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定要评选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卡珊德拉的预言应当可以拿一个竞选名额。准确，但无人取信，当然也就无从改变命运的走向，同时又反过来确保了预言的不可转移。

在族群割裂越来越严重的当下，好莱坞电影中所隐含的政治寓意也越来越浓厚。不过比起拙劣的圣诞公司之流作品直接觉醒糊脸，不要抬头这部群星荟萃的作品显然要高明很多。而且坦白讲，不管是站左翼还是右翼还是中间派立场上看，它所表达的内核都应当是一致认可的：抬起头来，面对现实。

这也恰恰是当代最大的一个难题：怎么让人去面对现实？

二十年多前骇客帝国上映时，大众普遍还是坚信，如果墨菲斯的选择放在面前，自己一定会跟尼奥一样毫不犹豫吞下红色药丸。但现如今，普遍进入了一个更脆弱更怯懦的时代，对更多的人而言蓝色药丸也许是更佳选择。前不久我刚看了部关于安提凯希拉装置的BBC纪录片，片中最震慑我的并非在公元前一百多年前，希腊人就制造出第一台工艺精妙的计算器。而是按照科学家推算，如果人类文明发展得一帆风顺，本该在设计出这台计算器后三百年内人类就能拥有实现登月的科技。但事实上，我们知道科技的飞跃得等到千年之后，登月更是得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

文明和科技的发展从来不是循序渐进的，而是在往前跳跃一大步后，就开始螺旋回撤。这种螺旋回撤，一半是因为无知一半因为自大。而这两者结合后诞生的长子，叫短视。

科学家凭借客观定律推演预算，可以看到比普通人更远的东西，他们就像传说中的预言师，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突然降临的祸到临头，所有的幸与不幸都是顺着轨道匀速而来的列车。他们是新时代的卡珊德拉，如此远见又如此无力，因为他们看得再远也不具备能动性。

预言是否为真，需要时间的考验，而时间总是最宝贵的。在片中被黑得非常惨的政治家，按照我很尊敬的一位学者的形容，政治家必须短视，因为他们的角色只是救火队员。所谓演化不翻山，如果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他们也就没有了未来。

政治家和科学家正好相反，他们具备充分的行动力但往往非常短视。比如片中第一次发起拦截彗星计划并非出于什么拯救世界的道义，而仅仅是因为总统在中期选举前闹了丑闻，需要一个紧急事件来帮自己助选。尽管通过艺术加工，又到了大家很喜欢的黑政客环节，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任何一个正常的政治家都是被动行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们是消防队员，每天要救的急盈门不绝，精神正常的政客不会去主动放火。如果一个政治决策作出，那么你去观察，它必然有充分的环环相扣的前置触发条件，没有拍大腿横生出的独立事件。而在片中科学家们的行为，等同把一个未来肯定且必然会发生的问题，移到眼前，要求优先处理。在影片中，这是一颗即将撞击地球造成文明毁灭的彗星——这当然是一种比较极端的假设。而在现实中，稍微有点联想能力的人都会联想到气候问题和全球变暖。

全球变暖甚至已经具象到如同悬在天空肉眼可见的彗星一样，我相信就算很多讨厌格雷塔·桑伯格的人也不否认这一点。可现实中，围绕气候问题依然存在诸多纷争。其中有传统能源公司的一己之私，也不可否认有新能源公司的一己之私。在片中，解体彗星使其改变航道，这一点上就算是Bash公司也能认同。在承认现实的前提下，矛盾往往集中在方法。

但这里要注意，是以承认现实作为前提，片中女总统的竞选口号“不要抬头”很典型的反现实。然而很遗憾，在反对现实的道路上，好莱坞和活在空中楼阁里的娱乐明星比每天背负生活重担的普通人走得更远。这也是不要抬头一片所体现的理念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矛盾。

