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因为寻找而显现的隐匿。寻找和隐匿都是流亡，是一个镜子折射出的两面，是共同体必经的分离。你的缺席证明着我的在场，我的在场失落着你的缺席。有一条绝望胶着的线，暗示着那希望，那希望渺茫，但确是——那希望，那渺茫。交替着不可弯折的进程，从碑石到攀升的魂灵，让我在彼岸的近旁，承担起那死亡。

沉默。我们念出诗句，为召唤更大的沉默。大部分时候，嘈杂。我吐出和听见嘈杂，我的嘴巴失去嘴巴，我的耳朵失去耳朵。“有时候，为了听到雨声背后的音乐，一个人不得不沉默。”沉默是远行之人所有，他走得够远、够久，学习那喑哑，才回过头茫茫地对望，盲盲地失焦，这是沉痛中锻造出的德行，也亦是，贴合。远行之人的面容消散，才能负载那沉默的力量，末端的忧郁，如倾注的雨，水潭里跳动的残影。

边界。边界制造并承受那距离，人们只有悬浮的脚掌，抛向水流的信物，水平与垂直，像划上一个十字。因这不可能的爱抚，因这不可更改的美，因这不可休止的踟蹰。“纯洁去去爱，就是接受距离，就是酷爱自身和人们所爱之物之间的距离。”（薇依）“这是使我出离自身、完全失控的经验，这是一种分离，却同时也是唯一可以打开我、把我引向共通体的一种分离。”（布朗肖）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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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片讲述了清朝末年的香港，在上、中、西环有“镇三环”之称的帮办暗中勾结西环恶霸区（念：ou，同欧）心虎，西环治安一时乌烟瘴气。警官马如龙奉命接管西环后，迅速将勾心虎拘捕人狱，招来“镇三环”的怨恨。彼时内地革命风云翻涌，革命党人来港宣传，并计划营救被捕同志。为将革命党人一网打尽，清廷派遣密使联络镇三环，马如龙结识白影红、莹莹、珊珊等革命党人也被卷入斗争漩涡。而一群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海盗正在伺机向马如龙报仇。

我军太弱智，三六九要炸铁道，结果碰上巡逻三个公安，这几率太低了怎么会碰上呢？导演编剧都弱智吗？更可乐的是我方三个公安用手榴弹还击，铁轨上能用手榴弹吗？我方是不是弱智呢？这只是弱智导演编剧的冰山一角。另外王守成的盲人母亲来促成冬子和玉娥的婚事一段，亲生母亲即使几年不见自己的儿子，也能识别自己的儿子。她们用的家具被褥穿着都与那个年代不符

狼少女与黑王子，乍一听，是一个不能再玛丽苏的名字。在脑海里会自动配上一幅小学初中看的校园小说的花花绿绿的封面图。而且故事的一开头，也是老土地不能再老土，狗血不能再狗血得老梗——女主绘里香要求男主佐田假扮她的男朋友，最后弄假成真。

虽说如此，我并不排斥，并且怀着少女心看了下去，一路激动和感动。

绘里香也并不是那么完美的女主，而且一开始就带着令人不快的虚伪。努力地想融入别人，说不想说得话，看别人的眼色行事。这样的人，没有个性吧？很懦弱吧？说了一连串的谎言，胆战心惊地生活。其实谁不想多交朋友，谁愿意在学校被孤立？她迫切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她去实现自己目标的方法我不能认同。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绘里香的人物塑造因此更显出了一份真实——毕竟再耀眼的女主角也不可能毫无缺点啊。因为有缺陷，所以她才能遇到佐田后一步步成长起来。

佐田在外表上集合了所有男主的优点，但意料之中，也不是骑着白马的王子。因为是日漫，所以在佐田露出真面目后让绘里香学狗叫的时候，我邪恶了......好吧，事实上，佐田也是因为家庭原因心理有阴影，才会这么恶劣。不敢轻易付出感情，不相信别人，佐田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了绘里香喜欢他得心。

绘里香按照约定，要做佐田的“宠物”。她说那是地狱般的生活。一开始不情愿地被使唤，到后来因为喜欢而心甘情愿地卑微。“努力喜欢到最后”，简单的七个字对于被喜欢的人来说是多么大的震撼和安慰。

