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电影节静安寺百美汇影城，当时去上海看电影节专门报的场次，没想到这个电影一直拖拉到现在都没有上映，所以我修改一下之前看完电影的评论，重新梳理一下。故事背景放在承认同性婚姻且腐国文化很繁盛的英国，虽然剧本努力做了细腻的感情戏，但是为了商业元素，还是让有中法混血血统的台湾女生（张榕容饰，她本来也是中法混血）插科打诨成为了闺蜜并且找到了真正的男女之间的爱情，虽然是套路，但是为了顺利上映，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且为了调节电影叙事的气氛，不免俗地还是会加入很多同性相处时尴尬的笑点，导演和编剧都说自己是直男，我是基本相信的，因为到底很多笑料还是基于主流的“同性荒诞”为出发点设置的，只是相对没有很多的人身攻击罢了，而且笑点设置并不像前些年流行的郑恺式院线嘴皮式的性戏剧设置笑点那么低俗，这剧本细节这块儿也算是用心了。不管怎么说，还是希望电影能顺利上映，至少“同性”的点是故事的一个主线，而不是一个王小贱式的极其符号且不认同式的男闺蜜了。

这几天在看电视剧《生活万岁》，虽然没有特别惦记着追，但也是差不多每天看。看了一半了吧，总体来说是个温暖的剧，里面的人物都是善良的人，兄弟姐妹没有因为跟谁有血缘没血缘厚此薄彼，更没有互相算计争房产什么的。邻里之间也互相有爱，没有嫉妒或者嘲笑什么的。同事们也都挺好，很念旧情，没有勾心斗角幸灾乐祸什么的，连两个女人同时爱上一个男人，都没有使绊子挑拨，还能真诚地祝福成为好朋友，真是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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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猛导演的第二部长片《过昭关》将一段中国乡村的夏日纪事娓娓道来，在宁静致远的影像中蕴含着耐人寻味的情趣。它先后在第2届平遥国际电影展(2018)和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019)上载誉而归，并得到了众多影评人的一致好评。影片采用了移步换景的公路片类型，在视听的呈现上也别具一格，由此生发出意味深长的内蕴。

一、公路类型和人生观

世界电影史上，公路电影是新德国电影代表人物维姆·维德斯的首创。在这种独特的电影样式中，“主人公的生活基本上都是在驾车旅行中度过的，通过无休无止的旅行，领略沿途的城乡景色和风土人情，记述旅途中的遭遇和见闻，使观众充分感受到社会生活的种种情调和氛围。”①

作为类型电影的公路片，往往以“在路上”作为结构线索，包含交通工具、汽车旅馆、同路人等基本构成要素，在表现“寻找”这一母题的同时，又经常涉及自由、平等、家庭等诉求。②在《过昭关》里，77岁的老人李福长带着孙子李翊宁去探望老友韩玉堂，开启了“一路向西”的旅途。③他们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人物，李福长祖孙与这些人的相遇，构成了影片作为公路电影的基本类型叙事。

李福长先后以言语劝慰了投资被骗、流露出轻生倾向的青年，并以实际行动向抛锚在山里的货车司机伸出援手。遇见青年人发生在旅途休憩的河畔，青年人失望地表示“这河里可能就没鱼”，李福长则把装有诱饵的瓶子丢到河里，并说“只要多等一会儿，慢慢会钓到鱼的。”这样一来，老人用瓶子钓鱼，就不仅仅是满足孙子心愿那么简单，而成了一种形象化隐喻。如果说，李福长语重心长的话语意在告诉年轻人：凡是都要向前看，没有过不去的关；那么，这样的情节和道具设置则像在晓喻观众：条条大道通罗马，东边不亮西边亮。小小的“钓鱼瓶”，不仅是李福长人生智慧的外化，也成了导演传达人生观的载体。

