟京辉在先锋戏剧圈的地位就不必说了。不过对于我这种庸俗的电视剧迷来说，对陈建斌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一位电视剧演员上面，后来那个面无表情的雍正皇帝加深了我的这一认识。而这一看法到去年的金马奖被扭转了。

    在金马奖上，陈建斌不仅凭借《一个勺子》获得了最佳影片和最佳男主角，同时还凭借钮承泽导演的《军中乐园》获得了最佳男配角，可谓大获全胜。因为电影《一个勺子》当时无缘得见，所以我先看了《军中乐园》，他在里面扮演一个驻守金门的国民党军官，和陈意涵扮演的失足妇女阿娇上演了一场虐恋。这次表演极具爆发力，令人刮目相看。
    
    文艺青年本色
    
    在去年的金马奖领奖台上，陈建斌念了一句诗，据说是来自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安德烈·布勒东，据说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的舞台说明书里有这句话。“超现实主义”、“荒诞派”，这些大词儿一出，基本上就把陈建斌的个人喜好和艺术追求给框定住了。

    演而优则导，这是很多演员的追求，不过能导出什么样的电影大不相同。徐峥选择了喜剧，赵薇选择了怀旧，徐静蕾选择了小清新，这都是兼顾商业与个人喜好的选择。因为有商业考量，艺术上的成就有限。当然也不排除能力的问题，所以当徐峥想在《港囧》里表达点个人感受的时候，就让影片变得有些违和。这里面姜文是个例外，他开始拍片的那个时候，电影市场很不景气，导演反而能够不必顾虑票房，尽情地表达自己。展露才华的姜文获得了更大的创作自由度，这让他到如今的市场中也有任性的本钱。这是现在打算做导演的演员所不具备的优势。

    陈建斌的选择拍摄的是一部注定和高票房无缘的文艺片。他的这种选择，在这个连那些大导演都把持不住的商业海洋里显得很珍贵。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对自己毕生所学的东西的一点交代，既然从事了一行，总要留点有意义的作品。有个我很喜欢的作家叫李海鹏，如今是一本时尚杂志的主编，之前是一家著名报纸的记者，而在这两个身份之间，他抛开一切隐居起来创作了一部小说，因为这才是他一定要做的事，和这相比，其他得失不值一提。

    在陈建斌的选择中，我多少能感受到这种需求。而由王学兵吸毒事件给影片上映带来的困境，又给陈建斌的选择增添了一抹悲壮：“发生了很多变化之后，使我思考了很多问题，我觉得如果一件事情，仅仅只给了你正面的影响，也许在你生命中留下的印象没有那么深刻，就是因为后来发生了许多事情，我觉得在大家看来不是很好的事情，很多坎坷，让这部电影对我的意义就变得非常重大，因为我从挫折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了我在成功中学到的东西，我觉得这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我，而是我们剧组的每一个人，都会咀嚼这个痛苦，都会咀嚼这个坎坷，我觉得对我们后边再做一部戏，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一个勺子的故事
    
    恕我偷懒，把官方的剧情简介复制一下：影片讲述了陈建斌饰演的农民拉条子在镇上遇到一个讨饭的傻子（西北方言里称为“勺子”），傻子跟着他回了家。拉条子贴了寻人启事，不久有人认领了傻子。紧接着又有自称傻子的家人陆续出现，说拉条子把傻子卖了。麻烦接踵而至，拉条子自知上当受骗却有口难言。他想不明白，好事怎么就成了坏事？他开始以一位农民最淳朴的办法想自证清白。而为了寻找傻子，他成了另一个到处缠着别人的傻子。

    很难给拉条子这个角色归类。说他老实，他花钱走后门给自己的儿子减刑；说他善良，他受了委屈拿傻子和老婆撒气；说他圆滑世故，他又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最终也没有抛弃傻子；说他愚蠢，他又执着地去思考，想寻求一个答案。可能小说作者胡学文的评价更为准确：“我写的人物多是卑微的，没有社会地位。我觉得，如果他们身上连这种执拗的劲头也没有，那么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便很难生存，执拗是他们在这个世界生存和生活的惟一武器，这正是我欣赏的。” 卑微和执拗，这是拉条子的本色。

    拉条子就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角色。代表体制的女警和村主任对他的遭遇漠不关心，代表社会的大头哥和小卖部老板则无时无刻不想榨取他，而周遭人都视作烫手山芋的傻子，却成了骗子讹诈他的工具。拉条子没爆发，也没顺从，他困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想要一个傻子：“如果傻子是一只羊，倒是可以换钱，现在一头羊贵得让人不敢相信。如果傻子是一条狗，可以吊死吃肉，狗肉大补，有条件的谁不想补？听说吃狗肉须提前一周预订。如果傻子是个女人，也有些许用处，哪个村子没几个光棍鳏夫？如果傻子是一棵枯树，可以劈开烧火。如果傻子是一根绳子，可以拉套。如果傻子是一把扫帚，可以扫院。如果傻子是一个酒瓶，可以当废品卖掉。如果傻子是什么药材，可以治病。如果傻子是一只麻雀，也能给城里人烤了吃。如果傻子是一坨粪，也可以沤肥哩。”