挺喜欢看这种八九十年代国产的电影，这片子讲的是一个驾校培训班的故事，1个教练5个学员都是社会人，身上有好有坏。那年代开车可是一门稀罕技能，也没有商业驾校，只能报班参加半军事化的公安交警培训。一个人学费要2400元，那年代人均月薪100-200就不错了，差不多相当于拿一年半的收入去考驾照。教练会明着要拜师费等好处，送烟送茶送钱一切都要。里面买烟的时候差的那一档叫哈德门，好的那一档叫红塔山，这两个名字都巨有年代感，红塔山在当时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华，那是很有牌面的人才抽得起。当时学车真的不糊弄，为了过科目3，每个学员每天外出驾驶20公里，5人就要开100公里，现在哪还有这么实诚的。中午的时候教练会把车开到相好的饭店吃饭，吃很贵的一顿饭，然后拿回扣。当初坐长途汽车都是这个套路，算是司机很重要的一笔收入。你在车上吃面包也不行，所有人都会被强制赶下来吃饭。电影里还有社区大爷大妈气功治病的桥段，90年代气功风靡全国，电视上全是大师发功治病的节目。后来气功发展成宗教，出了一件震惊全球的大事，气功就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了。电影里面有人做了好人好事，被报纸曝光了，还要开表彰大会，模范在台上给会场底下的群众发表感言，这事现在也不多见了。

总之当时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有一少部分人刚开始有钱，虽然吃好玩好，但在精神层面其实还和屌丝区别不大，里面有一个大款，就是典型的当时的暴发户。不像现在，财富分层很多年了，穷人富人之间的差距比人跟猴子的差距还大。

电影里面经常是喝完酒就去开车，还吹嘘自己酒量好，开车稳。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酒驾好像是2005年才正式入刑，全国禁止，在以前是没人管的。电影的主角牛振华就是2004年酒驾死的…