实际上，影片对李福长人生观的描绘，虽着墨不多却言近旨远。比如，第一次上路时，为了避让迎面开来的车而把三轮车开进了路边田地，他只摆摆手说“没事没事”；在无私相助交通肇事受害者家属后，他对同行的货车司机说“咱活人不能跟人家死人较劲”。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光风霁月、超然物外的境界。此外，几处细节也颇值得玩味：青年赠予李翊宁的泡泡糖，被后者转赠给了路边孤立无助的小男孩，这明显象征着“爱心传递”；李福长给孙子制作的小风车，则留在了货车倒车镜上，像是一种平和的心态在流转。

从剧作结构的角度来看，第三幕警察的出现阻断了祖孙二人的旅程，并削弱了“老友相见”的情感冲击力度。这看似不合常理的情节，既是类型片的内在规定，也可见导演对主题的用意。公路片通常都围绕“寻找”展开，但寻找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从公路电影的角度分析，“寻找韩玉堂”只是由头和引子，这个过程才是关键。换句话说，它着力刻画的是李福长豁达乐观、与人为善的人生态度。在这个意义上，公路片的类型外壳和人生观的内在言说达到了由内至外的契合。

二、固定机位和生死观

在李福长向钓鱼青年讲述的故事里，大哥服毒，叔叔上吊；搭乘货车司机便车途中，遇到了死于交通事故的人；祖孙旅行途中，哑巴突然离去；影片结尾，韩玉堂病故。李福长在泛黄的合影照片上，用笔圈出一个又一个相继离开的人，这样细腻动人的笔触，使死亡显得触手可及般真切。哑巴的离世与老人儿媳妇的分娩几乎同时进行，台词“阳间添个人，阴间去个鬼”透露着对于生死轮回的质朴思考。

李福长到医院去探望老友，起初居然认错了人。当李福长离开时，也是这个被认错的人充当了他和韩玉堂之间“传话者”的角色。这个人物的设置，固然有其现实逻辑和剧作结构方面的考量。④但更进一步来看，“认错人”的情节和“传话”动作的加入，摈弃了惯常的临终哀叹和生离死别，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喜剧形态的表达。在这里，对死亡的思考已经显而易见。

对生死的态度是影片涉及的另一个命题，相关场景大多都以固定长镜头呈现。比如“埋葬哑巴”一场戏，远景机位静静地记录下三人掘土覆坟的动作，李福长祖孙三人从画外空间进入，摄影机的角度和景别没有任何变化。从表层叙事来看，摄影机在此处只是充当旁观者和记录者的角色；从深层表意来看，机位设置和影像旨趣是相辅相成的——死是所有人的终极归宿，死亡的降临不会为任何人放缓脚步或做出调整。

长镜头的迷人之处就在于还原真实完整的时空，这让观众得以静下心来去体会画面的内部意味，并感悟死亡的无言力量。影片试图传达一种“笑对生命，从容自若”的生死观，这恰如静观默察的机位，淡然地应对着人间百态和世事无常。由此，固定机位和生死观实现了形式与内核的高度统一。

影片结尾，得知老友去世的李福长坐在自家门前，缓缓地点上一支烟，目视前方唱起了《过昭关》。摄影机处在低矮的“坐姿”高度，以正面平拍注视着饱经风霜的老人。固定机位、打破第四堵墙和飘雪的前景汇聚在一起，迸发出强烈的情感力量。固定机位提供了仔细观察的可能性，打破第四堵墙使主人公和观众产生了直接交流，雪花飞舞则营造出纯净空灵的氛围。亲近的人接连逝去，老人唱到：“我好比哀哀长空雁，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我好比鱼儿吞了针线，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 一切关于生的探求或死的思索，都在这一唱三叹中被看淡了。

三、间离效果和历史观

纵观全片来看，“过昭关”其实不仅是对人生的形象写照，也是对历史的感慨万千。李福长两次提到“过昭关”，第一次是和孙子谈及《过昭关》的由来，讲自己当年被打成右派，走投无路，心境类似“伍子胥过昭关”。第二次是夜宿养蜂人处，两人谈起父辈因为受饿、挨批斗致死，李福长感慨道：“咱这一辈子，也就跟过昭关是一样的，过罢昭关又过潼关，过罢潼关还有山海关、嘉峪关，关关难过也得过……”