观众在观赏过程中必然要注意的是。片中所举的案例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情况。过去好莱坞灾难片，涉及到世界末日级别的，都是科学家通知白宫灾难即将发生，政府立刻全盘接受并英明神武安排应对策略，而普罗大众虽然在得到灾难即将发生的消息后只是简单粗暴地陷入动乱。

一次全球疫情，显然给了编剧们更多的灵感。这里首先得说，我一向认为我们的时代正滑向一个越来越脆弱越来越怯懦的未来。十年前，二十年前，上个世纪我们在电视机上电影院里能看到更多的自由表达，但现在一切的味道都变了。越来越觉醒越来越自我阉割的影视业在这股名为“进步”实则可能背道而驰的浪潮中成为反面典型，而好莱坞正是其中的排头兵。谨小慎微，生怕踩雷，一小撮精神脆弱一无所长却非常渴望关注度的庸人在推特上抗议，就足以掀起取消文化的浪潮。为了表达自己的进步，好莱坞和它的明星们冲锋陷阵，扮演着怯懦的迁就者和鼓励者。

为什么严肃话题总会在这个时代被改造成段子？为什么主持人在听到人类即将在六个月后遭遇灭顶之灾后还能嘻嘻哈哈开玩笑？这背后不是愚蠢，是怯懦，一种终极的怯懦，怯懦面对现实，怯懦引发公众反感。片中男女主角第一次上电视节目揭露灾难，女主角因为承受不住压力对着直播摄像头歇斯底里大喊“我们都要死了！”，却因此变成了表情包，而且一致收获了节目组人员的恶评，认为她令人讨厌，下次节目不能再找她了。

终极的怯懦不但是害怕听到坏消息，而且会迁怒传播坏消息的人，自身也不敢传递坏消息，因为深知跟自己一样的人有很多很多，其他怯懦者会迁怒自己。

但就像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时评人的推特置顶所言：Facts Don’t Care About Your Feelings。

不要抬头，抬头上表达的最直观的东西就是：正视现实。低下头装作彗星不存在，规避它，无视它，都不会让你逃脱被灾难碾成齑粉的后果。

除了短视和怯懦以外，导致民众对灭顶危机的罔顾，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信息的爆炸。无效信息，虚假信息的泛滥，终极警报和垃圾广告彩页混作了一团。

我们身处于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过去人们总以为无知是因为讯息的缺失，而今却发现信息的爆炸比缺失更可怕。信息缺失是在沙漠里找水，而信息爆炸是在麻里寻针，沙漠里的水虽少，但绿洲总是显眼的，在无效信息和扭曲虚假信息中寻着真实讯息可比这难多了。资讯的输出便利使我们的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充斥着别人想要你看到消息。

二十年前我还敢跟人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现在已经没这个底气。尤其年轻一代人，成长于信息孤岛化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习惯于只吃喂到嘴里的资讯。既不具备寻找的能力，也不具备分辨的能力，在允许的范围内独立思考，在主流意识引导下有序叛逆。比起亲眼看到的事实，基本的逻辑推理，更乐意直接吞咽精心加工后被精美包装过的“propaganda”。而这才是真正的，心甘情愿的不要抬头。

话说回来，这部作品在其精致的制作底下，蕴含的影射和暗示，却又是需要观众自主甄别的。不是商店买鞋，码数对了套上脚就好。

首先片中所举的案例是非常极端的，彗星撞地球这是必然发生的而且可以推算发生时间的事件。但它所影射的事不是。这里就存在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情况。正因为紧急情况需要全力以赴，在人类历史上有太多以紧急之名，将大权集于一身的先例。事实上，片中的女总统也作了这种事，通过全球官宣灾难即将发生揽大权于一身，使得全世界除了亚洲三国自行主导的救世方案外，没有了PLAN B。而在该片所影射的一个真实现实“疫情”上头，政府的跨权越界行为层出不穷，在欧美大量的所谓反疫苗人士，都是公开的疫苗接种者。人们反对的是对个人自由选择权的剥夺。

