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革命者》是一部关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的个人传记片。然而,导演却使用了一种悬疑片中常见的非线性叙事法。倘若观众对李大钊的生平并不了解,那么在时间线紊乱的环境下很容易头晕目眩。尤其电影仅有120分钟,历史跨度却从1916年一直延续到1927年,长达12年。想要利用几百个镜头全面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李大钊,谈何容易。
好在,出演守常先生的是近些年口碑爆表的张颂文。他也的确不辱使命,不但演活了李大钊,也凭借一己之力撑起了这部电影。他为我们诠释了一个温柔却又蕴含着无穷力量的李大钊:善良,同情底层人民,坚决捍卫他们的权利,带领他们反抗剥削和压迫。恍惚之中,你会发现张颂文已经化身成为李大钊,在那些不疾不徐的演讲中,镌刻着一种永恒的信仰。这就是一个好演员,对一部电影近乎质变的提升。如果说这样的李大钊还不是一个百分百的理想主义者,那还有谁是?
张颂文演得好,电影的结构也足够精巧。双线叙事中,一条线为李大钊生命中最后20多天的“倒计时”。然而,这条线采用的却是近乎顺序的方式。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条“死刑线”。与之相对的,还有一条非线性叙事的“回忆线”。这条线才真正将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段祺瑞政府镇压学生等事件和李大钊同孙中山、毛泽东、陈独秀等人之间的故事抖了出来,让我们见识到一个书本之外的李大钊形象。
因为篇幅有限,很多幕后故事在电影中来不及交代。比如李大钊从日本归国,仅仅用了一幅画面。然而事实上,他正是在早稻田大学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后,才逐渐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李大钊不但积极参与留日学生的抗议活动,也促使他做出从早稻田肄业归国的决定。电影中提到1916年冬天他从《晨钟报》辞职,和他的恩人汤化龙分道扬镳。汤化龙是一位立宪派政治家,也是李大钊的伯乐。除了赞助李大钊留学日本外,他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李大钊早期的一些思想和政治立场。
由于两人政治理念上的分歧逐渐加剧,李大钊最终离开了汤化龙。这便意味着,他将一个人独自扛起大旗,探寻一条救国救民之路。这是李大钊人生旅途中迈出的关键一步,这才有了后来去上海结识陈独秀,一起创办《新青年》的故事。也才有了电影里十月革命爆发后,一名郁郁不得志的白俄维克托在上海枪杀报童阿晨的罪恶行径。在目睹了李大钊联合群众游行示威要求严惩凶手的英勇后,年轻的张学良亦深受震撼,也为他后来试图说法张作霖释放李大钊圆了场。
1926年3月的天津大沽口事件发生后,日本联合8国公使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了包括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在内的种种无理要求,引发了中国人民的抗议活动。影片中李大钊发出的那番“我也怕死”的言论,正是发生在这一出戏中。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段祺瑞执政府下令开枪,打死打伤了2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年轻的学生,这便是被称为“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的“三一八惨案”。正是这件事让李大钊成为“刺头”,尤其成为奉系军阀的眼中钉。
在这次惨案中,一名年仅22岁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不幸惨死于军警枪下。参加完她的追悼会后,鲁迅先生愤而提笔,写下名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篇文章大家都耳熟能详,还被收录至中学语文课本。是的,《纪念刘和珍君》中的女学生刘和珍,亦是这次大屠杀中的死难者一员。
说完这些幕后故事,我们再来看看电影中一处历史细节的还原。当然,这有几分残酷。我要说的正是那台从意大利进口的绞刑架,我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览大厅里看到过它,如果记忆没有偏差,电影里几乎做到了百分百的完美还原。电影拍摄了绞刑架的安装过程,笨重的钢架被一一抬上去,旁边还贴着几张英文说明书,仿佛组装的是一件宜家买来的大型家具……1919年,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下令废除斩首的行刑方式,这标志着中国刑罚领域发展的一种进步。
但在执行绞刑时,因刽子手经验不足,李大钊被绞了三次,脖颈上留下了三道深深的血痕……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奉系军阀在这台绞刑架上动了手脚,以求最大限度地折磨李大钊。但无论张颂文饰演的李大钊多么甘愿为信仰殉难,历史仍然记录下真实的李大钊就义前那一瞬间: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北京《晨报》,1927年4月29日)
或许,任何文艺作品所能带给一个普通观众的震撼,都比不上这19个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