有趣的是，配合着李福长的讲述，影片中穿插了两段极具风格的“搬演”。在向孙子解释“过昭关”时，画面上出现身着戏曲行头的人在表演“伍子胥过昭关”；他向钓鱼青年讲故事时，画面同样是有年代感的场景和人物。在这两个段落中，尽管布景、服装、化妆都尽力还原真实，但人物表演却并不是完全生活化的，而是带有某种程式化的假定和夸张；李福长的人声时而作为故事讲述者的旁白，时而作为故事主人公的对白，人物表演的口型和他的声音相照应，产生了一种“双簧”的喜剧效果。因此，这两个段落就不是简单的声画分立结构的闪回，而有了“听声音想画面”式的间离效果。

电影里运用间离效果的要义在于，以理性效果代替感性的体验，阻止观众完全入戏，令观众保持自我情绪和独立思考，进而展开一系列的分析和思辨活动。⑤以这样的形式，导演把这两个段落指向了更为深远的历史背景，即“反右派斗争”和“十年浩劫”。这些历史事件都给中国劳苦大众带来了深重灾难，但和伍子胥过昭关以后的惨烈复仇不同，李福长并未心怀怨恨或长吁短叹，他只把这些当作人生必须过的“昭关”。在李福长的认知里，“历史”只是“人生”在不同阶段的同义词。所以，他千里迢迢去探望病重老友韩玉堂，看似源于对劳改农场时期深厚情谊的难忘与怀恋，但劳改农场充其量只是背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才是真正的动力。

为了凸显“过昭关”的意涵，导演有意使用了“零配乐”——除老人清唱《过昭关》以外，全片没有任何音乐。电影中的音乐通常可以起到渲染气氛、塑造人物、辅助叙事、深化主题等作用，音乐是实现电影整体艺术效果不可少的一部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尝试，已经给影片提出了一个高难度挑战，因为这实际上是对间离效果的彰显。但另一方面，这样的“减法”，又是对《过昭关》唱段的对比甚至强化，使观众在有限的旋律中去体会深意。

因此，“人生就像过昭关”和《芙蓉镇》里的“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以及《活着》里的“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有所不同，这是大风大浪的亲历者在饱经沧桑之后悟出的真谛。从李福长的年龄推算，他应该经历过从解放战争到当下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大事。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其实是过来人的心境。经历的多了，看得多了，也就不想说了，这是那一代人的历史观。⑥

结语

除了在人生观、生死观、历史观等方面的内涵以外，《过昭关》质朴动人的表演、真实的自然音响、贯穿全片的方言，以及藏牙齿、泡泡糖、小风车等细节都很引人入胜。尽管也存在主题过于直白等问题，但整体来看，它确实为中国的公路类型、乡村影像以及儿童题材电影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这样一部纯真至善而又妙趣横生的影片，应该被更多人关注。

注释：

①黄文达主编：《外国电影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

②参见王志兵：《公路电影的发展与深度解读》，四川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10页。

③李福长位于河南省东部的周口市，韩玉堂则在河南省西部的三门峡市。

④参见霍猛、叶航、阳宗原：《在路上”的历史印记——<过昭关>导演霍猛访谈》，《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⑤参见陈俊：《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的影视应用》，《电影文学》，2011年第3期。