事件紧急的严重程度直接决定解决方案的执行方式和力度，不可把世界末日模式到处生搬硬套。

另一点，片中狂黑了一把唯利是图的科技大鳄，这点基本方向上没黑错。近几年来，西海岸的科技巨头们已经充分向我们展示了它们所谓的“道德操守”。BASH公司影射的肯定不单是一家科技巨鳄，但我想观影时肯定很多人会从BASH老板联想到自主研发SPACE X的马斯克。因为毕竟马斯克是这么多IT大佬中，对开发宇宙最有兴趣的一个。事实上，尽管Space X和NASA在机构性质上完全不同，两者早有紧密合作。而Space X正因为其非公特性，在开发尖端技术上比政府控制的机构更灵活更先锋。

科学家不会说100%，但拿着全球人民的身家性命开玩笑这种事，就算平民百姓无发言权，普通一个有点规模的公司都有风控，堂堂一个国家，而且不止一个国家，是所有发达国家的联合体，却任由BASH一个公司赌大小，未免儿戏了点。不过电影艺术有点dramatic总是必要的。观众可不能当真了。

至于金发女总统和她子凭亲贵的儿子是在影射谁，我不好说。也许在剧本创作时，情境远不似如今急转直下。尴尬到时过境迁，别人联想到的可能不是前总统而变成了爱笑的现副总统……过时的政治代入不可取。