    拉条子纠缠每一个人，试图找到答案，但没有人有答案，他们只能回答“生活就是这样”。对大多数人而言，生活就是这样，适应或者离开，思考为什么是自寻烦恼。甚至人们不相信拉条子真的是在思考哲学问题，他们觉得他别有用心。帕斯卡说，人是有思想芦苇。当拉条子产生疑问的时候，他就有了灵魂。

    悲哀的是，拉条子懂得了思考，却没能力找到答案。找到答案谈何容易，大天才维特根斯坦也痛恨自己只是半个天才（还让不让别人活了），他说他的才能只够他开始思考，却不足以找到答案。就像一个提着灯笼探寻漆黑楼道的人，走到半路灯灭了，四周一片黑暗，让人茫然不知所措。尽管二者的困惑有天壤之别，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伟大如维特根斯坦和卑微如拉条子，都想审视一下这个世界。然而在不打算困惑的人眼里，拉条子就变成了一个不懂事的“勺子”，而在他自己眼里，这世界变得荒诞起来。
    
    电影映照现实
    
    多年来，陈建斌一直尝试着写剧本，然而他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故事题材，直到他偶然在《人民文学》读到了中篇小说《奔跑的月光》。这部小说我看了，严格地讲，只是一部挺优秀的作品，并不出众。但很显然它打动了陈建斌：“我选择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它的结构。就是说，你认为有一个傻子，他跟着你，你想摆脱他，但你就是摆脱不了，我们可以把这个傻子想象成你身上的一部分东西，就是当你到了三四十岁的时候，常会觉得自己身上有些东西真的很傻，这些东西（让你）吃了很多苦头，但是你甩不掉这些东西，因为人要战胜自己是很难的。假设终于有一天你战胜了你自己，甩掉了身上那部分你认为傻的东西，难道这就是好的吗？你终将变成谁，那个人还是不是你？这是第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曾经认为你身上不好的、傻的那一部分，是不是全无价值？还是里面包含了一些价值，只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变成了别人眼中过时的、落伍的东西，别人说来说去之后，你也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你才决定把他扔掉？这些才是我最看重这部小说的原因。”

    回顾陈建斌的演艺生涯，你就能明白他青睐这部小说的原因，他也试图对自己身上与社会格格不入的部分寻找答案。是承认“生活就是这样”，还是质疑“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一个傻子”，最终陈建斌找到了这个载体。都说每一部处女作都是导演对自己过往青春的交代。有的表现得很明显，比如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赵薇的《致青春》。《一个勺子》看上去不那么明显，但正如前面所说，影片的主题是陈建斌想给自己的成长经历找个答案。而细节上，影片对小说最大的改动就是把背景移到了陈建斌更加熟悉的西北，这让他表达起来更加自如。男女主角拉条子和金枝子，就是西北版的“志明与春娇”。而拉条子这个角色，就是陈建斌的自画像，也只有他演绎起来最为得心应手。同样如鱼得水的王学兵也给出了自己最好的表演，但很遗憾，他自己把自己给毁了。
    
    一部悲剧电影
    
    客观地讲，作为一部导演处女作，影片有些用力过猛，缺乏那么一点克制。比如那个开放式的结尾，红色的镜头让人想起姜文的《鬼子来了》。不过陈建斌对于开放式结尾很满意，或者说他也实在没有一个能给电影收官的答案：“当人们需要帮助时候，伸出援手难道不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吗？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对内心中的东西，产生了怀疑。我不能给出答案，我只是一个导演，我只能提出问题。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疑问的时候，我们的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但我也没有答案，谁会有这个答案呢？”

    这部影片最大的价值就是，它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困惑，一种悲哀的东西，这是中国电影里不多的。中国电影多的是苦情，而不是悲剧。学者周濂在探讨中国电影、尤其是冯小刚电影的时候谈到：“中国之所以没有悲剧，是因为站在伦理生活的视域里，所有的屈辱、苦难和不幸要么来自一地鸡毛的伦常纠葛，要么来自晴天霹雳的无常命运，前者的道理说不清楚，后者的道理没处可说，于是乎中国式好人对于‘为什么’的追问最后只能化约为认命。这样一种自我阉割的处理方式导致中国式的‘好人电影’传达的无非是些逆来顺受、小富即安、没事偷着乐的小农理想和劫后余生的幸存者心理。”

    而在陈建斌这部处女作中，我们看到了悲剧的东西在里面，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村上春树说：“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对于文艺创作者来说，选择站在哪一边的前提是有选择权。也就是说当作者既可以站在高墙一边，又可以站到鸡蛋一边的时候，选择鸡蛋才是可贵的。作为成功的演员，陈建斌显然是有这个选择权的，而他仍然选择追寻内心，拍摄一部不迎合、不讨好、颇具黑色意味的文艺片，这就不能不让人想到那个烂大街的词儿——情怀。何况，这部电影完成得很不错。对了，忘了说他在金马奖上念的那句布勒东的诗歌：“我已找到爱你的秘诀，永远作为第一次。我把这句话，送给艺术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