⑥导演承认，哑巴养蜂人的角色是意指失语的人。参见霍猛、叶航、阳宗原：《在路上”的历史印记——<过昭关>导演霍猛访谈》，《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2019年我就看过《毛驴上树》，但当时网大正处在野蛮生长、多数作品粗制滥造的阶段，根本没想过会有人去拍一部主旋律扶贫网络电影，但看到海报有琅琊榜的夏江，还是点了进去。或许是期待较低的缘故，看完片之后反而觉得观感不错，内容精良。而今年看到毛驴上树2、海报上有郭达大头，也是觉得非常用心了。作为95后，从小就是看郭达小品、曹颖的《乌龙闯情关》长大的。很多年没有看到过两位的影视作品，再次看到，可以说是有种莫名的熟悉感。其实故事无非还是讲扶贫那回事，麻辣书记曹颖如何降服三头“驴”，帮助村民，总的来说中规中矩。但郭达的演技实在是太牛逼了！！！完全就是一位被小品耽误的艺术家好吗。尤其是曹颖问他二爷去哪了，他说“二爷卖掉了”那一段，实在是太戳人了。我也养的有狗狗，完全能够体会这种人和宠物相互陪伴的感觉。如果我的柴犬被人骂被人打，或是丢了，我也铁定哭的要死。好的内容、好的演员、还有演技精良的驴哈哈哈哈！总体来说，个人认为还是很值得推荐的。为郭达大爷点赞啊！

影片风格很是隽永，女主运气不错，遇见很多善心人：舅舅一家，丈夫，情同姐妹的侍女，包容的儿子……她能一次次直面风雨，自身性格也是比较强大的，印象很深的是那个少爷是周华健扮演的哈哈。此片难能可贵的是体现了女性对爱欲的渴望，过分纯情化女性反而会让我不适，电影版比电视剧好太多了。桂花巷是女主出生的地方，女主的命运应该也是桂花巷出生的人挣到的改名了

目前看到第六集。

人物角色没有很喜欢，松本润讲的冷笑话get不到，文乃全程疲惫的苦瓜脸影响观感，卖萌的香川叔虽然可爱，但是别人在询问时争着插话就很烦（。

完全以推理剧的角度去看，但发现我这个打开方式可能不太对。认真看下来其实推理线很弱，逻辑经不起推敲。剧里被推翻的案件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很实质性的证据，多是疑点，按理说疑点利益归于被告，没有确凿证据应该无法定罪才是（不过这部剧本身就是想揭露检方和法官的黑暗面吧 ，不较真了。

但还是想记录一下不太严谨的一些剧情bug。

EP1

通过电话录音中有节奏的喷泉声音推导出下属做的是伪证——8点多打出的那通电话是在室外喷泉附近用手机打的，而不是在公司通过座机打的电话。但实际上这一点在前期确认通话记录的时候应该就能发现疑点了吧，手机和座机的号码不一致，从而识破下属的口供，而并不需要用到消音匹配声纹之类的这么复杂的方式。

EP5

为证明金发小哥山崎的不在场证据——案发当天晚上8点不在车站附近，而是在烤肉店和同事聚餐，找到了烤肉店老板的目击证词和等位时客人写下自己姓名的名册，名册显示山崎是20：03进的店。但审判长以烤肉店老板记忆偏差（连一周前的客人都不能百分百记住，更不用提两个月前光顾的客人）以及山崎这个姓氏并不罕见（名册上并非写的全名）为由不接受此项不在场证明。对于烤肉店老板记忆力这项证据的确可能出现偏差，但对于签了山崎姓氏的名册上这项证据，完全可以用字迹匹配的方式验证证明的真伪，推翻审判长的质疑。

EP6

尾崎雄太被捕的理由——警方通过调取附近监控，拍到在案发时间12点-13点穿着茶色夹克的尾崎雄太曾经去往被害人事务所的必经路段，以及在案发现场发现两年前的雄太盗窃案中一直未找到的价值百万手表。最终案件的真相是尾崎雄太被冤枉，真正凶手是寿司店老板。而一开始寿司店老板的证词是13点28分才去的被害人事务所，但实际上11点前寿司店老板就去找被害人了。这里的bug在于，警方调取附近监控时，难道没看到11点前寿司店老板就路过了吗（与证词不符）。

剩下三集应该会看完（其实有点想弃了），如果想到bug再来补充吧。欢迎讨论。