还是让我们抬起头来，面对现实。

扑面而来的真实感，茶壶里升腾的热气、埋在花生篮里的斧头，陈欢泰面貌也是一幅苦力像。

镜头语言也十分简练，感情戏少却恰到好处。

电影实际讲述不识一字的苦力，在民国的上海滩，怎样出头。

马永贞不愿去榨苦哈哈的油水，那就只能去抢别人的地盘。

这就是乱世，把好人坏人都逼上梁山。一般人只配去小客栈过苦日子，坏人也不得善终。

马永贞做事无关正义，也没什么家国情怀，只是不想做苦哈哈，这又有什么错呢？

姜大卫演的谭四极有说服力，上海滩每天都有人起来，谭四却只有一个。

现在看的民国剧，永远是十里洋场、大佬西装革履，抽不完的雪茄，看不完的戏。

在6套看的，剪的真利索，刚上青莲阁，画面一转就结尾了。

你是否有许多故事需要我们去翻阅，回忆总要有些色彩，开头引用一些历史资料，再现从1941年到1945年香港所处的大的历史背景，黑白色彩更增添一些故事感，代入感。它先将我们引入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中，色彩由黑白逐渐转化为彩色，这里的故事也逐渐开始。 风吹散，秋蝉现，一个你勇敢 叶冲的出场带一些朦胧感，一步一步的逆光走来，身姿挺拔，目光沉稳。还没有接到任务的叶冲仿佛有些孤傲，又带着一些不屑一顾的韵味。 “说好的三点半，你怎么又迟到了”一番平常的寒暄，此时的叶冲多了一些放松和坦然，站在自己面前的是安全的檀香，不仅仅是自己的上级，还是一个知道自己身份的人，有他在身后多了一些依靠，有他在这里就不是孤立无援之境。手中的纸飞机又把玩了许久，终于纸飞机从叶冲的指尖飞去，带着梦和未知从高处悠悠地飘落在前方的迷雾中。这一段叶冲留给我们的大多是背影，第二次倾听香岛沦陷的消息，秋蝉微微侧头，双手插在衣兜里，此时的叶冲肃然挺立或在思考或在沉思。一个秋蝉勇敢，临危受命，明明是白天叶冲独自在天台折纸飞机，镜头缺显得那么阴暗，纸飞机的特写无疑是一种暗示。叶冲的命运何尝不是在手中放飞的纸飞机，有着锋利的尖端，可以借着风的方向肆意飘荡在这动乱凡世里,可以如浮萍般隐藏在暗处，可如杨絮般席卷而来，但，却见不得风霜，遇水则化，遇火则是粉身碎骨。还未预见，一个你孤单叶冲得知鱼鹰牺牲的消息时镜头是很缓慢的，从进门到停止只有几步，每一步他都像是走在刀尖上，不敢相信却又不得不相信眼前的是还未碰面的战友，唯一一个知道自己身份的鱼鹰，他不敢多一丝表情，无法表示悲痛又无法表示憎恨，因为秋蝉还需要隐忍，他不敢眨一下眼睛，因为像是怕错过鱼鹰留给秋蝉的为革命大无畏的信息。这种抒情缓慢的镜头最善表达情感，它将叶冲的复杂境地更客观地表现出来，鱼鹰牺牲了，孤立无援是叶冲必须要面对的境地。接来下得到每一步都要精心谋算，走进去是深不可测的万丈深渊，走出来是不见光亮的迷雾棋局。任务在身，身不能转，眼不能看，思念不能叹。一曲觅知音，心在两端。 喝酒时的叶冲在想什么，被宫本，佐藤可以支出来是他稍微停顿了一下，不做思考就负手下楼。他既没有四处观看，只是走到吧台直接了当要了一杯威士忌 ，烈酒滑过身心，难消今日的疲惫，难消未来的怅惘。而此时池城正坐在钢琴旁边，演奏的是大多年轻人难以接受的曲子，叶冲被琴音吸引了，他走过去，先是用手指轻轻试探，发现对方并未拒绝。四手联弹赢得全场的赞同，叶冲在这个时候是放松的，他微微一笑，之前的种种在这一刻都抛之脑后，放松这一刻，才能好好地规划下一步. 琴音落下，叶冲庆幸能在此时觅知音，但是总要事与愿违。这时镜头特写推进他们即将要握上的手，日本士兵进来暴露了叶冲的身份，池城一句“叶少佐”，叶冲迅速的把手抽回，抽回的那一瞬间隔阂和误解也就随之而来，叶冲急忙解释“其实我是一名中国人”，他那苦涩的微笑，微弱的解释，在香岛的土地上，在中国人面前“我是中国人”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显得那么可笑和羞耻。叶冲和池城，知音难寻，心在两端。逆光补影，悲欢见成长工藤掌握了重要情报，秋蝉明天下午一点将会在成衣店与鱼鹰汇合。叶冲在房间里坐思难安，他该怎么办.假的秋蝉的出现无疑是震惊到叶冲的，所以他不能在看到战友在自己面前离去，他要提醒他，他要救赎。又是一个特写镜头，叶冲借助阳光利用手表镜面的折射，一束光恍在假的秋蝉的脸上，一束光打在叶冲的脸上。这种缝隙里探知真相，互相预测，互相确认。隔着门帘的叶冲目光似箭，黑白分明，一半是黑暗，一半是救赎.假的秋蝉负伤而逃，叶冲带领人马前去追捕，他刻意支开其他日军，执意要带眼前的人走。但是，没想到刚刚相认，为了保全秋蝉，眼前的人牺牲了。人的死，如鸿毛，蝼蚁之力，或如泰山，悲壮又惨烈。一向沉稳的叶冲慌乱了，又一次目睹战友的离去，这一次偏偏是为了保全自己，倒在了自己的枪下，手上沾染战友的鲜血。 秋蝉要怎么办，叶冲要怎么办.周围的刚好是围墙，这些围墙也很有趣，战友的鲜血洒在墙上，鲜红的让人憎恨，铁马冰河终要逆勇奋战，逆流而上。 光打在你脸上，把悲伤隐藏，“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此番情深义重，难思量自难忘。剪月光补肝胆，照遗憾.檀香的牺牲，叶冲不在，但是镜头好像会说话。檀香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四周皆是敌人，家国山河，那些信仰历历在目，檀香把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蒙太奇的运用重现檀香的入党宣言，是那样的豪情壮志，是那样的至此不渝。使命在身，鱼死网破就算是以性命相拼，也绝不留给敌人留一点信息。檀香悲壮的牺牲了。 好像是设置好了的转场，镜头又在这一刻放缓了，佐藤从后方出来，日本士兵对着檀香低头，背景音乐亦是沉重的，沉重到让人无法忽视，热泪盈眶。这样好像是一种默许，我们钦佩檀香的这一壮举，不禁又折服于共产主义不屈的理想信念。这一幕在脑海里久久不能散去，心情无法平复。有点庆幸，叶冲不在这里。又很遗憾叶冲不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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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好的电影总是能引发人的无限遐想，或者瞎想，这无关紧要，2016年捷克的这部《女教师》让我想起了当年教我化学的班主任，原来当初她对我所做的一切，搁现在说，也算是软暴力了。先不说我个人，说影片，要想更好地了解这部影片，必须先说一下故事发生的背景，故事发生在1983年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距离捷克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已经过去了23年，而再过6年，它即将成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再过10年，即1993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将和平地分离，成为两个独立主权的国家。我喜欢的作家之一米兰.昆德拉同学，就出生在捷克的布尔诺市，他的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生活在别处》已经被小资们翻烂了。