cliclibaba变，变来变去的历史

七十年代前期，对台湾当局来说是一段风雨飘摇的岁月。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其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美国承诺和台湾当局“断交、废约、撤军”。以这两件事为契机，新中国迎来了又一个建交高潮。仓皇之下，蒋经国做出了重用“台籍菁英”的决定，而这项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就是李登辉。《八百壮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马的，拍摄过程中得到了蒋经国的大力支持，其要借助“八百壮士”的“英雄史诗”提振民心士气，并强调“正统”的动机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影片的高潮是壮士们在四行仓库楼顶上护卫“G旗”的场面枪林弹雨中，国军士兵死不旋踵，用血肉之躯搭成一座人肉金字塔，阻挡日军射向“G旗”的子弹，苏州河对岸的民众举着小“G旗”高呼“中华MGXX!”，这两个场面以对切镜头的方式交替呈现，配以慷慨激昂的音乐，将观众的情绪推向高潮。不出所料，《八百壮士》对淞沪会战中的国军做了无以复加的美化。影片前半段展示的是淞沪会战的一个侧面。透过丁善玺的镜头，我们看到88师师长孙元良指挥若定，颇有大将风度，国军士兵则个个以一当十，勇冠三军，到最后不得不“转进”南京时，仍然从容不迫，谋定后动。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还以为国军在这里打了一个大胜仗呢!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淞沪会战由于蒋介石的战略错误和拙劣指挥而失败，甚至到了败局无法挽回的时候，蒋仍出于面子考虑不肯安排有序后撤，结果出现了大溃退。抗战期间曾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当时身在南京的李宗仁将军回忆了淞沪溃退的惨象前方此时已溃不成军，各军仓皇后撤，加以敌军日夜轰炸，人马践踏，秩序大乱。大军数十万竟越过钢筋水泥所建的苏嘉国防线阵地而不能停足。阵地上虽有坚固的堡垒，退兵因一时找不到钥匙，不得其门而入，竟一一放弃，溃退之惨，一言难尽。敌人跟踪追击，不出数周，便自东、西两面进迫京畿，将南京合围。李宗仁认为，淞沪会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蒋介石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在蒋先生想来，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欧美人在此投下大量资金，如在上海和敌人全力血战一番，不特可以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或武装干涉。蒋介石的这一错误，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买办ZF"代理人，完全没有依靠自身力量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一切寄希望于英美拯救的心理。《八百壮士》相当真实地展现了这一心理，这是影片的明显优点。在《八百壮士》中，孙元良命令谢晋元留下来“打游击”的时候，向他强调这是因为“国联调查团”已经到了上海，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士气”。谢晋元对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毫无信心，认为这样一支几百人的小部队必然会被日军消灭，不如在紧邻英租界的四行仓库死守数日，“给国联调查团看看”，得到孙元良首肯。就这样，《八百壮士》相当真实地向观众呈现了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抗战”的窘境在四行仓库楼顶升起的“G旗”是从英租界送过来的，在苏州河对岸观战助威的上海市民，是在英国“米字旗”的庇护下才敢于打出 “G旗”的；四行仓库之战，本来就是打给“国联调查团”看的，待到谢晋元和“八百壮士”发出了必死誓言之后，因为租界当局感觉继续打下去影响租界安全，于是就要求蒋介石下令停战，而蒋也就乖乖遵命下了停战令。非常有意思，列强希望停战，但并不要求日军停止进攻，仅仅要求国军停止抵抗。以至于“八百壮士”后撤时，还要面对日军的火力封锁。于是，“要你死，你一个也不能活，要你撤，你也一个也不能死”，谢晋元和壮士们含泪尽食前言，“快跑”通过苏州河上的新垃圾桥，撤进英租界……打与不打，打到什么时候，都要看列强的脸色，蒋介石的“抗战”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别扭和窝囊，我们也可以略窥一二了。尽管《八百壮士》意在美化国军，但还是一不小心暴露了国军对战争的粗疏与外行。孙元良和谢晋元既然决定死守四行仓库，居然不事先在仓库内储备足够的粮食弹药和饮用水，结果战斗刚刚进行了两天就断水断粮，难以为继了。“八百壮士”能够继续坚守两天，全靠苏州河对岸英军司令官的怜悯和恩赐，给他们送来几卡车的补给。而英军司令官之所以愿意开恩，又完全是看在青春逼人的女童子军杨慧敏的面子上。就这样，壮士们的生与死，就全系于女童子军的一念芳心了。另外，更不可思议的是，四行仓库之战，从军事上看已经毫无意义，之所以要打就是为了给“国联调查团”看的，但谢晋元居然不事先准备好最有象征意义的“G旗”，到了关键时刻手足无措，只好靠女童子军杨惠敏深夜冒险泅渡苏州河，临时从英租界送来一面“G旗”，成就了她本人的一段“美女英雄”神话。后来，扮演杨惠敏的林青霞在她的《窗里窗外》一书中写到，半个世纪后她在上海，蓦然回首看见四行仓库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不由得一阵锥心之痛，泪眼迷离。看来，林青霞也是入戏太深，早已换了人间，她还是心有不甘！《八百壮士》无意中让我们看到另一个真相，即在蒋介石片面抗战路线影响下，国民党的抗战组织动员工作极其糟糕，正在与日军作战的国军极其孤立。上海是蒋介石发家的地方，也是他的政治基础江浙财团的大本营，是国民政府统治最稳固的区域。但就在这样一座城市里，在四行仓库里孤军奋战的“八百壮士”，居然没有得到任何有组织的支持。如前所述，“八百壮士”得到的一点可怜补给，全靠女童子军杨惠敏的“面子”，还有一个提供帮助的是上海黑道大佬杜月笙，至于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国民政府的基层机构，连影子也没有。这个应该是真没有，否则的话“主旋律教父”丁善玺一定会不吝渲染的。在《八百壮士》中，愿意并且能够对国军进行支持的，都是地主、资本家。杨惠敏的父亲应是当地土豪，他来拖杨惠敏回家被拒绝，反而被杨惠敏的热情感动，于是随手捐出了二十袋白米;杨惠敏在童子军中的好朋友，为她仗义执言的张艾嘉，父亲则是上海一家面包厂的老板。穷人的孩子如正在上海街头流浪的三毛，备不起童子军的漂亮制服，所以也失去了“爱国”的资格。三十年代，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因此中国必须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才能战而胜之，但蒋介石只会在庐山空谈“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却决不肯让出丝毫利益，也不肯做扎实的组织工作，当然也就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这是国军动不动就变成“孤军”的根本原因，而孤军是不可能战胜日寇的。《八百壮士》作为国民党的“主旋律”片，浮夸之处也比比皆是。扮演杨惠敏好友的张艾嘉歇斯底里地哭吼杨父，壮士护旗时身中数弹仍然屹立不倒，以及三次被送走又三次在关键时刻回来并慷慨陈词的谢晋元夫人等，都令人忍俊不禁，屡屡出戏。为了追求“壮烈”的效果，丁善玺不惜违反军事常识：让几位壮士身上绑满手榴弹从楼上跳下，正落在日军坦克上，与坦克同归于尽。这种作战方式令人费解，因为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直接将集束手榴弹从楼上抛下可以更有效地摧毁坦克，绑在身上反而影响作战效能。不过，我个人觉得最精彩的桥段，还是在接到撤退命令之后，谢晋元对杨副团长那段突如其来的大段自我剖白。由于这段剖白，影片前一个多小时塑造的那个英勇果敢，舍生忘死的英雄形象，顷刻之间土崩瓦解，谢晋元变身为一个失意迷茫的潦倒中年。他坚持和九名重伤员一起留下(这也是国军异于其他军队奇怪传统，撤退时不是先救伤员，而是让伤员断后)掩护撤退，与其说是要尽忠报国，不如说像是要寻求自我解脱。也许，这是1975年在那个人心惶惶的孤岛上，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自我认同危机的真实心理折射?《八百壮士》是台湾“四大抗战片”(其他三部是《英烈千秋》、《梅花》和《笕桥英烈传》)之一，和其他台湾“抗战片”一样，也缺乏一个胜利的结局。国军抗战影片的结局都是悲凉的、怅然的，这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这是国军抗战历史无法更改的“刚性结构”所决定的。丁善玺努力想给《八百壮士》加装一个“光明的尾巴”，安排跑过新垃圾桥的谢晋元骑上一匹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战马，带着士气高昂，盔甲鲜明的队伍奔向远方，并对回首对谢夫人说，此行要“去南京，去全国的任何地方，为牺牲在上海的弟兄报仇！”从最好的意义理解，这可以说是一种善意的谎言吧!影片没有告诉观众，虽然《八百壮士》把租界英军塑造得慷慨友善(这也折射出蒋经国仍希望西方垂怜的隐秘心理)，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八百壮士”撤进英租界后，即被英军缴械并被限制自由。随后，他们做为“难民”被送至公共租界西部意大利防区的胶州路进行隔离，被关进了名副其实的孤军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并俘获了这些已经失去武器的士兵。他们分别被遣送至杭州、孝陵卫及光华门(南京)做苦役，还有一部分被拘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另外36名壮士被押至新几内亚作苦工。影片也没有告诉观众，英勇无畏的谢团长也没有朝前走。1941年4月24日凌晨，谢晋元被堕落成汉奸的郝鼎诚等四名士兵(他们曾在四行仓库与谢晋元并肩作战)刺杀身亡。“八百壮士”由壮士而“难民”，由难民而“俘虏”的奇幻经历，客观上宣告了蒋介石依赖英美抗战路线的破产。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自中国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爆发。1月23日武汉封城，战疫正式成为公识，4月8日，武汉解封。直至现今，新冠病毒仍在其他国家、地区肆虐，新冠肺炎仍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6月1日，竹内亮协同制作团队前往武汉开始为期十天的拍摄，拍摄前导演在中国知名社交平台微博对主人公及其故事进行了公开征募和筛选，该片即是他对身在武汉的十位主人公的“造访”与“观察”的“纪录”。