1989年11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一场反共产党统治的民主化革命，史称天鹅绒革命，这场革命促进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与和平转移政权，说它是天鹅绒革命，是因为这场革命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而是像天鹅绒般平滑与柔软。影片中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之前，据说有人物原型。场景是一所普通的小学校，新来了一位女老师达马丽，第一节课，她挨个点名，点到名字的同学需要站起来，同时大声报出自己父母的职业。注意，这部影片里有多处精彩的小细节，这个“大声”可以算是一个，这是一个只有成年人才能洞悉其中奥妙的行为，既可以理解为老师对学生及其家庭的正当了解，也可以有其它的理解。苏珊娜.莫拉利饰演的达马丽把这一人物的心理演绎的让人生畏，假如你不知道剧情——我一向主张看电影前先当一个白痴，什么影评都不要看不要听，只有这样，你才能不受影响地得到客观的第一观感，你会看到一个干练的女教师的形象，看上去一身正气，既严肃又不失亲切。一直到影片结束，苏珊娜都没有把这个人物演绎成一个简单的黑色或白色，假如要在她的身上赋予一些政治色彩的话，也不是单一的色彩。女教师达马丽的丈夫死了，她惟一的姐姐是苏联的高官，这一信息在影片中被传递过多次，她对那些帮助过她和正在帮助她的家长说：“一个人太难了，所有的一切都要自己干”，所以，会有家长为她跑腿，为她修理电器，为她买棒骨，学生们则在课后来帮她做家务，为她擦玻璃，清洗地毯。某个转学的新同学的家长曾在达马丽的家里不止一次地遇到过来帮忙的家长或同学，一切看上去都那么自然，施与者和受与者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他们礼貌而有涵养，达马丽老师会在适当的时候低声告诉帮助过她的人：“复习一下第十六课第三题。”而没有按要求帮助她的学生，比如自杀未遂的喜爱体操的丹卡，达马丽会一次次在课堂上当众打压她，说她不是学习的材料，她的语言听上去也无可厚非：“有些人擅长其它技艺，例如体操，但运动总有输赢，怪不得他人......你不是读书的料，运动才是你的长处，有一天你可能会成为世界冠军，但你的学业成绩是班上最后一名。”这话听上去冠冕堂皇，有奖有贬，孩子们只关注到“最后一名”，他们开始嘲笑丹卡是“笨蛋”，打饭时让她排最后，因为打饭要按学习排名排队。

影片的结尾不知道是否照搬真实发生的场景，看起来导演也很纠结，他不愿意把人性想得太恶，有些事情到底是制度的问题，还是人性的问题，很难说得清，然而1992年，天鹅绒革命之后，达马丽老师还是上任了，依旧是那条熟悉的碎花裙，高跟鞋，挨个点名，大声报出家长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