“纪录片的生命在于透过生活触及人的心灵，纪录片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对生活环境的关注，进而扩展到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注。”关于疫情的记忆属于每个人类个体，直接、碎片式的纪录往往是无意识而片面的，其载体更多是简短的文字和视频，而对于这场全球性危机的反思或许才刚刚开始，选择怎样的形式，又该如何从浩如烟海的个人故事中筛选出有力“证据”，从而有机还原疫情的“真相”？共同的痛苦是否能够唤起普遍意义的理解？对于这个超出人类理解的庞然大物——新冠疫情这个历史性的大灾难，我们应该跨越文化的隔阂去达成共识和进行再认识。

“我高中的时候，想做电影导演。后来改变了，想做新闻记者，因为喜欢国际新闻。后来还是想拍电影，也想做记者，结合记者和电影的特点之后，是纪录片。”竹内亮的身份和职业背景具有复杂性，来自日本的中国“女婿”竹内亮选择纪录长片的影像式表达，他“造访”受世界瞩目的疫情起始点——武汉，与武汉的风物和人群“约见”、会谈和“偶遇”，无疑是讨巧、安全和具有一定说服力的。导演“担心辜负武汉”，试图保持立场的中立，亲身实地考察武汉的现状，想要借由武汉形象破除“外国人”的“误解”，通过“直接”“真实”的视觉媒介和其中承载的“温情”“感人”故事打破人类认知的隔阂。

法兰克福学派华特本雅明认为“主张把历史投入现在时，必须要能救赎过去”，面对疫情，人类具有前所未有的结合成抗疫共同体的潜能，以往新闻媒体对于武汉疫情的记录往往是过于集体主义或惊悚危机式的，竹内亮选择探访暴风雨后光线重新照亮的森林中心武汉，借用温情清新的日本画风弥补以往政治话语和个人话语之间的割裂，作为一个外国人他试图去展示和理解中国集体主义式的牺牲精神的伟大之处。对于疫情，作为一个人类个体，竹内亮也许想要出于良心交上一份属于自己的答卷，作为一个导演，他则出于人性关怀想追寻一个所谓的真相和答案，也许这个答案仍是主观的，但仍有其价值，而我们每个人的答卷正是影像试图召唤的东西。

1.跨国女婿的“真实纪录”——以真实为名的他者视角

“我觉得真实的故事，比电影有意思。电影是自己写出来的，相比自己写出来的，真实的故事更让我感动。”竹内亮一开始就诉诸记录片的真实性，并使用长片的形式尽量规避短视频的片面，尽管内心充满对于武汉之旅的不安和害怕，他仍要前往武汉实地探求现实是否和“外国人”所言一样恐怖。虽然影片的对象人物已经固定为十个应募者，但是进入武汉的过程和结果是“未知”的，影像、采访也多有偶然性表达。

“武汉的人知道我们是外地人，是来武汉拍摄，传达给外界的人。他们特别高兴。好多外国人，包括日本人，对武汉还有偏见。”竹内亮作为日本人身份提供了他者的视角，影像因而自带陌生化效果，但是他同时又是一个熟练掌握中文的中国女婿，兼顾他者眼光的同时，本质上他的文化背景又恰与中国同源。摄像头实时记录导演的踪迹，面对摄像头他也不时表达自己对于现实的“惊叹”，原来高铁的乘坐如此便利、核酸检测的布置如此有序、防护服下如此炎热，人们的故事真实可感，这加强了真实感。“外国人”及其报道是影片预设的“敌人”，虽则寻求中立，但导演一开始就抱着与以武汉为代表的中国人作为共同体的预设，武汉曾遭遇国际舆论的种种敌视，他站在所谓“真相”的一侧，一开始就选择了代表武汉人们讲故事，影像的编织也无一例外诉诸对假想敌人的“误解”的温柔“批判”，这是不可避免的。

2.时空的流动：他者的流动勾连起主人公经验

竹内亮作为导演、“采访者”和最重要的“演员”，还多次以后期旁白的形式对镜头前的事件加以阐释，兼顾了影片导演、新闻记者、表演者等多重身份，还打破了第四堵墙，直接与观众、主人公对话，本片具有浓重的个人气息，更像一个竹内亮贯穿全片、多人参与且具有新闻质感的VLOG。竹内亮亲身考察武汉，以一个旅行者的身份“漫游”武汉，开始了十天的“奇遇”，时间的自然流动之下，他在武汉这个空间不断移动，发掘武汉是个人物的故事，采用开放的态度还原武汉人民的生活现状，甚至直接“体验”了一把“武汉病人”的生活，生病的痛苦、对病情的怀疑与不安、病房的漫长“等待”，这也直接与庄园外公因为医疗资源的不足而去世的悲伤和绝望相呼应。

竹内亮在公共社交平台发布了招募微博并对故事进行了筛选，共收到百余武汉人的报名，展示“十个家庭，十个故事，一座城”，虽然是漫游和偶遇，但是导演选取的主人公极具代表性，疫情发源地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开日式居酒屋的老板，艺术店面倒闭的女店主，曾参与抗疫治疗、乐观爱跳舞的医院护士，亲人因为疫情去世、感染和隔离的医院前台，倒闭直接参与雷神山医院建造的工人，用无人机记录下疫情期间武汉影像的英语老师，因为疫情久别的未婚夫妇……武汉个体因为新冠病毒而被迫卷入一场难言的灾难，其中的生死存亡令人唏嘘，而幸存之后的心境更难以言喻，死亡、失业、破产都是最为直接震撼人心的伤痛，而生者依旧面临疫情的阴影，被隔离108天、核酸检测41次的庄园姨母仍旧被周围的人“隔离”而害怕接近，李杰虽参与了雷神山建设的实践却仍难前往其他地区工作，龚胜男为代表的医护人员虽见惯生老病死但提到死去的病人仍难以释怀……但武汉人民的“光着膀子”、阳台种菜、长江冬泳、热爱美食、幽默调侃的那种溢出屏幕的生命热情，因为苦难的深重而更令人动容慨叹，就是一样一个个平凡的个体，“底层”的群众以自己的牺牲和痛苦，成就了伟大。

3.视觉符号化的展演——武汉风物与疫情景观

首先值得一提是，影片的感动人心之处在于人物故事，也少不了视听语言的助力，本片多处使用了音乐来渲染情绪，影像在自然之外，也不乏“人工”的参与，这种参与在空镜头的拍摄和后期剪辑上尤为明显，十个故事之外是对武汉、疫情的符号化展演，从而塑造了疫情后武汉的典型形象。

影片一开始就是中国交通工具的展示，人们秩序井然戴着口罩乘坐着高速运转的高铁，赖韵与导演见面的第一句就是“我已经做过核酸检测了”，首先表达对疫情的重视，进入店面需要扫码、人们聚餐应当亮出健康码，华南海鲜市场早已被封附近无人烟，庄园姨母的41次核酸检测都记录在手机中且都是免费的，生产符合国际标准的医疗口罩和防护服的公司的现状，阳台上的菜场、倒闭的艺术店铺，忙碌的医院、医院之外的抗疫海报、无疫情村和抗疫奖杯等等，组成了疫情期间壮观的现实，这也是疫情期间每个中国城市的缩影。

武汉“神经”的天气，长江和长江大桥、疫情过后的名胜黄鹤楼、冷清的户部巷，武汉人牵挂的便宜又美味的热干面、无处不在的早餐和夜间“小龙虾”局，武汉地铁与共享单车，武汉人民的歌唱、武汉人的娱乐活动如打麻将和冬泳，通过衣食住行展示了武汉人民的生活状态，也描摹了武汉这座城市的文化特色，手作艺术品的安雨擎，激情演唱具有文化自信的熊怡珺，慷慨大方的安雨擎，嘴上说着为了挣钱实则体现了牺牲奉献精神的雷神山的工人，偶遇的司机、大爷的日常对话还展示了武汉人民的“热辣”和坦率，这些都不露声色提升了影像的幽默性，也展示了人情之下“武汉”这个城市的特色，镜头下的城市有声有色，本片堪称武汉旅游的宣传片。

4.最后

《好久不见，武汉》在微博对纪录片素材进行了征召和筛选，在国内外各大互联网平台播放，收获不俗的反响，还被外交部点赞表扬，掀起热议。竹内亮以他者的视角介入，以自身游历勾连起十个主人公的经验，通过对人物命运的关怀展示他们的精神面貌，并通过音乐、剪辑和真实故事感动人心，与此同时真实感的塑造一定程度上还在于导演对于主题准确把握，即展示武汉风物与疫情景观，从而在视觉上建立威信。

对于这场全球性危机的反思或许才刚刚开始，选择怎样的形式从而有机还原疫情的“真相”？共同的痛苦是否能够唤起普遍意义的理解？对于这个超出人类理解的历史性的大灾难，我们应该跨越文化的隔阂去达成共识和再认识？竹内亮提交了自己的答卷。他试图前往事件发生地漫游采访，观察武汉的现实生活，用真实影像说话，消弭隔阂，用共同的灾难体验打破文化之间的壁垒，一定程度上达成了自身的目的。

虽以乐观为名，内部确仍一场灾难的心酸，比之灾难，人类面临更隐含、不可预料而深刻的伤害，人之一世就是在痛苦中寻觅着幸福，而疫情之灾放大了种种沉浮辛酸中的情感。导演虽然未能做到尽善尽美，但仍富有理解异质文化和他者经验的善意和勇气，而这仅仅只是一个人的答卷，我们也应该各自去寻找自己的答案，无论是关于疫情还是关于真实。

引语来自竹内亮对本片豆瓣影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